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以內促外，實現高水準對外開放

　　意見領袖 | 張明

　　“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準。穩步擴大規則、規製、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發展數字貿易，加快建設貿易強國。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優化區域開放布局，鞏固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先導地位，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準。加快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加快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係。”

　　——二十大報告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高質量發展則是全面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報告指出，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就必須構建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以及推動高水準對外開放。

　　事實上，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就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主題。在改革開放前四十年，中國經濟抓住經濟全球化漲潮的背景，積極主動融入全球化，充分利用自身資源稟賦的優勢，迅速成長為全球生產網絡的中樞國家。這一階段的發展主線，可以概括為“以外促內”、“以開放促改革”。這一時期的兩大標誌性事件，一是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WTO，二是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各國之間經濟發展分化加劇，各國內部收入分配失衡加劇，導致全球範圍內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顯著上升，國際經貿摩擦與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升級，經濟全球化面臨退潮格局。這一時期的標誌性事件，包括2016年英國脫歐與川普上台、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及2022年俄烏戰爭打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很多發達國家認識到對全球生產網絡尤其是中國這一核心節點的依賴，轉而開始追求產業鏈的周邊化、區域化與多邊化。

　　一方面，外部需求變得不穩定與不可靠，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體量已經發展到全球第二位，再靠外需拉動也難以為繼。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在2020年提出要構建以內循環為基礎，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順應內外環境變化的應時之舉。

　　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準”。這一表述，意味著中國的發展戰略將會從“以外促內”轉為“為內促外”，從“以開放促改革”轉化為“以改革促開放”。

　　那麽，如何實現“以內促外”與“以改革促開放”，實現高水準對外開放呢？

　　首先，這意味著中國需要構建高水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對不同所有製企業是一視同仁、平等對待的。正如二十大報告中所指出的，“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深化國資國企改革”，“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其次，這意味著中國需要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眾所周知，中國擁有一個超過14億人、平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的超大規模市場，然而不容否認的現實是，目前這個市場存在嚴重分割，各類要素不能在省際、市際、縣際之間充分流動。要實現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的“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就必須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促進要素資源在更大範圍內暢通流動。中國政府應加快在改革需求迫切、工作基礎較好、發展潛力較大的城市群與都市圈開展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而這一試點將涉及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環境等諸多要素。

　　再次，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完善科技創新體系、推動產業進步與產業升級。一方面，考慮到中美摩擦必將長期化、持續化、擴展化的現實，強化國內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就成為當務之急。二十大報告指出，“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準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形成國家實驗室體系”，“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另一方面，要強化中國在亞洲產業鏈以及全球產業鏈的中樞地位，就必須推動中國產業體系的持續進步與升級。二十大報告指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突破工程，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推動製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鞏固優勢企業領先地位，在關係安全發展的領域加快補齊短板，提升戰略性資源供應保障能力”，“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製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入融合”。

　　第四，這意味著要繼續完善由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主導的國際多邊合作新機制。如前所述，當前全球化有所退潮，區域化、集團化趨勢有所抬頭。中國一方面應繼續扮演推動全球化旗手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有積極推動由新興市場國家主導的國際多邊合作新機制的擴展與完善，例如“一帶一路”、RCEP、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發展銀行、絲路基金等。二十大報告指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值得關注的是，“西部陸海新通道”在事實上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二者有機聯結了起來，而且有助於促進甘肅、陝西、四川、重慶、雲南、貴州、廣西等西部省份的基礎設施更新與對外開放水準，進而帶動這些區域的加速發展。

　　第五，這意味著要穩步擴大規則、規製、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之前，中國的對外開放主要強調規則，而二十大報告更加強調包括規製、管理、標準等在內的制度型開放，這表明了中國政府加快對外開放的態度。制度型開放一方面是指引進來，也即通過不斷縮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落實競爭中心原則，持續優化營商環境，與全球先進規則、規製等接軌，另一方面是指走出去，也即在開展國際經濟貿易合作的過程中，推動那些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中國管理、中國標準等走出去。

　　第六，這意味著要優化中國國內的區域開放布局。中國的對外開放布局歷來具有“東強西弱、南強北弱”的特點。未來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國對外開放可能將加快向西走、向北走。二十大報告指出，“鞏固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先導地位，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準”，“加快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迄今為止，中國超過一半的省市自治區都擁有自己的自貿區，但這些自貿區的建設方案大多雷同，缺乏與本地資源稟賦相結合、量身定製的雙向開放政策與場景。在未來，各地的自貿區應該率先嘗試與本地競爭優勢、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相匹配的對外開放舉措。

　　第七，這意味著中國要在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基礎上，穩健持續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儘管自2009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已經取得顯著進展，但從各種指標來看，與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仍存在較大差距。十四五規劃與2035遠景目標綱要指出，“”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係”。二十大報告指出，“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言外之意，就是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質量勝於速度，可持續性勝於短期業績，要兼顧發展與安全。自2018年以來，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可被概括為“魔幻三俠”，也即大力推動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幣計價結算、向外國機構投資者加快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在周邊國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著力培養針對人民幣的真實粘性需求。2022年俄烏衝突的爆發，則為中國政府加快推動國際能源交易的人民幣計價結算、加大向海外投資者提供人民幣計價金融產品的力度、加快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體系提供了新的機遇。當然，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我們也要注重維護金融安全，防範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爆發，這意味著在資本账戶開放方面，中國政府依然要秉持漸進可控的原則。

　　本文為《經濟學家》雜誌組織的“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專欄”文章，發表於2022年第12期。

　　(本文作者介紹：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