佛郎機人是如何認知大明帝國的？

摘要：在全球史視野看來，儘管中華帝國參與了全球化過程，但全球化的歷史卻是由西方世界開創並撰寫，是由葡萄牙等西人領導的。畢竟，全球化並非純粹經濟領域的變化，更是思想與知識的變化，是對狹隘的我族中心主義的超越和以全球為視域的現代文明的創生。

文/鄧文初（史學博士）

“我族中心主義”似乎是歷史相對主義的最好辯護，大明帝國對待周邊國家的那種輕視與鄙夷、對待遙遠而陌生之西人的妖魔化與恐懼，在這種“我族中心主義”話語裡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然而，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從當時的佛郎機人（葡萄牙人）看中國，這種“我族中心主義”或許會呈現不同的意味。

東西接觸之初的十六世紀，中文文獻中很少有關於葡萄牙人的觀察與敘述，但葡萄牙人卻留下了十分豐富的關於中國歷史與文明的記載，不僅有個人的遊歷、見聞，也有各種商業檔案、書信，外交情報與報告，更有為數不少的學術性專著。其中完稿於1580年代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中國遊記》剛出版即被譯成西班牙語、法語、荷蘭語等多種文字，其影響甚至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相當；出版於16世紀中期的巴洛斯巨著《亞洲十卷書》中對於中國的敘述至今被學界奉為經典，在西方世界產生過重大影響。中文世界對這些文獻的介紹與翻譯近年來漸漸增多，我輩後學得以略窺門徑。手邊正好有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等編輯出版的《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何高濟先生翻譯的《十六世紀葡萄牙文學中的中國》、《東方志》等書，收錄譯介的都是16世紀葡萄牙人對中國的觀察與敘述。通過這些文字，我們或許可以領略那時的葡萄牙人是如何觀察、認知與想象他們眼中的“異域”——大明帝國——以及由此開創的歷史新篇章。

Suma Oriental（葡文版，中譯為《東方志》）

“想象”中華帝國的方式

多默·皮列士是葡萄牙國王派遣出使中國的的第一個使臣，最後客死中國（一說死在廣州監獄內，一說死在流放地）。他在赴東方的航程中，通過採訪馬六甲等地與中國有過接觸的商人與殖民地官員，在記載自己從紅海到中國旅程的《東方志》（1512-1515在馬六甲撰寫）一書中，對中國有較詳細的記述。在第四部中，他說，這些東方人將中國的土地和人民描述得偉大、富庶、美麗和壯觀，但他多少有些懷疑，在敘述中甚至不忘加上一句近乎挖苦的話：“但若這些話是用來談我們的葡萄牙，那比談中國更容易令人信以為真”。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我族中心主義”口吻，這種口吻，在《東方志》這本書中毫無遮掩。比如，他竟然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中國人害怕馬來人和爪哇人，因此禁止他們進入中國，“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敗二十艘中國船”；還有，他發現中國百姓是軟弱的，這種軟弱可能給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敢說，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中國置於“我們”的統治之下，“常在那裡的重要人物聲稱，印度政府用10艘攻佔馬六甲的船，能夠沿海岸攻佔全中國”，那就完全可以肯定，“我們”一艘400噸的船，“就能消滅廣州，而這種消滅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損失。”這樣的“自大”如果讓大明帝國的官員們聽到，真不知會引發怎樣的國際衝突。不過，就算是這種近乎盲目的自大，他也沒忘記加上一句：“不要抹殺任何國家的光榮，看來中國肯定是一個重要、良好並且十分富有的國家。”

