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江評論 張煒：李白杜甫之異同

自然天成

盛唐產生的以李白杜甫為代表的詩人群體，在中國文學史上達到了頂峰，與其他朝代各種文學品類的綜合高度都可以作比，並且仍然會是一個高峰。清代同樣時間很長，詩詞積累的總量巨大，還有小說《紅樓夢》的問世，但是綜合而論，我們卻很難講清代的文學高於唐代。當然文學的量化比較也是極為複雜的事情，還不能擲一言而定論。

唐詩是在前人創作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像一些代表人物如李白杜甫，他們受戰國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影響很大，比如屈原和陶淵明，都是他們最喜歡的詩人。在思想方面，他們則接受了孔孟和老莊，以及稷下學派的深刻影響。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是非常明顯的，裡面寫了大量天姥山的神奇，所見到的仙人列隊等神仙陣容，那些奇妙的比喻和聯想，在屈原的詩裡是常常出現的。

本文作者張煒

李白與杜甫不同，他寫的律詩並不算少，但並不真正拘於格律，所以嚴格意義上的標準格律詩可能並不多。他算得上天馬行空、不受羈絆，這與他的性格是相符的。總的來說，李白的詩比杜甫的詩更平易上口，讀來十分輕快，好似張口即成的一般。漢語經過了長時間的演變，在一千年前的李白手中使用，其效果是今天讀起來仍然琅琅上口。這些詩抵達了口語化的極致，許多句子都流暢無礙，自然天成。

杜甫的詩更合乎格律，從這方面講也更嚴謹，但這是綜合看其全部詩作的結論；就某一些篇章來講，風格上也完全是爽快流利的。一般來說，同樣的一個題材，由杜甫寫起來就變得沉鬱一些，以我們今天的耳朵來聽，遠沒有李白那麽輕快。“輕快”是輕鬆暢快的意思。比較而言，李白的詩相對平易好懂，光亮照人，而杜甫的則沉重、暗淡一些。杜甫像李白那麽輕快的詩也有，但還不夠多。杜甫在四川的時候聽到安祿山的部隊被殲滅，河南一帶被官軍收復，就寫了“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真是輕快極了。不過像這樣的詩句並非俯拾皆是，而要等到他有特別的時刻和心情才能創作出來。這樣的詩句看起來倒很像是李白寫的。

古人記下了杜甫這樣的寫作習慣：寫下詩句後一定要反覆吟誦，要聽一聽順耳不順耳、好不好，再決定取捨。他的大部分詩都稱得上苦吟而得，正如他說的：“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種詩藝的大志向自然會影響通體詩風，其嚴謹就來自極度的自我苛刻，其拘謹也是。驚人之語許多時候是需要打磨錘煉的，與追求輕快的詩風並不一定相符，有時二者真的不可兼得。杜甫的一些詩開頭特別順暢，比如《麗人行》：“三月三日氣象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但下邊兩句稱得上絕妙的文辭卻顯然要工於心計，也許需要多次打磨才能獲得：“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但總的來說，由於有了開頭的引導，全詩的氣息似乎已經決定，於是這首詩的暢快感大致還能夠貫穿到底。《兵車行》通篇都是民歌風，開頭即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乾雲霄。”這首詩直到後面也毫無淤緩。正是開頭的口語化帶動和設定了全詩的氣韻，到下面全是寫實和紀錄，是事件的敘述，隻不過詩意似乎變得平淡起來。

比照千余年前，當代自由詩的口語化卻成了問題。現在有些詩幾乎是將生活中的日常口語直接搬進去，忘記了它們之間的區別。詩中的口語必是經過詩人嚴格選擇和錘煉的結果，而不是簡單的照搬。有人會問，既是“口語”為什麽還要錘煉？回答是，因為它既保持了日常生活用語的特徵，又須具有深化和協配具體意境及思想的強大功能，這對詩人來說就成了更為艱難的一種勞動，而絕不會是從便求簡和得過且過。縱觀李白和杜甫詩中那些口語化的句子，無一不是獨具匠心的絕妙運思。

大舞者

說到李杜為代表的唐詩與時下自由詩的關係，我們不得不說，現在中國現代詩受翻譯詩影響很大，相反受唐詩的影響卻很少，受楚辭宋詞的影響也不大。這個情形與純文學小說一樣，幾乎是很難逆轉的一邊倒的情勢。當然這絕不單純是一個文學問題、文化問題，而是有著一系列極複雜的歷史原因。但不管怎麽說，最起碼中國現代詩不應該是這樣。因為僅就文學內部來講，中國的詩與小說的出發地不一樣，基礎也不一樣。

中國的敘事文學作品，特別是純文學小說作品，在本土幾乎沒有深厚長遠的傳統，只是到了清末才產生了一部《紅樓夢》，還有個別筆記體小說，算是有了一點基礎。中國的小說大都是通俗作品，是武俠演義一類。作為後來的純文學小說，也就沒有了繼承的母本。這和中國的散文特別是詩迥然不同。從這裡說，中國現代小說受國外翻譯作品影響大一點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詩就未必了，因為中國詩的傳統是最豐厚的。別的不講，楚辭、唐詩、宋詞這三大塊多麽豐厚華麗，簡直是無與倫比，中國現代詩不能去繼承就極不正常。如果打開一本詩都是國外翻譯詩的反射和投影，那還不如直接讀翻譯詩就是了。

