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的誕生與毀滅：一個軍人塑造的國家

普魯士的誕生與毀滅

作者：克羅采和春天（高凌）

普魯士貴族政治家在1871年憲法中所采取的曖昧態度，和德意志帝國政治制度上的畸形，窒息了原本主張民主和統一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使1848年那個充滿崇高理想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不斷腐爛墮落，最終變成納粹的種族主義思想。

在德國史愛好者中間，《鋼鐵帝國》基本是一本無需誇獎的書，因為它的英文版就廣為人知了。在已經出版了很多種品質參差不齊的德國史的今天，這本書獨具價值，因為這是一本普魯士史。如果不考慮作為獨立國家的奧地利、盧森堡、列支敦士登，那麽《鋼鐵帝國》是第一本被翻譯為中文的德意志邦國史。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劍橋大學聖凱瑟琳學院現代歐洲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

普魯士的誕生——一個全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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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近代的德國是由普魯士王國發展而來，而普魯士王國的前身是普魯士公國，普魯士公國則是條頓騎士團世俗化的產物。這條常見的觀念敘事倒推過來就形成了關於普魯士和德意志關係的最常見神話：英武好戰的條頓騎士團的遺風隨著宗教改革被普魯士公國繼承，普魯士公國不斷發展成為普魯士王國，普魯士王國統一德意志建立了德意志帝國。這個觀點是否成立姑且不談，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這個觀點的視角是站在德意志的角度去看待普魯士的作用，那麽在普魯士視野中，它的歷史和德意志的關係又如何呢？

1525年4月10日，條頓騎士團第37任大團長、霍亨索倫家族第一位普魯士公爵阿爾布雷希特正式向波蘭國王齊格蒙特一世宣誓效忠

從普魯士的角度看，前述的線性歷史描述的每一部分都依然是成立的。但是它們彼此之間真的存在直接的遞進關係麽？條頓騎士團國家世俗化而產生的普魯士公國是波蘭王國的一部分。勃蘭登堡選帝侯登上普魯士公爵的寶座是通過聯姻和繼承。普魯士是選帝侯最重要的產業，但同時也是德意志之外的產業——這和漢諾威選侯登上英國王位並沒有什麽兩樣。當選帝侯終於迫使波蘭國王放棄對普魯士的全部封建主權時，普魯士也並沒有被並入德意志帝國，相反它在主權上成了一個擁有獨立君主權的獨立國家，雖然頭銜依然是公爵。而這個公國的公爵通過1701年的加冕成為“在普魯士的國王”。這意味著一個主要講德語的歐洲國家的誕生，而不是歐洲的一個全新德國的誕生。

1701年1月18日，腓特烈一世加冕為“在普魯士的國王”

普魯士王國是一個憑空製造的全新國家，它以普魯士命名，但它的核心並不在普魯士。普魯士王國只在封建法意義上才是由普魯士公國升格而來的。勃蘭登堡選侯邦的霍亨索倫王朝雖然憑借親戚關係繼承了普魯士公國，但他們的權力基礎始終在勃蘭登堡。按照封建法，勃蘭登堡選侯邦是德意志帝國的組成部分，而且行使皇帝選舉權可以給選帝侯本人帶來財政上的好處。用波蘭國王已經放棄了全部宗主權的普魯士來命名這個新生的國家，既不會招致任何主權意義上的糾紛，也不會影響兼任國王的選帝侯行使自己的皇帝選舉權。勃蘭登堡選帝侯利用了自己手中普魯士的特殊性，保住了勃蘭登堡領地在德意志的特殊利益。勃蘭登堡選侯邦沒有被並入普魯士，而且在實質上勃蘭登堡選帝侯始終統治著普魯士，無論是公國還是王國。這一點即使到德意志帝國時期也沒有發生變化，當腓特烈·威廉四世國王冊封著名學者貝特曼·霍爾維格為貴族的時候，後者的兒子作為一個新貴族，也是在勃蘭登堡買到了一處領地才終於真正進入容克貴族集團。

普魯士的塑造——軍人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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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王國從1701年建立到1918年滅亡之間的二百多年中，普魯士人小心翼翼地捍衛著自己的國家，無論是面對外敵入侵還是面對民族統一的熱潮，普魯士從制度上都是普魯士，是一個嶄新的國家。如果承認這個前提，把普魯士的歷史當作是一個全新的講德語的國家的歷史，而不是德國歷史上的一時一地的歷史來看待，那麽這個國家在近代德意志歷史上從無到有，又從有歸無的興衰史，就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考察德意志近代史的有趣視角。

大選侯腓特烈威廉

霍亨索倫王朝統治的勃蘭登堡選侯邦是三十年戰爭中受破壞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但也正是在這段兵連禍結的日子裡，王朝成功地通過聯姻繼承了普魯士領地，又通過與其他強大君主的妥協和聯盟，保住了自己的領地。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則成功地依靠為強大的君主充當領取補助金的盟友、甚至雇傭軍，而建立起一支和領地不相稱的強大武裝力量。這種武裝力量既維護了他領地的和平與安全，又讓這個家族成為一個待價而沽的有價值的武裝力量。在付給霍亨索倫人的報酬裡，不但有金錢、也有主權和頭銜：普魯士公國完全脫離波蘭獲得完全的獨立和國王頭銜，都是通過戰爭、提供軍事服務、或者充當盟友獲得的報酬。