作為葡萄牙國王的正式使節，當然少不了宣揚母國的偉光以壯自己的聲威，但他並沒有因此就妖魔化中國，在此後對中國的敘述中，雖然還是通過間接途徑獲取的情報，但無論是就中國的飲食、女人、國王以及覲見國王的方式、國王的產生等的敘述，都顯得客觀而詳實。其對中國防止西人進入國境之事予以特別關注，當然與其使臣身份有關，但也並沒有因為這種文化不同而有任何“汙名化”或“妖魔化”的地方。他說，任何中國人，如無廣州官員的許可，不能去暹羅、爪哇、馬六甲、巴昔等地及更遠的地方，為獲得出境和返回的簽證，他得花費很大的氣力，以至於不堪忍受，最後甚至無法成行。若有外國人到中國的土地上，除非有國王的許可，否則不得離開，為獲得這份許可簽證，富人會變得一無所有；任何船艦如越過大明官員劃定的停泊區域，其財貨就會被國王沒收，人員則會因此喪命等等，這些記載即使是在現在讀來，也經得起嚴格的史料檢驗，雖然，皮列士在寫下這些文字時內心裡或許深懷偏見。

在信奉基督的西方人看來，非基督信仰都是“異教”，宗教領域顯然是這些西人最為敏感的地方，幾乎每一部涉及東方世界的著作都會重點關注這個方面，然而其字裡行間卻很少流露出我族中心主義（正統）之類的偏見。他們有時也會問中國是否有魔鬼這樣的問題，但這本是天主教世界自我認知的基本內容，並不涉及歧視輕蔑之類。曾到過東方的杜阿特·巴波薩在其《中國簡述》（1512-1515年）中，轉述從摩爾人和異教徒口中得知的中國消息，說中國是一個異教國家，其國王崇拜偶像，經常住在內地，有許多大而好的城市，外國人不能從陸上進入，只能在海上做生意。卡斯特涅達的《葡萄牙人發現和征服印度史》刊刻於1551年。卡斯特涅達於1528年達到印度，在印度生活多年，但沒有到過中國，其對中國的描述也是以傳聞為主，所以，他用“據說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這樣的文字開頭描述中國。

他首先羅列了中國的各種物產，然後敘述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說異教與基督教相似，人們禮拜一個神，把它看作是世界的創造者。在這些早期抵達東方世界的葡萄牙人看來，儘管中國人信奉異教，但異教卻被認為與他們自己的信仰一樣，並無所謂的文化隔閡。他們甚至認為中國人是與他們一樣的白人（當時的中國人在馬來人看來是與洋人一樣的白人，親自接觸過中國人的西人也將中國人認作白人，黃種的概念是很晚才出現的）。說中國婦女體態十分漂亮，男女都是小眼睛。也談到他們關注的瓷器，說這裡生產大量的瓷器，對各個地區而言都是好商品，瓷器是用海螺、蛋清和蛋殼及其他物質製作，把它們揉成團，在地下埋藏一個時期，然後做成多種形狀的器皿，有粗有細，上釉並繪上圖畫，這樣加工時就會更值錢等等。對瓷器工藝流程的描寫，顯然融合了現實與想象——想象的成分或許來自瓷器中的贗品製作工藝，不過這種想象並沒有因此連帶地將他們眼中的異教國家描述成吃人的魔鬼與烈焰地獄，而仍舊是一個人性化的充滿驚異的“異域”。

當然，中國人的傲慢與自大總是引起他們的特別興趣，但他們卻是從中國人自己的角度來表述的。顯然，這是一種試圖理解中國人的“我族中心主義”的解讀方式，而並非“西方優越感”之類的評價。卡斯特涅達書中寫道，中國人認為，凡是中國所沒有的，別處也不可能有，中國文明之外沒有文明人類，世界文明集中在中國——這種對大明帝國“我族中心主義”的認知與理解，甚至成了他解讀中國法律的方法——他說中國有大貴族和官員，百姓很服從他們的長輩，嚴格遵守王法，“再沒有比中國國君更強大的帝王了”，他是世上既擁有財富又擁有百姓的大帝王，自稱是神的兒子，國王頒布的法律，判處企圖出國而不歸的人死刑，因為“他們認為世上再沒有比中國更能供給充足物資的國家，要到外國去就意味著叛國”。