李白和杜甫在當年做出了那麽大的變革，那是他們的勇氣。但他們首先也還是繼承。李白的詩吸收漢魏樂府的東西比較多，他特別推崇南朝的鮑照並深受其惠：民間性強，口語化，非常自由。他在這個基礎上才創造出很多自己的句式，嘗試新的寫法。在這方面，他不像杜甫那麽循規蹈矩，所以收益更大。關於李白與樂府詩的關係，要談的話可能是很多的，如他的樂府詩就寫得最好，使舊樂府具有了新生命，變得更主觀，更大膽，也更自由。即便是有些老派的杜甫，其詩作也比一般人想象的更灑脫，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獨創性，有重大的開拓意義。中國的現代詩學習和承續杜甫李白他們的傳統，就一定會更加率真、自由和無所羈束，走向一個新的天地。

唐代後期有一位推崇杜甫的詩論家，說杜甫多麽嚴謹，而李白就差多了，根本沒有進入杜甫的堂奧，還沒有沾邊呢。他這樣貶低李白，說明沒有讀懂傑作所需要的悟性。杜甫當然好，但我們卻不能把他們兩個簡單對立起來。他說李白不合韻律，不合規矩，寫得那樣淺直，全是口語，因而瞧不上眼。這樣的刻板之論其實也變成了藝術上的無知之論。其實口語更可以是高貴的，詩人所採用的口語經過了精心釀造，而並非是直學日常生活的自然之舌。

否定李白者持論之荒謬，還在於將形式凝固起來，並將其高懸於內容之上。形式總要為內容服務，這是個不變的道理。但凡有大才華的人都不會滿足於循規蹈矩，比如寫詩，完全不必被那幾個平仄和韻腳限制得不能伸展。自由如李白者，一定會讓生命盡情地舞蹈起來，而生命一旦進入狂舞之態是再也沒有邊界的，上天入地不管不顧可意飛揚，這都有可能。那些刻板教條的詩論家並不理解這些有關生命和藝術的至性與道理，所以容不下任何一個生命的大舞者，不允許他們離開地面，不允許他們離開狹小的舞台。真正的大舞者能一口氣舞到底，無拘無束，他們的舞台就在天地之間。

李白就是一個大舞者。杜甫也是。

我們盼望現代詩探索傳統繼承傳統，就從李白的自由和杜甫的嚴謹中開始。

常有雙璧

李白在山東住的時間看起來最長，但卻很少安頓下來，其實是由此出發到處行走。這個人很不穩定，喜歡一種燥熱的生活，不能在一個地方長久地停留。他在京城，在皇帝那裡呆的時間也不長，有的說一兩年，有的說兩三年，總之也是很短。如果說他在宮廷因為行為不當被皇帝驅逐了，也不盡然。記載上說他是被“賜金放還”，這更可以看成是李白本人呆得不耐煩了，缺少官場上所需要的忍耐力，所以才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他在做翰林待詔的時候竟然寫了很長的詩來諷刺同僚，而且還拿給他們看。同僚自然不悅，看了之後會報告給更有權勢的人，李白怎麽會混得下去。這個人總是對人世間頗不耐煩，於是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呆得長久，他的腳與心都是很野的。

這樣的一個人為什麽要來山東？郭沫若先生認為是為了“學劍”。這個理由真是夠浪漫的了，卻極有可能只是實情的一小部分。李白詩中明確寫過自己為學劍來山東，但實際上是因為一些本族親屬在山東做官，如有的在濟南做太守，有的在濟寧那邊做縣令，李白來這裡可以投親靠友。記載中當年劍術最好的一個人就在山東，他由此而來並呆下去，娶了當地人做妻子。他既好劍術俠客，又忙著求仕和煉丹修道，這大致還是歸於文事的。

李白向往長生不老，向往俠義行為，言行屬於比較開放的那一類。而杜甫則屬於比較收斂的，作品給人“現實主義”的印象。他和李白色彩不同，並行在同一個時代，有一段時間還結伴而行，成為多麽有趣的、耐人尋味的一片風景。縱觀一國一區一地，最有趣的是常有這一類“雙璧”。

美國的海明威和福克納也多少有點像李白和杜甫。海明威豪情萬丈，到處拳擊、豪飲，還到前線去偵察，總是樂於冒險。這個人的可觀賞性極強，很外向很有趣，隨處都留下很多談資。但是福克納就內向一點，打擾的人也少一點。同時代同國度的這樣兩個人，也堪稱“雙璧”。

“雙璧”須是具有同等地位和影響的，而且二者不能重複，不可替代，只有這樣也才有價值。

古人重情誼

有人說比較起來，杜甫更重情義。理由是李白懷念杜甫的詩隻留下兩三首，而杜甫懷念李白的詩卻有很多首――各種選本儘管沒有收全，已經有近二十首了。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與杜甫》裡講到了兩個人的情感和友誼問題，非常有趣。談到李杜的關係，有人替杜甫抱屈，認為很不平衡：杜甫那樣懷念李白，李白卻總是把杜甫扔到腦後，他倆的友誼不是一種平等的關係。郭沫若先生在書中否定了類似的看法，他說李白對杜甫也很有感情，寫杜甫的詩也很多，有可能都散失了，比如在安史之亂中丟掉了。

