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被譽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他們以其卓越的詩歌成就樹起了兩座豐碑，更以早年情若手足的交誼給文學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傳頌的佳話。然而，到了晚年，這兩位詩壇聖手卻產生了某種情感隔閡，留下了令人生疑的遺憾，本文擬對此作探討分析。
一、杜甫對李白之死漠視之蹊蹺
李白於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冬天入永王李粼幕府，有《別內赴征》三首，《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禦》、《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永王東巡歌》等詩紀其事。李白又一次胸懷高遠，以為可以大展宏圖，可以實現畢生之志了。豈料永王初衷為爭奪帝位，其謀被識破，至德2年2月永王兵敗，李白逃奔彭澤，被捕入尋陽獄中。11月，被定罪長流夜郎，途中獲赦。轉輾兩年，舊疾複發，來至當塗，依族叔當塗縣令李陽冰。但沉屙不治，於代宗寶應元年11月卒於當塗。時杜甫在成都，有《寄李白二十韻》一詩。詩雲“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之句，可見對李白的病狀了如指掌。聲名聞於天下的李白之死，應該是當時詩壇的大事件，杜甫應當知道。但他對李白之死卻沒有任何表示，這是很讓人疑惑的事。而就在李白死後的幾年間，杜甫的幾位至交好友先後辭世，卻得到了杜甫不同形式的憑吊懷念。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8月4日房琯病卒於閬州，杜甫往吊，並寫有祭文，沉痛至哀。後寫有《別房太尉墓》一詩，抒發哀悼懷念之情。次年，鄭虔死於台州，蘇源明死於長安，對這兩位千里之遙的亡友，杜甫都有詩哭悼之，寫有《哭鄭司戶、蘇少監》和《懷舊》。如《懷舊》詩雲：“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自從失詞伯，不複更論文。”又次年正月，高適病死於長安，杜甫很悲傷，在《聞高常侍亡》中寫到“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隻令故舊傷。”4月，嚴武死於成都，杜甫有詩哭之。《哭嚴仆射旅襯》詩雲：“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以後還寫有《八哀詩》相挽，另有《哭嚴仆射歸梓》詩。代宗大歷四年(769)的時候，杜甫流寓湖湘，至潭州時，遇友人韋之晉死，他有詩哭之。這時距李白之死已過去了近七、八年，我們依然未看到杜甫對李白的哀挽詩作。是杜甫把李白忘了嗎?還是寫的悼亡詩失傳了呢?看來都不是。他連韋之晉這樣的一般朋友都會傾吐思念之情，何況李白和杜甫早年建立了天下皆知的友誼呢。而且如果杜甫有懷悼李白的詩，不會輕易散佚的，如果他對李白還懷有從前的感情，下筆定會有驚天地泣鬼神的至文，就更不會不翼而亡的。這一切都告訴我們一個信息，這兩位詩壇巨擘之間，一定發生了重大的隔膜，甚至齟齬。因為以李杜早年交誼之深，對比杜甫的冷淡漠然，是令人十分驚異的，也是無從解釋的。
二、李杜早年交往之深摯
李、杜這兩顆詩壇最耀眼的明星是在玄宗天寶三載(744年)四月相會的，地點是東都洛陽。李白當時因受長安奸佞群小的讒毀，被皇帝賜金詔許還山，向東開始了他第二次漫遊。杜甫則結束了在齊魯一帶的遊歷回到了算是故鄉的洛陽，並住在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下的“陸渾山莊”。李白時年44歲，杜甫小李白11歲，正好33歲，都是人到中年，襟抱未開，而又目空一切，志存高遠的年齡，對兩人而言，這次訂交，可謂忘年。但畢竟是初識，未及深入。李白不久離開洛陽去梁宋(今河南開封)一帶。杜甫隨即跟到了梁宋。這算是兩人重逢。這次相聚著名詩人高適也參加了。三人相攜遊樂賦詩，暢飲高歌。李、杜感情交誼大大加深。李白不久前往齊魯，杜甫又追隨到了齊魯，第三次與李白會面。這時兩人已情同手足。杜甫在《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中寫道：“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可見情誼深濃。李白也有詩回寄杜甫，表達思念之情。所謂“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最後，這兩位中國詩歌史上的頂級人物灑淚在齊魯分手，各尋前程去了。從此一別，竟成永訣，李、杜也就再沒有見過面，兩人的友誼和感情在以後的詩歌交往中加深著。
