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躍生：把握國際經貿規則趨勢，積極推進制度型開放

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9年我們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進一步拓展開放領域、優化開放布局，繼續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更加注重規則等制度型開放，以高水準開放帶動改革全面深化”。這一論述中關於更加注重規則等制度型開放的論述具有重要意義，為我們的進一步對外開放指明了方向。

下面就如何認識當前國際經貿規則與制度的發展，如何更好地實施規則、制度型開放，以開放促進深化改革，談一些看法。

一、把握全球化時代國際經貿規則的發展趨勢和我們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

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我國真正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成為全球經濟循環的有機組成部分。WTO規則成為我國加入全球經濟循環的基本制度和規則基礎，也大大促進的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這一制度和規則基礎，至今仍是全球經濟的基本制度基礎。

然而，同樣應該認識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全球經濟一體化比之20年前已經完全不同，全球一體化的深化、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發展，使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日益無國界化，全球日益成為一個統一市場，這就客觀上要求具有同一的經濟制度基礎和同一的競爭規則。由於這種變化，WTO這一以自由貿易和消除壁壘為指向的規則顯得越來越不足，成為相對落後於經濟現實的規則。比如，WTO的要求大多是一些邊境措施，但當跨國公司把它的生產布局到全球以後，它就不只要求產品和服務的自由流動，而且要求它在海外的投資、生產、經營等活動得到平等的非歧視待遇，要求有關國家創造平等的市場環境，包括企業制度、市場開放、政府補貼、競爭中性等等方面的環境。也就是說，不僅注重邊境措施，而且注重“邊境後”或者“邊境內”措施。這就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國際經貿更高水準規則的發展趨勢。

實際上，以美、歐、日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近年來一直在推動這類規則的實施。在奧巴馬執政時代，美國試圖通過區域性多邊組織與規則來推進這一趨勢，諸如TPP、TTIP、TISA等。川普執政後，其個人執政風格覺得多邊機制緩慢、效率低，乾脆退出TPP，擱置TTIP， 同時通過極限施壓、挑起貿易戰，對主要貿易夥伴各個擊破。他所達成的貿易協議，當然側重保護美國利益，但實際上也是通過推行高水準開放要求其他國家全面開放市場，減少對美國所謂的不公平競爭，其指向與上述趨勢一致。至於歐盟和日本，他們一方面在開放市場和補貼等方面與美國討價還價，另一方面在制度與規則方面則與美國高度一致，只不過他們試圖通過WTO改革、多邊區域協定來推進這些制度與規則。

無論如何，中國面對的就是這樣的國際經貿環境。在當前的中美貿易談判、中歐投資協定談判、WTO改革談判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特點。中國要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發達國家打交道，要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經濟，必須充分認識到這種環境狀況。

二、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使我們有能力應對這些挑戰

不難看出，國際經貿制度與規則的上述發展趨勢對我國經濟和貿易體制提出挑戰：這些新規則新趨勢的許多要求，恰恰針對著我國經濟體制的短板，大多也是我們深化改革開放的自身要求。我國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改變某些與市場經濟平等競爭不相適應的制度、規則和做法，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激勵創新，也必須在制度規則上做出重大的調整與改革。

實際上，對這些挑戰，以及由此帶來的改革，主要有兩個擔心。一是擔心這樣的制度改革是否會改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屬性，二是擔心這種調整改革是否會衝擊我國企業與經濟，我們是否能夠承受。

在我們看來這兩種擔心都是不必要的。就前者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定性是共產黨領導，公有製為基礎。這兩條並不會改變。比如國企改革，無論怎麽改都不是要取消國有企業，而是改革其治理結構和經營機制，厘清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減少政府對企業的不當乾預和補貼；再比如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對於吸引更多高質量的外資，實現我國經濟結構升級，至為重要；而競爭中性，則是更好地保護所有經營主體在競爭中發展的必要條件，特別是促進我國民營大發展的必要條件。

至於承受力問題，只要回顧一下入世的過程就足夠了。入世之初，很多人認為狼來了，中國企業將大面積倒閉，“國將不國”，實際上入世並沒有對中國企業造成過大衝擊，反而是使我們在競爭中成長壯大起來，對中國經濟促進巨大。此次根據國際趨勢推進制度型開放，短期可能會帶來一些衝擊，但對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有足夠的信心。我們也可以根據國內情況，適當地安排過渡期，有管有放。

三、以開放促改革是深化改革開放的必由之路

中國改革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一再證明，改革開放互為條件和因果，改革開放是觸及很多集團和個人根本利益的革命，改革需要巨大的動力和壓力。

中國改革開放40年，進入攻堅區，阻力巨大，拖延和反對改革開放的觀點和集團勢力強大，一再發生的各種爭論就是證明。此外，還有各種出於意識形態僵化帶來的“低級紅、高級黑”，似乎一改革就不紅了，就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似乎民營企業可以壽終正寢了，諸如此類，都是改革的阻力。如果沒有開放的壓力和動力，深化改革困難重重。

入世經驗表明，開放和可以大大促進改革。開放可以引入新企業、新規則，可以讓新制度、新做法的利益讓社會看得見摸得著，可以加快新制度新規則的擴散，可以減少實施新規則的阻力。所以，以開放促改革是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我們認為，如果這一波對外開放潮流推進順利、把握得好，可以成為繼1978年改革開放、2001年入世之後中國的第三次改革開放潮。

作者簡介：

王躍生，北京人，1979年9月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讀書，1985年12月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兼任教育部經濟貿易類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中國國際經濟關係學會常務理事，擔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商務部投資促進局等機構對外經濟顧問/谘詢專家。

主要研究和教學領域為當代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國際企業制度與公司治理，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