是否真的丟掉了，郭沫若先生也不知道，他只是推測，儘管讓人覺得很有道理。杜甫的詩沒有丟失太多，那也是性格原因。李白這種人丟三落四，粗線條，寫詩很多卻不注意保存，隨手扔下，或寫在牆上就走人，類似情況極可能有。但是若論當年書寫工具和保存方式，李白和杜甫都差不多，都經歷了安史之亂，都經歷了動蕩的年代，都沒有現代印刷術的幫助。

記載中李白的好友在當年給他編了一個詩集，還作了序。而杜甫當時卻很少有這種機會。所以我們隻按兩個人的性格來推斷，認為李白的詩丟得肯定比杜甫多，但實際上肯定不會差異那麽大。李白究竟給杜甫寫了多少詩，這不光無考，而且僅僅以此來衡量兩個人的情感濃度也是遠遠不夠的。

他們兩人的友誼值得我們好好揣摩一下。從杜甫的詩中看，他懷念一個朋友達到了這樣不能忘懷的一種程度：常常想著此時此刻李白在做什麽。要知道他們主要是在山東共遊了一番，時間不長，見面的機會總共不過三次。杜甫卻要不停地懷念李白的文與人，心裡仿佛永遠裝了一個李白，寫了那麽多詩來排遣這種思念。當有消息說李白在流放當中死去了，杜甫簡直痛苦極了，馬上寫了一首詩；當有消息傳來說李白被迫害得瘋掉了，杜甫也寫了一首詩。

不光是杜甫，古代的詩人，也包括李白杜甫同時代的一些詩人，有那麽多記述朋友相聚離散的文字。這總給人一個感覺：古代的人要比我們當代人更重情誼。他們那麽實實在在地、情感濃烈地去牽掛一個朋友，真切樸直。當代人已經很少這樣，如果不是故意將情感掩藏起來，就一定是喪失了這種能力。可能有兩種情況：兩個人在一塊兒時間很長，看起來仿佛友誼很深，但實際上情感淡薄，離開以後想念很少或壓根就不想，或有一點點想念但不願過多地表露；再就是對於愛情、友誼的記憶能力是不同的，現代人深化這種人與人的情感的能力，咀嚼這種情感的能力，已經大大地不如古人了。

也許這是現代生命的一個總的趨向：情感淡漠、冷漠。古代人與我們有許多差異，其中最令人驚心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古至今變化之巨――情感的濃度與表達的方式都改變了。這或許是人的生命演化的一種大不幸。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李白和杜甫的關係，其他的例子更多。古人那麽看重友誼情份，分離後常常不停地懷念。那些感人至深的友誼，在古代人那兒多到了數不勝數。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各種交通通訊工具的發達，技術的飛躍，媒介的無孔不入和全面覆蓋，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傷害和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狀態。也許人的情感真的需要在安靜獨守中培植和孕育，今天的喧囂之中，人的情感屬性的確被傷害了。不僅是情感，包括人的道德感，也都會在這個過程中無可挽回地下降。因為一再地通過各種管道拉近對象，一再地重複繁多的資訊，人的心靈就會疲憊，其道德衝動也就相應地降低。

對於情感，對於情誼的留戀，牽掛，懷念，這一切仍舊屬於道德倫理範疇。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人的道德感會不可逆轉地、普遍地走向下降。這個判斷是非常嚴重的，也是非常冷酷的。

僅以詩人們舉例來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文學人士在哪個地方開筆會，相見和分手都很難忘記。那個時候交通遠不如今天發達，沒有動車高鐵，飛機幾乎不坐，天南地北的人要見一面真是很不容易。有些好朋友相見之後會通宵交談，分手的時候還依依不捨，因為不知猴年馬月才能再見――他們就像李白杜甫曾經有過的那種情狀，分別以後還是想著對方。

後來一切都變了，交通發達，電郵有了，手機有了，影片也有了，那麽好的文學朋友見面後反而沒有什麽親熱的感覺了。正在會議當中，吃飯的時候才發現朋友不見了，問一句哪去了？說是提前走了。走的時候連個招呼都不打，更不要說依依惜別了。這按理說是很不正常的，但現在大家都習慣如此，認為這種冷淡反而是最相宜的，從來不覺得有什麽不對。這在過去可能是很大的一件事，是失禮――好朋友走的時候怎麽能連個招呼都不打，不吱一聲就走？現代人的解釋就多了，也仿佛很像個道理：為了利索，為了不耽誤時間；大家都很忙，簡直太忙了；朋友麽，總有一別，反正再見也不難，於是，乾脆，就走了。

如果現代人再像汪倫那樣，在水邊一邊高踏雙腿一邊啊啊大唱為好友送行，那只會被看成一個精神病。

其實不是古人病了，而真的是我們現代人病了，變得唯利是圖，薄情寡義，隻把時間當成金錢。其實時間是無價的，友誼是無價的。這種病狀到底是怎麽造成的，倒需要我們好好研究。時代風習的演變常常難以追究，它既是個人的原因，又不能全讓個體去負責。每一個生命都要隨著時空而變易，想不發生變化都很難。現代科技的發展顯而易見影響了人的道德感――友誼和情感是屬於道德倫理範疇的――這樣說等於判定我們現代人的道德品質普遍地不如古人了。的確如此，我們再也沒有古人那樣強烈的道德義憤。