腓特烈威廉一世歡迎逃難而來的薩爾茨堡新教徒

霍亨索倫王朝通過在歐洲扮演這種高級雇傭軍首領的角色，不但成功地締造了一支效忠於他們的軍隊。也通過這支軍隊，把他們用聯姻、繼承、武力征服獲得的一系列擁有不同封建特權的領地，締造成一個國家。在歐洲的其他君主國裡，這個加強王權、廢除封建特權的過程往往意味著地方貴族的激烈反抗。但普魯士的特殊性在於，它可以通過戰爭來疏解貴族的不滿。霍亨索倫王朝初期和中期的歷史中，君主所發動的戰爭很多時候更像是一樁生意，通過戰爭君主們得以擴張領土或是從其他國家得到金錢，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這些土地和金錢又供養了軍隊，尤其是給在軍隊裡當軍官的貴族提供了地產之外的收入。於是勃蘭登堡-普魯士的貴族往往樂於通過為國王的軍隊充當軍官，而參與到國王的軍事行動裡去。久而久之，這種從傳統的君主、貴族、平民到統帥、軍官、士兵的身份轉變，形成了普魯士自己獨特的身份認同。一個沒有歷史和傳統的國家在軍旗、戰鼓和戰場上的號令中形成了。

霍赫基希戰役後的老弗裡茨和他計程車兵

從大選侯威廉到腓特烈大帝，霍亨索倫王朝的君主們扮演著戰場上偉大統帥的形象，而通過站在他們周圍，普魯士的貴族也形成了自己對君主和君主所締造的國家的認同。在認同感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君主也樂於在地方問題上對這些效忠的貴族讓步。最後普魯士的王權和貴族的封建特權實現了一種共存的關係。普魯士貴族讓自己的形象向著軍事精英的角色轉化，以一種軍人的服從態度在戰時和平日服從君主的命令；君主則以自己的權力保障這些貴族在地方上的特權、及經濟利益不受觸動。其他國家是“國家擁有一支軍隊”，普魯士則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這話如果從普魯士的這種特殊性的角度上衡量是完全成立的。

普魯士的擴張

普魯士通過自己的軍事擴張逐漸崛起，一步一步擴大自己的領土。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投入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和瓜分波蘭，奪取了西裡西亞，並把勃蘭登堡和普魯士在陸地上連結在一起。在鼎盛時期，甚至華沙也成為普魯士王國的城市。

普魯士的毀滅——普魯士與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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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度過了1918年革命的艱難歲月，步履蹣跚地走進了魏瑪共和國時期，雖然納粹政府取消了普魯士議會和政府，但普魯士州依然存在，它的滅亡源於1947年的盟軍命令。這道命令為了鏟除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傳統，而終結了普魯士的歷史。從1701年腓特烈一世加冕到1947年普魯士被廢除，這個國家的歷史持續了兩百多年。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納粹黨開始參與聯合組閣。狂熱的衝鋒隊舉行了火炬遊行，遊行隊伍通過勃蘭登堡門，大道兩邊，千萬條手臂高舉齊致納粹敬禮，喧囂的場景由德國明信片刊印下來

按照盟國的觀點，普魯士軍國主義應該為納粹的戰爭暴行負責，基於這個理由普魯士的存在被徹底抹掉了。那麽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是否應該為納粹的戰爭暴行負責呢？這個問題本身也是《鋼鐵帝國》的一個重要主題，如果觀察近代德國的歷史，就不難發現雖然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和納粹的種族主義始終捆綁在一起，幾乎是一體的兩面。但在這兩者之間其實還是存在著某些區別的。比如本書序言中所提到的七二零事件。1944年7月20日，投入刺殺希特勒運動的人們當中，很多都是典型的普魯士貴族軍官，從組織者貝克大將到內定的元首維茨勒本元帥，再到親自下手行刺希特勒的斯陶芬貝格上校，都是典型的普魯士貴族軍人。而且即使在短暫的政變期間，這些軍人除了下令逮捕納粹、蓋世太保之外，所熱烈爭論的問題當中也少不了恢復君主製。

1944年7月15日，行刺活動五天前的施陶芬貝格（左）

在納粹德國歷史上的各種反納粹運動中，貴族軍官團的反納粹運動多少都帶有一些恢復君主製的色彩。但這些事實是否可以把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同納粹暴行之間撇清關係呢？很遺憾依然不能。即使完全不考慮德國國防軍對納粹的效忠態度，普魯士貴族軍官團對納粹的幻想和親近感是納粹上台的重要原因。同時普魯士軍國主義所塑造的那種對國家統治者的效忠和服從精神，軍官對自身誓言和榮譽感的尊重，是納粹德國軍隊在戰爭期間大量戰爭罪行發生的根本原因。

1945年冬天的柏林

普魯士貴族政治家在1871年憲法中所采取的曖昧態度，和德意志帝國政治制度上的畸形，窒息了原本主張民主和統一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使1848年那個充滿崇高理想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不斷腐爛墮落，最終變成納粹的種族主義思想。而當魏瑪共和國走到左翼和納粹之間二選一的十字路口時，又是普魯士貴族軍官團選擇了納粹政府。結果就是歐洲和世界、當然也包括德國自己的空前災難，而作為戰後追究責任的一環，普魯士被盟軍從制度和地圖上雙雙抹掉，也正是普魯士貴族自己給自己選擇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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