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球上的霸權總是變動不居，這是殘酷無情的事實，所以，因暫時遭遇不幸而鬱鬱不樂之人，恰恰更應該敏銳地審視這種變動，以便在時間中洞察對他有利的變動是否發生、在何處發生，以及他能否加速或催生這樣的變動。
《太平洋地緣政治學》
[德]卡爾·豪斯霍弗 著
馬勇 張培均 譯
華夏出版社 2020年版
有人從空間和時間的角度權衡奪取異域空間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進而認識到行動的危險性，但科學的地緣政治工作恰恰可以減少此種危險，從而使為貌似不可能之事的奮鬥變得理由充分。現在我們興許可以理解，一個人如何可能感到自己肩負不斷進取的使命，胸懷雄心壯志，凝視地球上最宏大的景觀，期冀著德意志民族自古以來對溫暖遼闊的大海的渴望最終以某種方式借由上天的眷顧達成。
絕不可讓對海外的渴望這一偉大的地緣政治抱負在一個狹隘而懦弱的時代裡泯滅。這當然也是本研究追求的目標之一，甚至或許是本研究最高貴、最無私的目標，這也會重啟之前很多別的研究對歷史意義的追問。究竟是什麽讓我們中歐人專注於研究如此遙遠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究竟是什麽，使本書作者從太平洋返回進而參加世界大戰之後，竟然定居於巴伐利亞高原，從一名將軍變成大學教授？
難道單單是這麽一種誘惑，即Nitimur in vetitum cupimusque semper negata［我們總是爭取被禁之物，欲求不可追求之物］，才把德國人領向溫暖的大海——這大海唯獨德國人不可涉足，但又是德國人在全部歷史中熱切追求的目標？如果那樣，算計理性與其說會以一種誘人的方式為德國人勾勒那些大海的情景，不如說會警告德國人不要對踏入這類空間抱有幻想。如果對溫暖大海的渴望只是記憶的突然機甲狂潮——這種記憶機甲狂潮曾讓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從威尼斯寫信回家說，“哦，我怎麽會因為太陽而凍僵！”——那麽這種記憶機甲狂潮只是一種感傷的情緒，不能帶來力量，只會腐蝕力量，而這是現在的我們無法忍受的。而如果我們只想嘟噥一句“畢竟，我們航行到了這裡”，就像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在不得不否認他曾經以為的真理時說“畢竟，地球在動啊”，那麽，對溫暖大海的渴望就隻意味著無力的怨恨。
但是，我們也可以在另一種更深層的意義上，去效仿施佩（Maximilianvon Spee，1861-1914）將軍所率艦隊的少數幸存者。在太平洋科羅內爾（Coronel）海戰中，勝利之神最後一次親吻他們的旗幟，之後他們的軍艦在福克蘭群島（Falklandinseln）附近沉入大西洋冰冷的波濤中，在沉沒的同時，黑、白、紅的帝國旗幟仍在迎風飄揚。[1]
德國畫家Hans Bohrdt 繪製的科羅內爾海戰
就如一則古老的北歐傳說講到維京人航行到了極北之地，我們也應自豪地繼續高舉古老的德意志戰旗，武力爭奪地球上最大洋的廣闊空間。不要為德意志光榮的旗幟帶來冤罪殺機的記憶，要忠誠地、光榮地追隨他們［譯按：指上一段提到的海軍將士］的航程，那是英雄的謝幕，甚至得到敵人的敬重。“埃姆登”（Emden）號輕型巡洋艦 [2]敢於直面一個世界強權，勇敢地守衛青島這個海邊度假勝地；最終，前往新幾內亞的冒險航行表明，告別地球上的這一海洋空間對我們而言意味著什麽。就如《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那樣，男兒們帶著真實的經歷從那裡回到家鄉，或者奔向別的戰場，例如駐守青島的飛行員丕律紹（Gunther Plüschow，他的“銀鷹”號戰機多年後為了德意志光榮的地理研究墜毀在火地島），[3]那些從東亞逃回來的人，還有那位從天堂鳥聚居的叢林回來的巴伐利亞先鋒。
飛行員丕律紹曾著有《在青島的飛行員歷險記》，這是他的水上飛機