僅就詩文來說，比如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太空，另一個道德感很強的民族裡，一個人如果寫出了惡劣的文字，就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可是當下不但不一定，還極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推崇――越是挨近低級趣味，越是圍觀紅火；越是盡情傾倒肚子裡的壞水，就越是被譽為“接地氣”。原來我們的“地氣”是這樣地邪氣充盈。我們荒謬至極，以至於常常把無恥當成了飽滿的內容、才華和藝術本身。

杜甫李白那個年代對友誼耿耿於懷，對其他也是一樣。

杜甫忘不了李白的樣子：才華橫溢，快言快語，比比劃劃，一會兒舞劍一會兒喝酒，出口成章。那樣一個仙風道骨式的兄長，對杜甫構成了巨大的吸引和觸動，是他終生都不能忘懷的，所以他一遍又一遍地寫詩懷念、吟唱。

郭沫若先生說得對，李白對杜甫也未必是薄情寡義，他留下的詩少一點，或許是接受的觸動不是特別大――兩個人單講懷念的程度，有一點不對等幾乎是肯定的。這同時也可以看成是性格問題：雖然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可我們總感覺好像杜甫才是兄長。另外李白成名比杜甫更早，算是文學前輩，以兩人資歷和年齡的不同，杜甫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性之誼

人的思想情感是最為複雜的，正是這種複雜性決定了人與人之間友誼的複雜性。我們看古人的情誼，也只能從他們留下的一些文字中窺視一斑。我們總是說到李白和杜甫的友誼，特別津津樂道於杜甫對李白的深情厚誼。我們僅從詩章中讀出的杜甫對李白的懷念和牽掛，可以說是自始至終，直到生命的最後――杜甫在告別人世前不久還有懷念李白的文字。他在極端困苦的境況下念念不忘的還是李白的蒙冤與忿恨，想著他的案情以及身體狀況。可以說李白晚年的厄運與不幸，給了更加不幸的杜甫以極大的打擊。

杜甫太愛李白了。他對這個年長自己許多的人有著十二分的敬重，甚至是依戀之情。他曾經跟隨這個兄長奔走在齊魯大地，並一直喜對方所喜，怨對方所怨，跟上兄長訪道求丹，真心實意地愛上了道家生活。他對李白全身洋溢的逼人的熱情與狂喜，感到了稍稍的驚訝和不適。所以他對兄長有過並無惡意的“飛揚跋扈”的揶揄，還稍稍譏諷其為大道家“葛洪”。李白在政界與遊歷等許多方面都是杜甫所不及的，這也是令他好奇的方面。李白的諸多行為杜甫是怎麽也做不來的，並且也不一定苟同，但這並不妨礙他喜愛這個人，追隨這個人。

李白在詩中不太提到杜甫，我們作為讀者如果站在杜甫一邊考慮，會有一種失落感產生出來――但我們從杜甫的詩中卻絲毫看不出一絲這樣的情緒。因為說到底我們並不是當年友誼雙方的任何一方，不是身在其中的人。在杜甫看來，可能這種獨自思念才是正常的，而那個仙人一樣飄遊在天空的神人是不必時刻掛念地上的人的。杜甫有一種腳踏泥土的生活態度，所以必定能夠理解“謫仙人”的行為。有時候我們讀著杜甫的詩，竟然會產生一些奇怪的錯覺，就是他們的年齡要反過來。是的，只有李白這樣的小弟才如此任性和率性，丟三落四，讓人很不放心，讓人時刻要想一想這家夥正在幹什麽。杜甫越是到了老年，那些懷念李白的詩越是令人感動，有時會讓人讀著讀著忍不住流下淚來。

這是一種詩的跟隨，情感的跟隨，兄弟的跟隨，更是一種生命的跟隨。

我們讀他們的詩，發現這兩個人與另兩個“小李杜”――杜牧和李商隱的區別太大了。後來的“小李杜”有過許多異性之誼，而杜甫和李白好像只有同性之誼。他們兩人都很大丈夫氣，好像不願與小女子過多糾纏，心中只有社稷家國之類。這作為詩人來說難以滿足當下許多人的期待，比如他們對君的思念，還不如用作對女人的思念更好一些。對君的思念一多，會被譏笑為自作多情和不自量力。這既是那個時代的風氣，也是權力對人的異化。但我們以前說過，“君權神授”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對君的仰視尚有一絲“神往”的成份，與今天的媚上媚權還不能完全對等。今天我們不難看到這樣的情形：有人一見到位置較高的長官，不知不覺眼淚就出來了。這在人世間是一種莫名的感動和依戀，十分費解，似乎多少有點類似於接近異性的情愫。

在李白和杜甫所有的男性朋友中，在這些同性情誼中，我們見不到他們與“君”的那種情感類型。這是人類的別一種類型，需要稍稍做一區別才好。這種稍微有些奇怪的類型我們在讀《楚辭》時也曾感受過一些，所以並不陌生。屈原懷念“美人”的詩句太多了，那種糾纏不已的情感讓許多當代人大惑不解，以至於將其看成了“同性戀”之癖。關於屈原的這方面稍稍偏僻的研究以前也出現了一些，很能傷害人們對屈原的敬愛。其實如果從中國古代君臣特有的情感類型上分析，我們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這種情感類型往往超出了同性的意義，那是特別的、介於二者之間的某種古怪的東西。