郭沫若先生曾做過如下統計。在現存1400餘首杜詩中，和李白有關的將近20首。其高職門寄贈或懷李白的有10首：《贈李白》2首，《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1首，《冬日有懷李白》1首，《春日憶李白》1首，《夢李白》2首，《天末懷李白》1首，《寄李十二白二十韻》1首，《不見》1首。詩中提到李白的5首：《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1首，《飲中八仙歌》1首，《醉歌》1首，《昔遊》1首，《遣懷》1首。沒有提名，但其中一定包含有李白的，無法統計。[1](P319)在這些詩歌中，杜甫滿懷真情，有對李白遭遇、命運的同情和不平，如“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有對其詩歌風格的評價，如“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入伍”、“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有對其豪邁高潔的人格的讚美歌頌。如“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些詩句表達的是一腔拳拳深情，奠定了李杜之間的真摯友誼。李白寫給杜甫詩留存數量不多，僅有4首。“前人愛以現存詩歌的數量來衡量李杜情感的厚薄，說杜厚於李，而李薄於杜。那真是皮相之見。”[1](P320)因為詩中情意甚殷，並不遜於杜甫。而且兩人幾乎達到了心有靈犀，息息相通的感人境界。如杜甫《冬日有懷李白》寫道：“寂寞書齊裹，終朝獨爾思。”李白《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禦》也寫道：“相失各萬裡，茫然空爾思。”杜補闕就是杜甫。
李杜在詩歌往還上建立的友誼是深摯真誠的，是美好的。成了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也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以不同風格而齊名並稱的先例。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兩位親如兄弟的詩人，關係卻在晚年出現了裂痕，叫人疑竇叢生。這究竟是因為什麽呢?
三、李杜隔閡原因之探秘
郭沫若先生認為，李白悵怨杜甫不理解自己的心曲，不理解自己的政治抱負，故兩人感情發生變化。起因是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這首詩是杜甫寫李白最長的一首，共200字，“可說是杜甫的李白詩傳，對於李白的現狀，不僅他的生活，更兼及他的心事，都好象了如指掌。”[1](P325)全詩如下：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乞歸優詔許，遇我夙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
稻梁求未足，薏苡謗何頻。王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元還漢，黃公豈事秦?
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議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這的確可以當李白小傳來讀了。但郭先生認為這首詩是令李白十分不快甚至很不滿意的。他說：“詩是‘寄’給李白的，李白在去世之前還有相當的時間，不至於看不到它。看到之後，李白會作何感想?我認為有好些辭句很難使李白滿意。關於‘三危放逐臣’句，上面已經說了，那還只是出於考慮欠周到的語病。還有更重要的關節處，一定會使李白失望。天寶初年李白被讒逐，這在李白是非常遺憾的事，而在杜甫詩中卻以‘乞歸優詔許’一句不著痕跡地帶過。不好誹謗朝廷，在杜甫說來自然是‘忠’；但對於讒毀者的‘賤臣’‘佞臣’——高力士、張垍之流，卻未免過於‘恕’了。李白下廬山從永王東巡並不算犯罪而是冤枉，他一方面是體貼著唐玄宗的意旨在辦事，另一方面也想借永王之力掃蕩胡塵，拯救天下蒼生；然而杜甫卻把它說成為找飯吃而受到處分。這在李白恐怕是更感到意外的。”[1](P331)應該說郭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李杜之間的確發生了隔閡，“杜甫對於李白的感情由懷念仰慕轉變為哀憐惋惜。”[1](P324)
我認為，真正使杜甫對李白心懷不滿的是兩件大事。一是李白恃才傲物，被逐出長安；二是不辨忠偽，依從永王而最終獲罪。而這兩件事關乎著是否對皇帝、朝廷的忠誠。我們知道，杜甫被稱為“千古詩人”，其根本原因是因為他的忠君，因為忠君，才去愛民，才去關心民瘼，才去關心天下興衰。他的代表作無不由此可以做出準確的解釋。故清人葉燮在《原詩》中說：“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吊古人、懷遠道，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故其詩被譽為“政治詩”、“詩史”，是當之無愧的。