我們無疑會惋惜太平洋上的領地損失，儘管只有極少數德國人清楚這些損失的物質規模，或者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時已經太晚（這興許也是一件幸事）。但是，激蕩的雄心與留在那裡的精神價值的記憶相伴，我們的失敗沒有玷汙道德上無形和不朽的成功。敵人也承認這一點：非親德派報紙《遠東評論》（Far Eastern Review）說，德國文化在［中國］山東獲得了成功。[4]伴隨著德國放棄在太平洋空間建立霸權的努力，是敵人的敬重和失敗者的驕傲，但這場努力仍為我們留下了一些絕不能喪失的東西。失去的精神力量，在人身上搖搖欲墜的信仰，唯有從那絕不可喪失的精神價值中找到重生——不但在個人身上重生，也在民族體上重生。
被蛀蟲和鐵鏽侵蝕的珍寶可能毀掉，也可能重新發光。這個最大的洋可能會強烈地激起我們痛苦的失落感，但其中絕沒有夾雜著羞恥、背叛和欺詐。因此，我們可以再次意氣風發地航向那裡，不但在我們的記憶中起航，也在實際上更美的未來中起航！對我們德國而言，太平洋不是妄想之地，而是我們（無需假設，也無需擔負歷史責難）能夠在地緣政治和世界歷史方面獲得教益的地方。1922年華盛頓太平洋會議的影響已經表明這些教益多麽重要。[5]地球上的霸權總是變動不居，這是殘酷無情的事實，所以，因暫時遭遇不幸而鬱鬱不樂之人，恰恰更應該敏銳地審視這種變動，以便在時間中洞察對他有利的變動是否發生、在何處發生，以及他能否加速或催生這樣的變動。
1922年華盛頓太平洋會議
太平洋權力場中最富前途的部分，是這個星球上最大的自然景觀的空間意識，地球上最大的海洋空間正在覺醒。太平洋周邊國家如美國、大英帝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已經意識到某些共同的生存處境和基本特徵，即太平洋是一個命運共同體（Schicksalsgemeinschaft）。我們的主要壓迫者法國在太平洋製造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外來國家形象，然而，我們自己不再佔有那裡的地球空間，因而沒有份，因此也就不受煩擾。
太平洋作為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命運共同體，最初體現為一系列將眾多對立海岸組織起來的努力。不過，目前這些嘗試僅限於幾個特別有遠見的組織：以文化和經濟為導向的“泛太平洋協會”就是如此，這一組織1922年在火奴魯魯、1923年在舊金山和雪梨召開了會議，自此開始廣為人知。如伊默爾（Irmer）的恰當描述，太平洋空間意識的覺醒還是曙光初露，縱貫美洲的泛美洲鐵路、南太平洋地區的土地重劃等觀念，以及澳大利亞聯邦的內部新秩序，表明了這種意識的覺醒。
澳大利亞聯邦在研究自己的人口重心的過程中，已經在頗富遠見地考慮以後與紐西蘭合並的可能。大日本海島帝國的結構源自類似的洞見，其指導思想是以東亞為中心佔據東亞的弧形島鏈，連接一系列不相連的火山島，控制東亞的陸緣海，以此沿著東亞海岸向外擴張。這樣一個意在守衛東亞的聯盟，由馬來群島（通過馬來群島組織印度的海岸）、菲律賓群島、中國各條大河的入海口和日本群島構成。太平洋西海岸的地緣此前一直破碎不堪，但現在這個區域（包含數個季風國家）的整體意識正在覺醒，[6]這是東南亞諸國恢復民族自決的前兆。[7]所有這些事件都是太平洋空間意識覺醒的光芒，是為一種大空間意識作準備的融合，是日落前的燦爛光輝，正如華盛頓會議首次嘗試依照太平洋自身的法則——而非大英帝國的法則——來統攝這個最大洋的廣袤全域，並且用超民族［國家］的政治框架來充實太平洋、聯結太平洋，簡言之，將太平洋組織為一個整體！
第一幅以適當大小顯示太平洋的地圖（繪製於1529年）
盎格魯-撒克遜人已經喚醒這個之前一直在沉睡的巨大空間，這是一項伊比利亞人［譯按：指現代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或別的羅曼民族皆未能達成的偉業。在德國，只有很少的人看到太平洋成為人類之目標甚至成為德意志民族之目標的可能性，諸如環球旅行家福斯特（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1754-1794）和洪堡（Alexander Humboldt，1769-1859），再如漢堡之家（Hamburg House）的創立者、第一批實業家中的古德羅伊（Johann Cesar VI. Godeffroy，1813-1885）。[8]因此，大西洋種族做了位於印度-太平洋地區、屬於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的馬來人（Orang Malaiu）不想做的事。馬來人作為“漫遊種族”從一個島漫遊到另一個島，像遊牧民族那樣填滿太平洋這個空間，甚至可能曾將中國文明傳播到瑪雅人和印加人那裡。