僅就一些特異的生命，比如一些傑出的作家而言，他們身上生命原素的構成比一般人要複雜得多——可能是後天發掘的原因，也可能是先天的因素，比如有些女性作家陽剛之氣很強，文字頗像男性；還有些男性作家很女性化，文字綿軟，在情感的進入方式上頗像女性。有的女作家的文字就像男性寫的，比如尤瑟納爾的《苦煉》、《阿德裡安回憶錄》，簡直就是男性手筆。這實在是比較複雜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論，好像某些大智者皆有一副雌雄同體的大腦。

同性戀作家稍多，中國不論，隻說外國就有洛爾迦、蘭波、魏爾倫、奧登、王爾德、惠特曼、斯泰因、薩福、羅蘭·巴特、艾倫·金斯堡、伍爾芙、三島由紀夫、讓·熱內、毛姆、紀德、戈爾·維達爾……生活中有同性戀傾向的人也並不鮮見，他們的能力和特質在傳統世俗的拘束下將受到壓抑和隱藏――只有在那種激情的寫作之中，在進行人性的穿越、認識、誇張和想象等等複雜的過程裡，這些複雜的元素才會得到激發，然後也就表現出來了。比如說我們會突然發現一些超出一般的同性之愛，它們在文學表達中才會出現。一個男性會對另一個男性產生一種莫名的感動，這是對於力量和美、青春的自我印證等等諸多方面的吸引和想象的結果。如果我們不用弗洛伊德的學說來總結的話，就會發現這是一種相當陌生的情感，這種情感的調度和運用常常是一個真正的詩人才具備的。比如一個少女在寫作中，突然表達了對一位婦人的莫名的依賴和熱愛，這種不可抑製的愛好像是無法解釋的。

所有真切描繪、體現、展露生命現象的情愫，都屬於傑出的文學。所以在詩人和作家那裡，同性戀的比例比較多，因為這種特殊的工作更有可能發掘和發現生命的複雜元素。有些人既是同性戀也是異性戀，這一點都不讓人驚訝。我們現在之所以可以接受，是因為在醫學上找到了染色體做依據，而過去是根本不會理解的。古人把這個叫“斷袖之癖”，是一種大醜大忌。幸虧時代改變了――過去談到一個男孩子非要變成女的不可，還特別喜歡男的，那麽對待這種情形的辦法非常簡單，無非就是按住狠揍一頓，往死裡打；現在則不同了，許多時候還變成了一種時髦。

乾謁

有人談到李白和杜甫時故意將他們對立起來，好像非如此而不能有大見解、不能深刻似的。其實我們倒更可以將他們做統一觀。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都是詩壇上的高峰人物，湊到一塊兒，用現在的說法就可以叫“峰會”了。聞一多研究唐詩，認為李杜相遇，就是兩顆星相遇，在四千年的中國歷史裡，除了傳說中的孔子和老子會面，再沒有比這兩個人的會面更重大更可紀念的了。最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究其實都可以說是“浪漫主義”的――說到底文學與藝術沒有“現實主義”的，而只有“浪漫主義”，李白與杜甫就尤其如此。他們在一些生活細節方面也很相似：李白喜好煉丹求仙，杜甫又何嘗不是。李白渴望當官，一輩子因為這個弄得自己非常痛苦和狼狽――雖然也曾有過輝煌的幾年，從中獲取得了莫大的快感，但基本上還是讓這種欲望折磨了一生。從杜甫的詩文和自薦表中可以發現，他求官的力度也很大，在官場上也並非毫無得意可言，儘管坎坷更多。

杜甫在流浪長安的那些年，許多人都認為是其一生中最坎坷最不堪的一段歲月。郭沫若先生談到，杜甫這一輩子有兩個最困難的時期，其中之一就是流落長安。那一段京城滯留當然是為了做官。人在京城機會就多，出名、交往和巴結，一切都比較方便。但是杜甫的這個時期可以說苦極了，苦到什麽地步？沒有飯吃，常餓肚子，有時到了和乞丐差不多的地步。“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這就是杜甫自己的描述。

最多的苦惱困頓與不堪，都來自兩個人的苦苦求官“乾謁”。這是令他們飛蛾撲火般的災難性的人生情結，或可以成為知識人的永久之鑒。

並不是因為今天的道德標準提高了，才反覆追究李白和杜甫；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面臨著又一次社會道德水準的大滑落，面臨著中華文明的崩潰之憂，在一個恐懼和顫栗的狀態之下，才更需要反思。對他們的探究和追詢，何嘗不是直接面對了我們自己。這種追究對任何人都是適宜的，因為古今中外，沒有誰會擁有道德或其他方面的豁免權。

亂世跌宕中的文化人物行跡斑駁，會引起諸多聯想和比較。李杜令人想起蘇東坡和陶淵明――陶淵明的生活軌跡與李杜差異很大，比起蘇東坡差異就更大。回到清末民國初期的王國維，又有了另一種揪扯之痛。王國維最終是沉湖自盡，面臨時代的巨變和沉淪，他將自己僅有一次的生命殉了一種文明。回視歷史，這種極端的例子竟然很多，可以列出很長的一個名單，更近的如陳天華、朱湘、老舍、傅雷……我們知道的僅僅是歷史上這些著名的人物，無名的或因年代久遠而遺忘者，也就不得而知了。

