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接獲通知：一向由聯合、中時兩大報出資讚助、俾使作家得以赴美進修的一個計劃，居然落到我的頭上。中時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親自告訴我：“今年就你代表去一趟愛荷華吧！”
不過我沒有去成。因為據說當時有另一位任職報社的作家提醒余先生：張大春剛剛擔任中時晚報的副刊主任，實在不宜曠工放洋過久。她說得入情入理，於是我的愛荷華作家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er's Program, 簡稱IWP）就延宕了九年。IWP唯一的主人聶華苓老師在1997年初秋見到我的第一天，第一句話就是：“你遲到了多久？”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九年。”
聶老師也不假思索地說：“是，九年。”就連沒有能夠如期前去參與那一次為期三個月的盛會，聶老師都念茲在茲，不稍釋懷。於我而言，耽延行程不算什麽，她一直掛記著則令我由衷感念。聶老師對人的用心可見於此。
聶老師不只是IWP 的主人，也是更多聞名來訪之過客的主人。過客大多出身兩岸，或多或少、直接間接與寫作或者藝文活動有關。說來就登門打招呼，說去就揮手告辭，聶老師則不動如山，像一座泊船之港。
我剛到愛荷華的那一天晚了，無法住進“五月花”（May Flower,宿舍樓名），只好投靠呂嘉行和譚嘉夫婦。那天晚上嘉行兄再三問我：“有沒有在IWP 期間寫點什麽東西的計劃？”
我很訝異他這麽關心連我自己都不太在意的事。於是小心翼翼地探詢：“如果沒有什麽計劃呢？”
嘉行兄仰天大笑，說：“你不要緊張，沒有什麽的。隻不過聶老師一定會問起，你隨便有幾句話也好。”
聶老師當時已經退休，不乾預IWP行政實務，可是正如嘉行兄所料，兩天之後，我們一見面的第二個話題就是：“在寫什麽嗎？”
我打過預防針了，胸有成竹地說：“要寫一部以家族史作基礎的東西——我連稿紙都帶來了！”
聶老師當下接道：“你每天都寫嗎？”
“是的。”我忽然之間有回到中小學課堂上繳交作業的感覺，“每天都寫。”
“你每天寫了些什麽，就給我看看好嗎？”
那本書，是我想了多年的家族史。在起心動念的第一瞬間，我給這書起的名字就是《聆聽父親》。
在IWP的諸般活動之中，有一個翻譯活兒。1997那年的設計，是讓來自二十八個國家和地區的作家分別與一位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合作，把自己的作品翻譯成英文。
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那些翻譯課上的學生對於中文、西班牙文、韓文甚至越南文……可以說一點基礎都沒有。所謂“合作翻譯”，毋寧就是兩個人對坐執咖啡杯指認作品中之某字在英文中應該如何表達。
分配到與我合作的，是當地一位選讀社區大學文學及翻譯課程的中年婦人。她很爽朗健談，對於近代英美文學的作者、作品也十分熟稔，可是中文一筆不識。所謂翻譯工作，不過就是由我用我所能夠使用的英語字匯將《聆聽父親》說給她聽，再由她打造成她認為通順甚至優美的語句。如果按照表訂計劃，我們每周有整整三個下午要如此度過。我在第二次“合作翻譯”的課程中就提出了“分手”的建議，“你可以退掉這門課程嗎？”我說。
“當然，我很樂意。”這位太太像秋天的晴空一般爽朗地笑了——顯然，她也如獲大赦，我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面。
於是，毫不猶豫地，我每周有三個無所事事的下午，都會從“五月花”閑步到聶老師家，從書架上拿下楊憲益翻的《奧德修斯》；那是我在心裡給自己規範的翻譯課。而聶老師，就在她餐廳的長桌上翻讀我新寫的《聆聽父親》。
她不只是一個普通讀者，從手捧原稿的第一頁開始，就帶著一份積極的情感。我記得她才讀了幾行，還不到一個段落，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說：“我跟你講、我跟你講，我也在整理我的家族史呢。”她說的，應該就是多年後出版的《三生三世》。