然而，作為一個種族，馬來人可能本能地想要保持無政府狀態，他們可能出於一種內在的無政府主義、一種封建領主式的“陽剛的高貴”（virilem Adel），以及由於不具備判斷文明危機的預兆的能力，因而缺乏將他們的種族組織起來的基本性情，因而沒有創建嚴格意義上的廣泛的政治秩序。
然而，太平洋一旦覺醒，就會尋求自身的生存法則。太平洋的生存法則顯然不同於大西洋的生存法則，正如太平洋的海濱、海岸類型也都極為不同。換言之，太平洋在人類地理學的一切方面更為自給自足，更多地保有內聚力，儘管也完全具備向外擴張的能力。
［與大西洋相比，］太平洋周邊各分離的權力中心的距離要大得多，而一旦此種分離力量得到克服，各權力中心的距離實際上就會變小。如下一體化觀念要更有力：太平洋是最大的統一性海洋空間。緊隨這一觀念的不是歐亞大陸作為一個大陸的意識的覺醒，而是澳大利亞和美洲的大陸意識的覺醒。或許這個星球形成一個整體也將從太平洋開始，隨之形成一種有計劃的世界經濟、世界文化和世界政治。
與之相比，地中海、歐洲和大西洋空間迄今還未出現這樣的大視野，《凡爾賽和約》和滑稽的國聯扼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剛剛萌芽的統一趨勢。所有日耳曼民族內部達成一項理解在此將成為先決條件，這也將是日耳曼民族與馬來-蒙古（Malaio-Mongolen）人組成聯盟的先決條件。但是，任何地方都需要一個領先的、盡可能完美地將局部空間組織起來的民族。顯然，太平洋的發展若采取這一路徑，首先要從種族方面完成融合，而不是種族的原子化、國際化以至於毀滅。在歐洲那場自我損耗、自我毀滅的戰爭之前，在歐洲的中心生活方式（就連敵人也稱其為“中央強權”［Central Powers］！）遭到空間性滅絕之前[9]也許可能的東西，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在政治領域，失去的東西永遠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回歸，甚至連一次機會都沒有：這是地球上的生存法則。
1919年，德國簽訂《凡爾賽條約》
這項研究指向這樣一個德意志民族：它在地緣政治上遭到可怕的肢解，一直拖著殘破的國體蹣跚而行，直到1932年仍處於半麻木狀態。但是，如克裡孟梭（Clémenceau，1841-1929）早就正確指出的那樣，這樣的狀況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德意志要麽在麻木中毀滅，要麽憑借飽滿的生存意志形成新的生命機體。但是，對德意志而言最緊迫的先決條件，就是學會觀察這個經歷了可怕變動的世界。德意志不可自欺，而要信服一位最著名的民主派的話——雖然德意志直到最近還在聆聽各種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位民主派說：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10]
1932年至1933年德意志的覺醒已經激發出德國再次進入太平洋地區的衝動。
憑借太平洋的地緣政治研究包含的真理，蒙在德國與太平洋這一地球上最大的地緣政治聯合空間的關係上的謊言，蒙在德國與太平洋地區正在形成的超級經濟體的關係上的謊言，必將逐步消失。這些謊言的消失甚至會比消除籠罩於大西洋上空的重重騙局更快，那些真正搞帝國主義的國家設下這些騙局，就像強姦自然之徒一樣意欲掩飾其貪婪，讓其雇傭兵相信，威廉二世皇帝（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那種誇張的姿態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但是，要使消除這些謊言的努力不致徒勞無功，德國就必須從那些真正的帝國主義強權編造謊言的技巧中多多學習，從而轉變關於太平洋世界的輿論；即，要像工匠那樣掌握地緣政治的技藝，然後經過相應的準備去實踐這種技藝！甚至在恢復德意志帝國後，我們也要更清醒地認識到，各種不斷變化的面具背後都隱藏著“生存鬥爭”和“適者生存”的法則，不僅如此，那些國家崇拜的鼓吹者——他們崇拜黑格爾、施塔爾（Stahl）式的國家——尤其要充分理解殘酷的帝國主義會以何種手段掩飾其本來面目。