這種認知方式，乃是現代人類學一再提倡的“他者視角”，一種理解他者並平等對待他者的文化尊重。

廣州葡囚的情報

葡萄牙使臣皮列士於1517年抵達廣州，滯留廣州近兩年後獲準進京，但此行並不順利，歷史因為某些偶然事件而改觀（見下篇），不僅使團被遣回廣州，且被全部囚禁，最後或被處死或死在流放之地。

1522年，葡萄牙另一支艦隊抵達廣州海岸，與大明海軍發生衝突，又一批葡萄牙人被捕，皇帝下令處決大部分人，少數人遭到流放，這些人在流放中又死去一部分——這就是最早進入大明境內的葡萄牙人的命運。

這些葡萄牙人被囚禁廣州期間，其中兩個分別叫克利斯多弗·維埃拉和瓦斯科·卡爾渥的俘虜成功地將兩封寫在中國紙上的信函送出。歷史學家們在裡斯本的國家檔案館發現了這些信函的殘卷（兩封信共五百頁），是用毛筆寫的葡萄牙文，信函一開始談到在1520年5月使團大使與國王一起在南京，表明使團曾經見到了大明帝國正德皇帝。

這批信函，是葡萄牙人進入大明帝國後發回的情報，比起那些通過中間途徑了解到事實或事隔幾十年之後撰寫的回憶來說，要真實得多也重要得多。

信中說，第二批抵達廣州海岸的葡萄牙艦隊遭到中國海軍的攻擊，所有船隊成員或在戰鬥中被殺或被俘然後遭到屠殺，使臣們因聲明自己的身份而逃過一劫，但還是被關在監獄內，在監獄中一些人餓死，一些人最後被絞殺，或被打死。

官員們宣判他們為強盜，是“大盜派來的小海盜，偽裝前來窺探我們的國土”，宣布將他們作為海盜斬首，一共有二十三人：

每人都被砍成碎片，即：頭、腳、臂及其私部放在嘴裡，軀乾被齊腰斬成兩半。在廣東的街道，城牆外、居民處，大道上，都有牲口拉來的死者屍體，讓所有人，廣東的以及境內的人都看到，讓他們知道不要怕葡萄牙人，以便百姓不談及葡萄牙人。

囚牢中的維埃拉，在信中以大段文字論述征服中國的可能性，並鼓動葡萄牙國王派遣艦隊進攻大明帝國，不僅詳細做出進攻的具體指導，敵人的位置、薄弱的地點，以及登陸處、戰術的運用等，還對群眾歸附葡萄牙人的可能性做了說明。顯然，在這種情景之下的報導很難冷靜，但信中仍舊提供了大明帝國方方面面的詳盡信息，如政區地理、地方行政、生產結構、貿易能力、人員和物質的軍事準備、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監獄和司法系統等等：比如在談到帝國的控制時，信中說，百姓如果沒有官方頒發的許可證（證件上要注明姓名年齡及詳細個人情況），任何人都不能離開他們居住地二十裡格以外，違反者可以直接當做強盜逮捕，“因為各大路和地方都布滿了密探”——這大約是對大明帝國路條制度的最早境外報導了。

再如，信中談及大明帝國的海軍，說他們並非正規士兵，而是由鄉民組成的臨時部隊，駕駛搶來的船隻，使用搶來的武器，他們都是些軟弱的小夥子，當遭到葡萄牙人火器的滋味後，他們很快就成為葡人一夥了。廣東官方因此只好從廣西調遣一種叫做“狼人”（狼家）計程車兵進駐，但這些人並不能打仗，當與造反者打仗時，他們抓捕不到強盜，就進攻強盜的家園，殺了無數的人，取走他們的財務，砍下他們的頭，並聲稱他們就是強盜，“為了不留下證據，用殘酷手段把他們都殺死”，“百姓如此順從和害怕，以致不敢說話，全中國都這樣，比我所說的還要壞，所以人民都想造反，希望這些在廣東的葡萄牙人到來”。