近半個世紀以來，為一種文明、一種思想和一種精神而捨棄生命的人有過，但更多的卻是被迫害致死而不得不死者。隨著一些歷史材料的披露，驚人的史實常常要令人發指。時代變化了，但是今天的數字時代、物質主義商業主義時代，卻有著另一種冷酷性和嚴厲性，比如它對人可以是腐蝕和軟化，這種力量也非常之大，人要在這種環境中挺住也許更難。說起來有些詭異，同一個人，或許在物質生活艱苦、沮喪窘迫的人生際遇裡，在危急嚴峻的歷史關口能夠挺住；而在軟綿綿的食色性面前，在物質享受面前，卻終於酥軟無骨了。

我們今天苛求和追究李杜，又何嘗不是一種反思和自警。

天才和時代

文章的優劣主要憑借個人的才能，這才能包含兩個方面：先天的即生命固有之能；後天的經歷和修養所加之能。這兩個能力合二為一便是個人的全部才能。這種綜合而成的能力是獨自擁有的，是其他人不可以複製和分享的。藝術創作的能力尤其不能單單依賴學識——我們以前過分強調了後天的學習，認為所謂的“天才”是不存在的；今天我們越來越不相信這種武斷的判定了，知道這樣的認識是偏頗的。當年講唯物辯證法的時候普及了一些簡單的思維方式，比如對藝術的產生就有許多誤解，不太能從生命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出發，也不能從生命的原初本質出發。

李白顯然就是一個難以企及的天才。杜甫由於過分用功，談到在做詩方面的苦吟功夫，人們或許認為他只是汗水辛苦所成，其實他倚仗的同樣是不可企及的先天之才。而且單就李白來說，正是因為他擁有那種令人眩惑的天才，我們才更願意原諒他的一切。杜甫則把自身的天才性稍稍掩蓋了，所以我們總是以現實的思維去猜度和判斷他，終究也有些誤解。

天才是既不容否認也不容視而不見的。我們忽略了杜甫的天才，認為他是靠苦吟，靠費盡一生心血才達到了那個高度的話，那麽對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那個“材”，則沒有誰會懷疑。用膠東人的講法，會說李白“發小就是那麽個物”，人有了天生的才能，這就一切可解了，用不著再費口舌。李白的詩給人張口就來的感覺，怎麽吟唱都行，不必精雕卻天然周正，好像不用修改也不曾修改過。

但實際上無論是李白還是杜甫，他們肯定要用心訂改自己的詩作，不同只是改動的幅度和深度而已。一首詩在開始形成的時候氣息不同，質地不同，訂改的功夫自然也要不同。我們今天看李白的詩和杜甫的詩，其不同是明顯的――其中有許多不同就在“輕快”二字上的差異。杜甫的詩只有少量會與李白混淆，那是“輕快”的；而大多數沉鬱深沉之作，怎麽也不會混同於李白。杜甫那些非常“輕快”的詩，總是被後人當作名句掛到嘴上，因為只有它們離嘴巴最近。

李白的詩大多數都像是脫口而出的，看上去不加思考即語驚四座，清新如洗，過了這麽久的時間讀起來還是這麽順溜，那在當時又該是多麽“直白”！而現代詩人除非直搬生活用語，使了另一種性子，一般來說是最怕“直白”的。他們通常總是足夠晦澀，以至於誰也讀不懂――這樣做也許是缺乏真正的才力，自有大苦衷在心裡的。

李白的性格與創作理念是相一致的，他最討厭“白發死章句”的儒生，而喜歡古風和樂府詩，並且在文學觀上以“複古”自稱，以對應當時的詩歌格律化。他說“將複古道，非我而誰？”他對於杜甫過於用力地寫詩，寫那麽辛苦，似乎也不太同意，所以《戲贈杜甫》裡寫道：“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顯然是對杜甫的“執著”而開的玩笑。杜甫在這方面的確與李白不同，傾盡全力作律詩，如他所言：“晚節漸於詩律細”。

現代詩人的“直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人最怕“直白”，這往往是由於心裡原本沒有“詩”，這才故意選擇晦澀以掩耳目，可以說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所以面對李白這樣的天才，我們許多時候不知道該怎樣才好。對他的詩境頂禮膜拜，迷信般地敬仰，還是對其功名欲念表達不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看到他那些令人厭惡的恭維之詞、稚言與豪言，那些讓人看了之後極不舒服的部分，有時還是很沮喪的。關於李白的巨大矛盾與痛苦，可能一直籠罩著後來者。

分析一個天才的歷史人物，有一個在其強光下不能正視的問題；還有遠離當時社會狀況，以及風習民俗等等，難以切近理解的問題。時過境遷之後，有些事情判斷起來就難了。比如關於個人與體制的關係，有人會說那是盛唐，跟混亂不義的黑暗時代不同，李白一心要進入統治階層可以理解――好像在那樣的時代，一個人的求仕舉動一定也是高尚的。這其實講不通。這只是我們的假設。

當時究竟社會政治清明到了什麽程度，還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清明總是相對的，清明中的不堪與苦難，倒有可能是許多當世生活者所無法忍受的。有時從外部看倒是富裕了，安定了也清明了，內部卻孕育著大危機，有大不公大苦難在。這樣的清明也許正是產生大苦難的沃土，許多可怕的東西都在這個時期埋下了種子。