人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認清帝國主義披著狐皮而非獅毛時的本質，它甚至會舉著聽起來頗為崇高的口號——“帝國主義正在沒落”（The passing of Imperialism），[11]並將這一新的救贖消息帶給異教的日本。然而，日本這個國家帶著禮貌的微笑審慎地詢問帶來這種救贖消息的人，不僅問及言辭，也問及行動。我們本來也應該像日本那樣對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1924）宣布的消息以及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和寇松（Lord George Curzon，1859-1925）的演說。我們希望未來我們會這樣做。
本書的目標是教會讀者辨識這些言辭、作為和行動永遠不變的先決條件，進而教會讀者區分敵人和朋友，辨認未來的危險和希望。日本有句諺語這樣說：“有捨棄人的神，也有救渡人的神！”簡言之，本書之志在於為太平洋武力爭鬥場和太平洋地緣政治貢獻一己之力。本書獻給這樣的讀者：他們能理解作者暗藏於字裡行間的含義，能洞察什麽是真正的危急關頭，他們對1937年太平洋局勢如何緊張——其緊張程度勸告人們撤離那裡——心知肚明！
[1]［譯注］施佩海軍中將參加過八國聯軍侵佔北京的行動，是德意志帝國東亞艦隊的司令，負責防衛亞太地區的殖民地。一戰爆發後，日本加入協約國（1914年8月7日），施佩的艦隊喪失在東亞的立足點，遂率領艦隊一路朝南美西海岸進發。1914年11月1日，施佩的艦隊與英國艦隊在科羅內爾（智利海岸中部）附近海面相遇，施佩的艦隊取得大勝。1914年12月8日，艦隊在福克蘭群島附近被英國艦隊擊敗，施佩與兩子共同陣亡。
[2]［譯注］“埃姆登”號輕型巡洋艦1910年4月1日加入德國東亞艦隊後，一直在太平洋執行德國殖民地巡邏任務。1914年6月、7月間，歐洲局勢緊張，戰爭一觸即發。7月31日，“埃姆登”號完成戰備後，離開青島進行一次短期巡邏。8月4日，“埃姆登”號俘虜一艘俄國大型油船，返回青島途中，又與一支由5艘巡洋艦組成的法國艦隊相遇。此時，青島已經岌岌可危，“埃姆登”號前往馬裡亞納群島與施佩中將率領的東亞艦隊主力會合。此時，德國東亞艦隊有“沙恩霍斯特”號、“格奈森瑙”號兩艘重型裝甲巡洋艦（同屬沙恩霍斯特級，滿載排水量12985噸），“埃姆登”號（滿載排水量4270噸）、“萊比錫”號（滿載排水量3814噸）、“紐倫堡”號（滿載排水量5000噸）三艘輕型巡洋艦。之後，施佩中將率主力艦隊前往南美海岸牽製英國海軍，“埃姆登”號前往印度洋執行侵襲任務。從1914年8月13日至11月9日，不到三個月的奇襲生涯中，“埃姆登”號共航行3萬海裡，攔截23艘協約國商船，炸沉其中16艘，擊沉一艘巡洋艦和一艘驅逐艦。1914年11月9日，“埃姆登”號在襲擊基林群島（KeelingIslands，位於印度洋）時，被英國海軍俘虜。
[3]［譯注］丕律紹是德意志帝國東亞艦隊的海軍飛行員，從1913年11月起駐守青島。1914年8月22日，日本對德國宣戰，要求德國撤離膠州灣。11月6日，丕律紹奉命攜帶機密文件從青島飛離。經過多方輾轉和離奇的經歷，1916年初回到德國。之後，他寫下自傳《飛出青島》（Die Abenteuer des Fliegers von Tsingtau），此書有中譯本。德國戰敗後，丕律紹從海軍退役，開始駕船和飛機考察世界地理。1927年11月，丕律紹駕駛帆船抵達智利，之後他駕駛“銀鷹”號飛機第一個從空中探索阿根廷的達爾文山脈、合恩角等地。1929年返回德國，出版《銀鷹在火地島》（Silberkondoru ber Feuerland）一書以及同名紀錄片。1931年1月28日，丕律紹駕駛“銀鷹”號在探索佩裡托莫諾冰川（PeritoMoreno Glacier，位於火地島）時失事。
[4]參Far Eastern Review，1922年2月，關於山東的“號外”。