他確立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憂患“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成卒”，他不能改變的是自己的忠君個性，“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而且，杜甫詩歌取得卓越的藝術成就，獲得崇高的藝術地位是和他的政治思想密不可分的。而封建時代忠君和愛國常常是統一起來的。他的忠君愛國在他的詩歌創作中強烈地表現了出來。所以人們也稱杜甫為愛國詩人、人民詩人。[2](P89)在這一方面，李白和杜甫是有很大的區別。身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李白，更多的追求任情適情，放浪恣肆，逸遊山水的生存方式。所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就是寫照。故他被詔入長安，縱然抱有實現“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宏偉理想，可並未使自己桀驁不馴的個性有所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所謂“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就是寫照。進而交惡於玄宗幸臣張垍，寵妃楊玉環，侮慢炙手可熱的宦官高力士。最後終於被皇帝疏遠，賜金還山。李白把政治活動中受到挫折、憤懣、鬱悶、不平皆傾瀉於詩，《行路難》三首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對於李白早年的這次政治磨難，杜甫是深表同情的，但同情中帶有惋惜，或者也有一些對李白的不滿。上引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中“乞歸優詔許”、“莫怪恩波隔”兩句就蘊含有這樣的意思，規勸李白不要怪怨朝廷和皇帝。在杜甫看來，玄宗是“堯舜君”，他自己是“不忍便永訣”的。況且能像李白那樣一夜之間由一介布衣青雲直上，做了皇帝的文學侍臣，是杜甫夢寐以求的事。他早年困居長安，接連給皇帝上賦求仕，未得知遇。安史亂中，南北奔波，追隨行在，最後是“衣袖露兩肘，麻鞋見天子”，才做了個小小左拾遺。李白殊遇恩寵，卻不當一回事，杜甫自然是又羨慕，又嫉妒了，對李白突然失寵，他也自然希望李白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怨誹朝廷。同時，杜甫對李白是有所規勸的。寫於天寶四載(745年)的《贈李白》就這樣質問：“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顯然希望李白能有所收斂狂放痛飲的個性。寫於蜀地的《不見》(原注：近無李白消息)中有：“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可能呼喚李白回到蜀中，兩人共修舊誼，“重與細論文”。呆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互相照顧，也是更能便利地對這位兄長加以勸導。當他得知李白遭遇流放夜郎，就希望他途經屈原故鄉時，“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汩羅。”大概希望屈原的忠魂能對李白有所感化。這大概就是杜甫對李白恃才傲揚而失寵有所不滿卻沒有說出的心思吧。
如果說長安一行是李白政治生活中的第一次大失敗，那麽，他晚年加入李璘幕府就是一次更大的失敗。雖然李白入幕從種種跡象來看是不得已被脅迫，但李粼的意氣之舉卻差一點讓李白招來殺身之禍。[3](P70)對此杜甫也是非常同情的。但可以推想，杜甫對此一定不滿。因為李璘事件最後被定性為叛逆做亂，與安祿山等同。肅宗下令剿滅。李白也被定罪“附逆”，長流夜郎。從現存的資料來看，杜甫對這位肅宗皇帝沒有表現出太大的不滿，和對待玄宗一樣，他仍抱有“一飯未曾忘君”的忠心，自己的好朋友“附逆”，他從內心深處是不能接受的，也就無法原諒。加之杜甫當時遠在四川，消息不靈通，更大可能得到的是道路傳言，對李白從璘的細節也就無從評察，最終做出從感情上棄絕李白也就在所難免了。
我們做出這一判斷的有力證據就是杜甫對李白之死冷漠到近乎無情的程度。和他交往的許多朋友一旦或病或亡，他差不多寫詩憑吊、緬懷，惟不予李白一字。足以說明李、杜晚年之隔閡是相當深的，而這種隔閡主要是杜甫對李白的失望不滿已無法挽回了。
儘管如此，李、杜齊名以及他們早年建立的友誼和他們不朽的文學業績仍然在文學史上照耀千古，永遠是後人學習的榜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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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871(2006)05-00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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