李白和杜甫的青壯年生活在盛唐時期，唐玄宗被認為是一個不得了的人物，他的前期國泰民安，邊境安定，人民富裕，各國來朝，真是一個泱泱中央之國。王維詩雲：“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在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清明的王朝裡生活，一個有抱負有才華的人想辦法到統治集團裡去做事，施展才能，似乎無可厚非。人們會這樣看問題：李白是遇到了一個天下大治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所以更願意原諒他那種往上攀登的匆促和衝動。

但是回到人性的角度去判斷，不管是哪個朝代，無論是政治清明的朝代還是政治昏暗的朝代，面對權勢的基本反應都是一樣的。作為一個有自尊的敏感文化人甚至是天才人物，李白與杜甫儘管詩風大異，性格大異，他們對“盛唐”的政治態度卻幾乎是相同的。而後人關於人性的內容，評判的標準，大概不應該因為朝代的不同而不同。這樣講就多少超越了社會和政治的含義，而是從孔子所說的“性相近”的那個“性”去談的。

氣傑旺

《古文觀止》是一本好書，這幾百年裡不知有過多少散文選本，超過它的卻不多。裡面的確有許多好文章，表現了選擇者的勇氣和眼光。選者重文章質地，而不太在乎其他。

比方說《李陵答蘇武書》，一般認為是偽作，該選本卻仍舊納入。李陵蘇武兩人是好友，李陵為自己投降辯白，寫給蘇武一封信。這封信是千古美文，看了以後無不感動。信中寫他怎樣受到皇帝的信任，怎樣帶兵出征，最後部隊在多麽艱苦惡劣的自然環境裡與敵軍戰鬥。最後是寡不敵眾，將士流血拚掙直到最後。這些廝殺場景如在眼前，沒有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永遠都寫不出來。可見如果是偽作，那也絕不是一般的手筆。

海明威曾經就描寫戰爭的問題談過托爾斯泰，說托爾斯泰寫戰爭是難以超越的，因為托氏本人就經歷和目睹了死亡，聞過了硝煙的氣味。而大量的虛構作品寫戰爭根本就不對頭。海明威經歷過戰場廝殺的血腥，他的評價來自深刻的心得。

這個選本裡還有一篇方苞的《獄中雜記》，也是一篇名文。有人認為它的價值主要是寫盡了古代司法方面的陰暗，有重要的社會認識價值等等。可是它真正的價值還是在於對人性本身的認識深度。如其中寫到了獄中各種各樣的犯人，一兩百人擠在一個大屋子裡，瘟疫很容易繁衍起來，犯人常常得各種疾病，蔓延起來根本沒法醫治，死人很多。他說這許多犯人中有許多冤枉者，嚴格講是無辜者――死亡是那麽不公平，同樣是在牢裡經受了瘟疫，那些小偷小摸或取保候審的、誤判的“好人”或輕罪犯卻要先死。而那些殺人重犯、大盜和土匪，他們往往都不會死，都能扛過去――有的根本就不染這種病。

難道連瘟疫也害怕惡人？方苞發現了這其中的奧秘，說這些大惡之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生命力特別旺盛，氣粗膽大。他在這兒用了三個字：“氣傑旺”。

這個發現，從人性、生理等好多層面讓我們思考良多，看了以後怎麽會忘記？大凶大惡似乎連死神都怕，魔鬼也要繞開走。這種大惡之人連瘟病都不沾。那一般的“好人”最容易染病，而且一得病就死。“氣傑旺”三個字用得真好。平常說殺一個人者是罪犯，殺十萬人者可能就是英雄了。一些大土匪身價了得，他們往往讓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禮讓三分。因為他們的大惡逼退了所謂的原則，讓理想低頭，讓強人俯首。這不是“氣傑旺”又是什麽？我們再沒有其他解釋。

歷史上的大盜大惡體面地站在舞台上，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他們的力量是超越觀念和原則的，無論什麽勢力都得與之講和，都拿這些“氣傑旺”沒辦法。他們抵抗各種磨難的能力超強。看來這不僅僅是生理層面的，而又實在與生命力有關。方苞是一個了不起的記錄者和發現者，他發明的這三個字會讓我們想明白許多問題，用來理解當今社會的很多問題。

“氣傑旺”揭示了生命的重要奧秘，這裡似乎偏重於邪惡的力量。如果我們反問一句：善與美是否也可以有“氣傑旺”之喻？這後一種力量是否也能進入這樣的理解範疇？

不知道。我們只能說這是一種專門的、特殊而費解的能量。

李白和杜甫的生命表情——僅僅相對於龐大的社會來說，基本上還是屬於脆弱型的，他們身上的社會性都相當孱弱；但是對於民族精神與文化的創造與傳承來講，卻又是相當強悍和頑韌的。也就是說，李杜從詩的方面表現了自己的大能，有種種不可不面對的強大的生命能量在裡面，讓一代代人都不能不正視他們的存在，這其中有沒有類似於那種“氣傑旺”的東西存在？特別是狂熱如李白者，什麽政商道仙豪飲劍俠軍旅漫遊無所不涉，算是一個奇異之極的生命，總讓人有某種“氣傑旺”的聯想。這樣說是忌諱的，因為我們不能將一個千古不朽的偉大詩人與方苞筆下的那些“大惡”相比較，但隻講其中不可理解的某種生命能量，似乎也沒有什麽不可以。