如果將這段“信息”放在我們所熟知的近代史視野中，與1840年前後英國人來到大清帝國的門口那一段歷史時期相銜接，或許我們能聽到幾乎相同的聲音，某種處在帝國高壓之下而無法發聲的沿海民眾的聲音，這些聲音被此後的官方史學所遮蔽，而無法進入我們的是視野。但是，卻在這些遠道而來的西人的記載中保留著。當然，這些記載究竟有多少真實的成分？又參雜了多少個人的想象？是一個見仁見智的事，不過西方歷史學家在評價這批書信價值時，卻認為其意義不能忽視，說它“使當時的葡人對他們面臨的大帝國有一個具體確切的概念”。

其實，這些情報的留存，也使我們自己獲得了對中華帝國的重新認知。

為什麽全球史不是由我們開創的？

《東方志》序言開篇，皮列士寫下了如下語句：“人類渴求知識，這是自然的，如聖哲所證實；又因在每個人的心裡，以他自己的方式，這種追求顯得更加積極熱誠，所以理所當然”，這段話可以解讀為16世紀葡萄牙人以及當時代西方人對異域、對外部世界的基本態度，一種充滿純粹知識興趣的追求。作為葡萄牙國王藥劑師的皮列士之所以被派遣為第一任赴中國的使臣，與他這種知識性的追求有著直接關係，他在《東方志》書中也對自己觀察、調查與采集信息的方式做了說明，說自己不是以大膽的想象力來撰寫這部書的，“因為那會有失真實”，他強調自己的寫作是誠實的，甚至不得不冒犯某些從事寫作的人，因為他們的作品需要改正。

比如他特意說明，如果自己的著述與寫作《聖地概述》的修士安塞姆以及偉大的科學家托勒密等的地理著述不同，請一定不要把他的著作當做捏造的，因為“他們的知識基於第二手材料而非經驗”，而“我在這裡則了解一切，體驗過並且眼見過他們”。顯然，努力去發掘事物真相的精神貫徹這部《東方志》，他說：“我盡自己所能對它了解和調查，與許多人核實我的事實，每當他們和我的完全一致時，我就把它們寫下來，這些肯定不失真相”。對於書中所記馬六甲一帶的情況，對於無法親自去調查的，皮列士則根據那些有著可靠來源的情報進行判斷；對於那些無稽之談，儘管當地人信誓旦旦，如傳聞當地有過一種“呼吸蛇”，他則嚴謹地表示“我沒有遇到一個曾見過它的人”，而對於尼亞斯島有“因風而孕”的女人，他評論道“人們相信這個，如其他人相信亞馬遜和羅馬的西比爾”等等。

正是基於這種來自實證精神的真實，歷史學家認為，“貫穿整個《東方志》的主調是真實，這肯定大大增加了它的價值”，認為皮列士對蘇門答臘等地的記載，就其詳盡和準確性來說，兩個世紀以來都未被超越；而其對爪哇的報導，不僅是已知最早的，而且還包括別處所沒有的資料。

正是由於葡萄牙人的這種探險與實證精神，以及基於這種實證精神之上的地理大發現，奠定了西方世界文藝複興的基礎——它構成了世界性啟蒙運動的兩個主要因素之一（另一個是印刷術）——因此，在全球史視野看來，儘管中華帝國參與了全球化過程，但全球化的歷史卻是由西方世界開創並撰寫，是由葡萄牙等西人領導的。畢竟，全球化並非純粹經濟領域的變化，更是思想與知識的變化，是對狹隘的我族中心主義的超越和以全球為視域的現代文明的創生。

我族中心主義並非人類無法擺脫的命運，而是特定文化模式與社會結構的塑造。人類之所以能由中古時代進入近代、進入全球化時代，就是克服了這種我族中心主義的結果。

推動歷史進步的並非僅是黑格爾所說的“惡”，文明的歷史最終得由文明人開創。

（本文為鄧文初副教授談“中華帝國的對外戰略”系列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账號。編輯：一行，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