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現狀、障礙與政策協調

　　來源：中國經濟報告

　　【全面高效的巨集觀政策國際協調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要求】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課題組

　　人民幣國際化是人民幣逐漸從中國的主權貨幣發展成為主要國際貨幣的過程。在當前“一超多元”的國際貨幣格局下，人民幣想要打破國際市場對美元、歐元的使用慣性、路徑依賴，獲得廣泛使用的網絡效應，最終實現與中國經濟和貿易地位相匹配的貨幣地位，仍然需要經歷一個漫長而曲折的歷史進程。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現狀

　　1．人民幣國際化調整鞏固，RII觸底後強勢反彈。2017年，全球經濟形勢復甦向好，貿易與投資回暖，發達經濟體增長勢頭鞏固，新興市場企穩回升。中國經濟在轉型更新的壓力下保持穩健，新動能更加強勁，增長表現好於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年內連續四次上調中國GDP增速預測。綜合國力提升，改革開放有序推進，夯實了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基礎。市場需求企穩回升，擺脫“恐慌”回歸理性，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內源動力。在此基礎上，跨境人民幣使用政策體系以及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為人民幣跨境與離岸使用創造了便利條件。總體來看，2017年人民幣國際化逐漸消化前期負面衝擊與預期，在波動中顯著回升，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保持穩定地位。截至2017年4季度，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為3.13（圖1），同比上升44.80%，強勢反彈，基本回歸至2015年水準。

　　2．資本金融項下人民幣使用取得突破性進展。2017年，人民幣國際金融計價交易功能得到夯實，頻現亮點。海外人民幣資金池已走出谷底，人民幣國際信貸全球佔比同比增長1.01%，呈現止跌回升態勢。“債券通”進一步加快中國資本市場開放步伐，熊貓債市場穩步向前，點心債市場出現回暖跡象，產品體系不斷創新並完善。人民幣直接投資回歸理性，在全球直接投資逐季度萎縮的背景下，人民幣直接投資受到衝擊總體較小，在全球直接投資中的佔比快速攀升，成為拉動RII反彈的主要力量之一。2017年4季度，人民幣國際金融計價交易綜合佔比達6.51%，創歷史新高。

　　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主要障礙

　　1．全球貨幣政策醞釀變局，金融市場波動性與溢出效應上升。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面臨轉向，美聯儲開啟加息和縮表進程，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等退出極度寬鬆貨幣政策的預期上升，將對匯率、利率以及資產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短期資金流動的不確定性上升。特別是在當前全球金融資產分布相對單一的情況下，貨幣“競爭”加劇，匯率波動擴大，使得風險傳染性和溢出效應增大，發展中國家金融脆弱性顯著上升，對人民幣跨境與離岸使用形成一定阻礙。

　　2．人民幣金融產品不夠豐富，市場體系有待健全。儘管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進入成長階段，產品多樣化、規模和交易活躍性有所改善。然而，受到巨集觀審慎監管、創新能力、市場結構等因素影響，境內人民幣金融產品體系較美元、歐元等仍存在一定差距，2017年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仍處於萎縮狀態。點心債發行低迷，缺乏豐富的產品，市場較為清淡。特別是匯率風險管理手段難以滿足國際社會的需要，非居民缺乏充足便捷的人民幣使用管道和使用方式，對人民幣跨境使用產生負面效應。

　　3．合規審查背景下人民幣跨境流動通暢度有待提高。在全球金融形勢複雜多變的背景下，為了守住不發生金融危機的底線，中國加強了資本項下管理，完善資本跨境流動的真實、合規性審核，有效遏製了前些年比較盛行的、沒有真實貿易背景的套利和投機性資本跨境流動，減少了一部分人民幣跨境流動。資金進出境手續增多，便利性有所減弱，人民幣跨境流動通暢度下降，對人民幣跨境與離岸使用造成了負面影響。

　　4.CIPS業務不及預期，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強大基礎設施的支撐。儘管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已投入使用，但是參與機構、處理業務量不及預期，存在業務種類相對單一、證券清算結算體系割裂、交易流程和政策與國際慣例沒有統一對接等問題。與美元、歐元的支付體系相比，CIPS在貨幣政策傳導、資金周轉優化、金融監管和經濟預測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亟待進一步完善。

　　結構變遷中的巨集觀政策國際協調

　　歷史經驗表明，巨集觀政策國際協調的內容並非一成不變，協調機制也需與時俱進。隨著世界經濟格局和貨幣格局的變遷，原有協調機制難以取得實際效果，必須進行改革和完善，並在各方力量的推動下逐漸形成新的協調機制。過去二百年間，國際貨幣格局經歷了英鎊由盛轉衰、美元主導地位確立和歐元誕生等一系列重大改變，國際協調機制也從由軍事力量主導的政治利益協調，到國際組織牽頭下的多方協調，再到不斷興起的區域協調。不難發現，每一次主要國際貨幣的更替都導致國際政策協調的發展演變，新興國際貨幣都擁有自己主導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和平台。任何處於上升期的新興國際貨幣，都要接受傳統國際政策協調機制的“考驗”，不合格的只能被迫退出國際貨幣競爭；幸存者還必須積極打造新的國際協調機制以贏得先發優勢，為本幣國際化構建制度基礎。實際上，國際協調機制的成敗，決定了新興國際貨幣在新格局中的地位高低。顯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必須服從這一歷史規律。

　　巨集觀政策國際協調與人民幣國際化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人民幣國際化是改革和完善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果，有助於豐富國際政策協調內容，提高協調機制的運行效率。同時，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能夠營造人民幣國際化所需的外部政策環境。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由該國經濟規模、經濟穩定性、產業競爭力、金融發展水準和金融深度決定。毫無疑問，為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產業結構優化、國際競爭力提升等目標而制定和實施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巨集觀審慎政策、經濟結構轉型政策等，為推進貨幣國際化奠定了必要的經濟和制度基礎。但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國家巨集觀經濟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可能極大地削弱中國政策效果；單純考慮自身經濟發展目標而制定的經濟政策也很有可能對周邊國家或其他國家造成較大負面影響，引發經濟衝突，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目標的實現。加強同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溝通和協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政策溢出效應帶來的負面影響和不確定性，有力保障巨集觀政策實現預期效果，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助推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目標實現，形成更加穩健、平衡的國際貨幣新格局。

　　全面高效的巨集觀政策國際協調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要求；要將貿易、貨幣政策作為短期協調的重點內容，將結構改革、巨集觀審慎政策納入協調範疇，從而完善國際政策協調框架；要重視多層次國際組織在協調中所體現的平台功能，積極尋求在新興國際協調平台上發揮引領作用。要在“一帶一路”上開展內容豐富的區域合作機制創新，為國際協調理論和實踐提供新樣本、新模式；妥善處理中美貿易摩擦和政策分歧，這是實現無危機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也是當前中國進行國際政策協調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

責任編輯：吳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