李白和杜甫一生可謂磨難不斷，有一些坎坷也不是一般人能夠抵擋的――即便挨過去、掙扎過去，也已經是氣息奄奄遍體傷創了，不可能再有什麽寫詩抒情的興致。要知道那時他們的詩歌寫作並不是什麽“專業”，也沒有物質名聲方面的誘惑。

杜甫在飽受凌辱的時候――這種情形並不少見，如早期在長安為求官的苦奔和狼狽；後來衣食無著，竟然到了與猴子們一起爭搶山上野果的地步；安史之亂中從長安城九死一生的外逃；晚年失去了居所，常年泛舟在一隻小船上……即便如此，他卻仍然寫出了那麽多動人的詩篇，有的算是泣血之作，有的是對美好自然的歡歌，還有的是對千古遙思的寄托。總之他沒有被命運擊倒，身上總有一股不可思議的頑韌讓其挺住再挺住――這不是另一種“氣傑旺”嗎？

李白別的不要說，就說晚年冤獄和流放時期，也仍然寫出了那麽多令人驚歎的傑作，其中有一些還稱得上千古不朽之作。如他聽到大赦令從長江返回時寫的那首“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表現出多麽驚人的生命激昂和爆發力。他在獄中受盡了煎熬，可以說心如死灰，竟然還寫出了《萬憤詞投魏郎中》那樣才華橫溢之作――要知道這時候的李白隨時都面臨殺頭的危險，事實上與他一起的同案犯幾乎沒有一個活下來，而他卻有心情進行這樣的“大創作”！這篇作品真是聲情並茂，如泣如訴，長達三十八行：“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獄戶春而不草，獨幽冤而沉迷……穆陵北關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複相提攜……”

李白杜甫的生命力遠超常人，所以才能夠帶著無數的傷痕嚎唱，這在絕大多數人來說是絕無可能的。這樣的一種生命，就其性質來說算不算“氣傑旺”呢？大惡者以強旺不竭而存身立世，那麽一個人要成就大善大美，需不需要這種百折不撓的生命質地呢？回答只能是肯定的。對於詩人來說，人世間也許有數不清的力量要毀滅他們，但他們卻無數次地站立起來，並且連血帶傷地走下去，吟唱下去――這同樣也是一種“氣傑旺”。

就此而言，李白和杜甫絕對不是什麽脆弱的書生，而是兩個有著驚人耐磨損力的膽大無畏者，是給苦難的人間盜來火與光的另一類“氣傑旺”的“大盜”。

也正是如此，才逼迫我們一代代人不可不正視其存在。他們具有逼迫我們走入“生命現實”，承認其“藝術現實”的那樣一種奇怪的力量。

大寂寞

談到藝術創作如文學勞動，有個數量的問題。比如唐代詩人有的寫得多，有的寫得少。李杜自然是極多產的，他們留下來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而已。精神的體量與數量有關，但又不是同一個問題。現代寫作者有的會不停地寫，那極有可能是被一些現實利益所牽扯，是一種很值得懷疑的“勤勞”。古人則多少有些不同，因為那時寫詩並不是一個專業，沒有什麽稿費製及其他。文學在古代不是商品，只是一種心情和心靈抒發，是真正的“生命放電”現象。

許多時候，一個寫作者應該有勇氣讓自己懶下來、閑下來，給自己一點閑暇才好。衡量一個生命是否足夠優秀，還有一個標準可以使用，就是看他能否寂寞自己。寂寞是可怕的，一說到人的不快，常常說他“很寂寞”。其實正因為寂寞，才會有特別的思想在孕育和發現。

通常越是素質低下的人越是吵鬧，難以安靜下來。閑散，閑暇，這往往是一個寫作者必備的條件。寫得多不一定好，一味“勤奮”也不一定好。

讀李白和杜甫的詩，還有李商隱的詩，常常會覺得他們都很寂寞。有人可能不同意李白是寂寞的，因為總覺得他既是個好熱鬧的豪飲之人，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會和許多人圍在一起。這實在是一種錯覺。豪放如李白這樣一個人，如果我們把他所有的詩作集中一起好好閱讀，也就會否定原來的印象。我們會得出一個結論：李白真的很寂寞。他的那些情感一瀉千里的詩行，實在是寂寞之吟。他太孤獨，太寂寞，有時才不得不發出驚人的長嘯。

他最有名的是“月下之吟”。這些吟詠正是獨處的心得。除了這些明顯的靜思文字，另一些豪放的辭章也沒有例外，同樣是對寂寞的排遣。總之大天才總有大寂寞。

李白詩中的寂寞，常常是一個人面對浩瀚宇宙時的狀態；而杜甫的寂寞，更傾向於一種人生況味。只有這種心靈的沉吟和體味，也才有人在天地間的曠邈無助感，有人之為人的蒼茫無措感。這是人性的知與悟，而不是視野狹促的沮喪或竊喜。妄愚之輩一朝得勢就兩眼朝天，所謂的“咳唾成珠”，傲橫得不得了。其實即便威赫的皇權，也只是一個極偶然和渺小的存在，如同書上所言：“如同一層薄雲，風一吹就散掉了”。所以真正強大的人還是那些謙卑的知悟者，是在任何狀態下既不傲橫也不自賤的人，是懂得天高地厚的悲憫者，是能夠蓄養仁善和修持生命的樸實之人。

就此來說，李白和杜甫也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