[5]［譯注］一戰後，美、英、日等國為重新瓜分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於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華盛頓召開會議，又稱太平洋會議。會議最後簽訂三個條約。第一，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簽訂《關於太平洋所有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通稱《四國公約》。第二，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簽訂《關於限制海軍軍備的條約》，即《五國公約》。第三，1922年2月6日，出席會議的九國美、英、法、意、日、比、荷、葡、中簽訂《九國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在這次會議上，中國試圖從列強手中收回膠東半島及青島的努力再次落空。
[6]參Haushofer，“Die Einheit der Monsunländer”，見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1924年第1期。
[7]民族自決的地緣政治意義，東南亞民族自決的復甦，參Haushofer，Der Wiederaufstieg Sud-Ostasiens zur Selbstbestimmung，Munich：Kurt Vowinckel Verlag，1923。
[8]［譯注］古德羅伊是一位德意志商人，祖先是法國貴族，1737年從法國遷居普魯士，最後在漢堡定居。他建立一個名為J.C. Godeffroy ＆Sohn的商業貿易帝國。起初，古德羅伊的公司在西歐和西印度群島之間貿易，1855年後將貿易擴大到太平洋，整個公司巔峰時期擁有一支上百艘的船隊。德國帝國政府也利用古德羅伊的公司在太平洋進行殖民擴張。
[9]［譯注］CentralPowers，國內舊譯“同盟國”，即一戰中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和保加利亞組成的軍事同盟。豪斯霍弗把玩字義，將這些位於歐洲“中央”（Central）地區的國家與歐洲“中心”（Central）生活方式聯繫到一起。
[10]據惠特尼（Henry C. Whitney，來自斯普林菲爾德，是林肯的老鄉）在1892年的說法，1858年9月8日，林肯在伊利諾伊州的克林頓城說過這話。林肯相信“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米勒德（Charles S. Millard）記錄下了這一充滿爭議的表述。
[11]“ThePassing of Imperialism”是發表於1922年的Worlds Work上的一篇文章的名言，這篇文章於1922年6月22日刊登在《日本廣告報》（Japan Advertiser）上，後者實際上是一份受美國財團資助的報紙。
（本文摘自《太平洋地緣政治學》，[德]卡爾·豪斯霍弗 著，華夏出版社，2020年1月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簡介:
卡爾·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德國“地緣政治學之父”。1922年在慕尼黑大學教授地緣政治學，並且在1924年創辦《地緣政治學雜誌》。他的理論包括國家有機體、生存空間論、“自給自足經濟”、“泛區域”、海陸爭霸等等。
內容簡介：
德國“地緣政治學之父”豪斯霍弗將軍以世界歷史的視野，結合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種族地理學、人類地理學、軍事地理學，透視四百年來各大國在太平洋的衝突與力量消長。豪斯霍弗在近百年前就預見到，世界權力的中心在過去曾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一戰後則轉移到太平洋。然而太平洋統一空間意識的覺醒，卻意味著和平遠離“太平”洋，戰爭即將來臨。
這裡是每天帶給你驚喜的小石頭
微信公眾號:yimeishitou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