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有人說蘇軾偶爾才稱得上偉大詩人？

戴建業是華中師范大學的中文系教授，他說：“在中國古代，能稱得上偉大詩人的只有四個——屈原，李白，杜甫，陶淵明。偶爾也把蘇軾算進去。”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說法？是人們對於蘇軾的文學成就了解的不夠深入，以至於評判出現了偏頗嗎？鍾愛蘇軾的人自然會列舉出蘇學士的種種文學成就，以及他那無可挑剔的人品，連同他那頗具"魏晉風度"的性情，來與屈、陶、李、杜進行比較，論證他完全可以與其相提並論，同列古代偉大詩人的名單中。然而，細細究來，不得不說，蘇軾作為詩人，的確離"偉大"差那麽一點點。

而這一點點，蘇軾可能永遠都達不到。

一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裡，有一段著名的話：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文字有"大小"之分，偉大的作品必然是擔負人類內心深處無法承受之情感的。偉大的詩人總是以貫通古今的眼光和格局去看待自己的生命和世界。他們下筆所寫，往往超出了個體生命的性質，而具有人類全體的性質。他們最優秀的作品，往往不是個體的、偶然的一事一物，而是普遍的、必然的人間的悲苦酸辛。

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之所以稱得上偉大的詩人，就在於他們的作品寫出了人類共通的情感。他們不僅僅是抒寫者，更是親身體驗者。他們用以體驗的，不是生命中的某一階段，而是整個人生。

完全可以這樣說，他們是以生命抒寫詩篇的詩人。

屈原曾"行吟澤畔"、"形容枯槁"，他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之感歎是在精神極端痛苦而找尋不到出路的時候發自內心深處的憤慨，而這一憤慨在面對現實、面對當下的時候卻又是那樣的無力。這其中似乎有某種古今中外人類共通的宿命感、生命的困惑感包含其中，不難讓人對於生命的本質、生命的價值、乃至人的存在感發出一系列追問。屈子在《天問》裡一連向天地萬物發出一百七十多個疑問，堪稱靈魂反抗絕望的呐喊。

陶淵明在《形影神》三首詩的前言寫道："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這是對人類整體命運的思索，是對人間哀樂的深深的探究。同樣，李白的詩作雖絕大多數是表達個體情懷的，但他的天才和個性卻能使其作品曲盡個體生命縱橫馳騁之態，從而超越個體自我，而上升到人類之大我。至於，杜甫就更不用說了。

至於蘇軾，他的人生雖然也是坎坷浮沉，生死別離也都經歷過。然而，他是出了名的"曠達"，於生活中的諸多事情，諸多煩惱不肯較真，正是這一點，讓他失去了體驗生命中深悲巨痛的機會。他太會排遣，太會自我心理安慰，以至於生命中的許多次打擊，都未能真正挫傷、真正刺激他的靈魂深處，也就未能激發出生命本質的精神力量。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面對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他思考的不是關乎生命本質的哲學，而且怎樣在風浪中安放此身，怎樣在沉浮中保持內心的平穩。他的著眼點是世俗的，而非超越世俗、超越歷史而代全人類探索的。

這是學識、性情、閱歷在日複一日的積澱中生發出來的智慧。這智慧的成果確令人深思、讓人回味，可它是可以達成的，可以培養的，可以被複製的。至於屈陶李杜，他們詩篇所煥發出的詩情和詩性，則是鬼斧神工之作，只可窺探，卻不可模仿。

二

歷史上曠達的人很多，但真正做到像蘇軾這樣行雲流水般自然的，恐怕除了他，再也沒有第二個。

西晉的阮籍也是出了名的曠達，可誰都知道，他的曠達是裝出來給司馬氏看的。"狂嘯飲酒，窮途痛哭"的記載讓他的曠達故事明顯蒙上了一層沉重的悲劇色彩。明代的唐伯虎也是出了名的曠達，但他的曠達也是用來演戲給別人看的。"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做田"，固然聽起來很達觀，很灑脫，可一旦聯想到托名李白的那首《憶秦娥》中"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一句，便可窺見個體生命乃至整個人類群體在歷史時空的洪流中那孤零零、淒慘慘的徹骨孤獨感。他們只是以"曠達"做面具，讓自己活下來罷了。

蘇軾是真的曠達。當初被貶黃州做團練，他寫了"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後來被貶惠州，他又寫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晚年更是被貶到海南，可他食芋飲水，似乎安之若素："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裡真吾鄉"，頗有《莊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意味。痛苦被他一通組合拳下常常被消解掉了，儘管內心仍舊痛苦，但那刺激人的心靈，讓人癲狂的內核已經被抽離掉了。

李澤厚先生曾說："蘇軾一生並未退隱，也從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可以說，蘇軾開辟了一種新的歸隱境界——心隱。表面上這看起來比陶淵明的歸隱更高級些，而實際上，正是因為這種非事實性的歸隱，讓他的文學作品缺少了一份極為重要的象徵性力量。從而後代的文人讀者以陶淵明為歸隱的標杆，而非蘇軾。至於人生的空漠感，其實漢代的《古詩十九首》便已深刻、透徹的表達了出來，蘇軾絕非開創者。

三

除此之外，時代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戰國時代、晉宋之交、盛唐中唐之際思想都相對比較自由，因而詩人的精神視野仍然是開闊的，他們的目光仍聚焦於外在世界和自身的關係。屈原滿眼宗族國家；李白滿眼建功封侯；杜甫滿眼天下蒼生。就連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其後半生其實也是以一己之力構建精神世界以與現實相抗相爭的。

而到了宋代，一方面文章和文人的命運密切掛鉤。科舉制度此時真正成熟和完善，文章意味著功名利祿，意味著看得見、摸得著的今生今世的實實在在的幸福，於是文人的視野便不得不拘束於書本、拘束於歷史。另一方面，宋代對文人的思想控制很嚴。雖然據說宋太祖曾立下不殺言官、文人的祖訓。可終宋一朝，皇帝未必真正看得起文人，未必不提防文人。這一點，從宋代廢除宰相面見國君時賜茶賜座的古製中便可見一斑（賜茶賜座，是對待帝王之師的禮節）。

這是整個時代的風氣，加之此時中國經濟空前繁榮，國家太平無事，宋代文人的精神相比於前代，不可避免地更加內斂、更加局促了。這固然造就了宋代人思想的深刻精微（如宋代理學大師輩出），但這點有利之處卻並未表現在蘇軾身上，反而是那種注重自我精神的內在調節，注重營造平和心境的時代風尚在蘇軾身上集中地表現了出來。這種心態於個體人生是很有益的，但對於文學創作，卻要另相看待。

蘇軾的確是一個天才，一個多才多藝的全能型作家。詩、詞、文自不必說，就連書法、繪畫他都可以稱得上宗師級別的人物。可他的才華獨缺外界的刺激，缺少個體生命和世界的激烈衝突。他的文學造詣爐火純青，可還是差些火候，這火候非個人所能把握，而是命運、時代使然。

四

綜前所述，一言以蔽之：屈、陶、李、杜，乃以陶淵明、李白、杜甫乃以生命抒寫詩篇者，而蘇軾則以詩篇抒寫生命感懷者。二者之間，正如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和錢鍾書二先生之別，一個誠摯至極而返歸樸拙；一個誠摯中夾帶著聰明睿智。二人雖同樣卓然大家，但亦有那麽一些"小大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