於我而言，聶老師不止是一位同行前輩，她的《桑青與桃紅》一直是我開蒙以後最受撼動和感動的當代長篇——雖然當時因政治因素之故，沒有在聯合報副刊上完整發表。
這位前輩作家就坐在離我三五碼之外的餐桌上，一字一句斟酌著《聆聽父親》，神情專注而嚴肅，秋日午後的陽光從不知什麽角度灑進屋來，照著她、也照著手稿耷拉下來的紙角。那是我多年不曾忘懷的一個畫面。
聶老師比我父親年輕四歲，較我則年長三十二歲，十足是個母親。這位母親不但是《聆聽父親》的第一個讀者，在創作的關鍵角度上說，她也堪稱是《聆聽父親》的第二個作者。
那一天，我觸景生情地和聶老師聊著劉大任的《秋陽似酒》，聶老師就顯得有些恍神，時而起來走兩步，時而像是想起要到櫃子裡拿什麽東西卻又什麽都沒拿。鼓秋了老半天，忽然岔開話題，說：“大春啊，我不想干擾你寫作，可是有個詞，你不能那麽寫。”
“哪個詞？”
“‘老家夥’。”
一霎時間我就明白了。那是我特意設計、使用的一個稱謂詞。為了讓父子之間保持一種類似於同極磁石相近而相斥的張力，我在全書開卷之後將近兩萬字的篇幅之中，都使用一種看似中性的、冷峻的、不沾帶熾熱情感的角度，甚至是刻意放大的距離，去描述年邁的父親在病中病後衰敗的身體和精神。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可是可是可是怎麽講——”聶老師又起身在餐廳和起居室之間踅走了幾趟，說：“不行，叫‘老家夥’我過不去。”
“如果改成‘老頭子’呢？”
“不行，他是爸爸啊！”
“‘老頭兒’呢？”
“你就叫他‘老人’不可以嗎？他都病成那樣了呀！”
我萬般無奈地改了，就改成“老人”。然而一年又幾個月之後，我做了父親，逐漸逐漸變成一個老家夥，然後我大概體會了一點：改作“老人”是對的。畢竟，我沒有要刻意顯示自己有多麽無情的意思。而聶老師的不安，讓我體會到溫柔敦厚四個字真正的意義。
有情風萬裡卷潮來，對我來說，那三個月IWP的生活裡最重大的事情根本與寫作、演講、國際作家交流……無關。每當有人（尤其是也參與過這個活動的作家們）說起來，我總是說呂嘉行、譚嘉，還有像媽媽一樣的聶老師。
回到台北之後不到一個月，美國在台協會來電相邀，要我和當時主持兩地文化事務的一個女官吃頓晚飯。
恰由於1997年我赴美的經費與兩大報無關，而是美方出資讚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得為三個月的新鮮體驗“陛見報銷”，那頓飯非吃不可。女官倒也開門見山，劈頭就問：“感覺美國如何？”
我說：“是個帝國。”
女官尷尬地笑了，又問：“那麽，IWP如何？”
我猜想這女官做夢也不會想到，我的答覆竟然是：“我在‘五月花’旁邊的山脊路（Ridge Road）買了一棟房子。”
“什麽？”她瞪大了眼，簡直不像一個上國衣冠之輩。
我原話再說一遍，又補充了一句：“IWP讓我變成大帝國的小地主，how’s that？”
女官猶帶驚訝地恭喜了我（不知道為什麽），接著一連三個why，似乎意味著愛荷華的地產並不值得投資。
我早就準備好了答案：“我隻消三分鐘車程的，就可以見到《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的譯者（呂嘉行），他太太是一本文學雜誌的社長（譚嘉），而就在Ridge Road 上、隔著‘五月花’的另一側，便是小說家、以及數十年來發動IWP的主要引擎，聶華苓的家，你說：我還能找到更cultivated 的文學環境嗎？”
我不知道那女官相信了幾分，然而我對她說的每一句話都發自肺腑，片言不虛，我隻隱瞞了一點：之所以買下那房子最主要的動機，是它的門牌號碼。
大體而言，聶老師的家在“五月花”南側朝西，我看上的小屋則在“五月花”北側朝北。她的電話號碼尾號是1615，而我的門牌號則是1516。那時候，我從沒有想過：日後要不要在此地常住？多久來一次？一次待多久？台北和愛荷華城之間要轉幾個機場？幾段陸路交通？幾程天涯？
我任性地想：那裡是一個家；而我和聶老師的家族史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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