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商鞅的評價，大多數的人都拘泥於已經形成的論斷。尤其是以《商君書》的一些曲解，作為評判商鞅這個歷史人物的基礎，這是極其片面的。商鞅變法固然走的是一種極端變法的道路。但商鞅變法，包括商鞅自己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法家的精髓是萬事萬物因時而變，因時立法。這種立法的精神才是法家的精髓，對於我們所說的輕罪重刑，其實是隻適用於當時的社會環境。
在那個春秋戰國紛繁複雜的戰亂年代，亂世用重典是任何一個有著政治頭腦的人物都會做出的一種政治策略。因為身處亂世，沒有足夠的時間，會讓一個國家和政權擁有足夠完整的條件去慢慢改革自己的不足。尤其是強敵環伺，一種激進迅速而激烈的變法是每一個想要救亡圖存的政權和國家，必然要考慮，並且實施的方式，這也是最有效的。商君書寫的更多的是這一種政治策略。拋開秦國便是山東六國，變法也是激烈與血腥的。從沒有徐徐圖之之幻想與現實。
比如《商君書》中也體現了，商鞅立信立言的思想表達，但是這種思想表達更多的是在政治方面的，也就是政府對於百姓立信立言，違法必究。但更多的人完全是從道德上思考《商君書》的立法，商君奪河西，俘虜魏公子昂說商鞅表裡不一，虛偽至極。這種很僵化的謾罵和想法，實際上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兵者詭道，在戰場上對敵國誠信就是對自己國家的不誠信。
任何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都希望在戰場上以最小的傷亡獲得最大的戰果。尤其商鞅在當時要的是戰勝，進而為變法消除阻力，並不單單是為了收復河西，商鞅是政治家，商鞅領兵打仗除了講求戰場決勝之外，朝野走向，變法根基都是必須考慮的，收復河西如果把新軍打光了，即便河西收復，變法也是失敗的，所以誘騙是最好的方法，只要獲勝變法就可以在秦國真正扎下根基，何必在乎所謂的虛名。
況且戰國時代在商鞅變法時期已經進行了70余年。春秋中期以前的種種戰場方式邏輯早已被貴族的埋入黃土。自己做不到在戰場上的誠信又有何資格讓自己的政敵，讓自己從來都瞧不起的人恢復戰場上的傳統邏輯。禮樂制度的破壞者貴族面對自己的不法破壞，從來得過且過，卻要求別人永遠遵守王道德政。其虛偽的政治理念正是由商鞅等一眾變法者合力打破的。
坑蒙拐騙之術，無所不用其極，只要能獲得最大的戰果，什麽不可以做。當然，對於一個將道德放在首位的一些思想家和學者看來這並不足取。但是當你站在一個國家的角度，你也會這麽做。另外，商鞅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其實也很大。墨家尚同貴一的思想，
在商鞅變法時期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思想上，經濟上，社會上，軍事上完全把墨家的尚同思想表達得淋漓盡致。同時歷史上秦國與墨家的關係也很親密，只是後來發生政見分歧，但這個過程還需要深入探討。
商鞅的很多思想諸如重農抑商都是根據當時的現實情況而制定的。秦國在商鞅變法以後，百餘年的時間內，鹹陽成為了中華大地數一數二的商業中心區。這也就說明，商鞅最開始並不是單純的抑製商業，而是重在理順國內的商業市場環境，明確農業為國家的根本國策。但國內市場穩定發展，財貨富余才是商鞅的最終目的（一個執掌國家公器20年的變法者不會不知道商業對於資源獲取的便捷和價值）。不要忘記戰國時期還有一大經濟學派計然學派，唯一重視這一學派的只有秦國。並在秦昭王時期學派大家蔡澤，被秦王封為岡成君領丞相事。
還有商鞅變法限制其他學說，套路依然如此。變法初期，人心浮動，必然要限制言論，但是我們從歷史上看，秦國的歷任丞相都是諸子百家當中實用學派的代表者。因此，商鞅並非一味排斥諸子百家。一切以變法為重，當這一學說是變法的阻力時，便對其限制，變法穩固後一些學說對國家有利，便敞開心胸采取接納的態度。這也是為何縱橫家，農家，兵家，雜家，計然派（古代經濟學）中的諸多能人牛人到秦國任職，為秦國效力的原因所在。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的是，秦國雖然進行了最深處的商鞅變法，但並不意味著秦國的貴族們沒有反製手段，在整個變法的20年時間裡，秦國的貴族從未停止對變法的否定和攻擊。他們最拿的出手的政治正義和道德正義詩書禮樂，這個連他們自己從來都不遵守的東西，卻成為他們反對變法的絕佳理念。他們不違法，很難通過暴力手段控制所有貴族。但卻可以在貴族虛假言論之上發布禁令，以維護國內變法輿論。
變法大成，國家自然會招攬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相比於山東六國，幾乎所有的丞相都有貴族公子擔任，如此看來，商鞅變法是個有史以來最激烈，成效最深遠的變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打破了血緣等級的糾纏，以軍功農戰能力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這種突破是西方國家中世紀末期也未完全打破的枷鎖。
當然，之後王公貴胄又重新掌握了統一王朝的政權。這不應該歸罪於商鞅，更多的應該是後世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階層將變法成果化為私利的結果。
商鞅變法的對象其實是一切變法阻礙者，其中包括貴族也包括普通人。因為徹底的變法所面對的阻力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人，不單單是貴族。中心思想其實是以國家富強為主，雖然變法號稱20余年，實際只有6年時間，期間西部戎狄，北部匈奴林胡義渠，東北趙國東部魏國，西南楚國，強敵環伺。更何況變法期間魏國開始稱霸大戰，當時任何一個國家的變法新政都被迫因戰爭擱置，秦國依然堅持變法，就知道變法有多速成與激烈。
因為時間確實太短，一些弊病自然無法避免。但同時新法不是一成不變，歷代秦王都對新法不斷完善，法制體系初步建立。現在要想窺探其中的奧妙並不困難，原先對衛鞅正確評價者總是被嘲諷，如今清華簡的問世大大有利於我們正確理智的探索真正的商鞅。
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前338年。秦獻公之子，繼位時年僅21歲。由於之前秦國幾代亂政，秦獻公時期雖然得以平息，但獻公立志收復失地，將安定下來的秦國拉入戰國爭霸戰場，連年大戰，秦國在秦穆公時期就是大國，雖然不是超級強國，但也令晉國生畏，稱霸西戎，但政治的混亂使秦國沒有爭霸的資本，要不是秦人堅韌，國家很難度過難關，而連年戰爭直接導致秦國沒有時間進行戰國變法。
因此第一次戰國變法浪潮，秦國雖有獻公新政但效果並不明顯。嬴渠梁繼位，秦國的國力衰落，原本富庶的河西之地就被奪走，秦川雖然也可開發，但因為種種原因都被擱置，而且當時河西有現成的優良土地，氏族封地多在河西，不論是國家發展還是貴族私利，收復河西一直都是戰國初期秦國的主要任務，但孝公顯然看到了國家衰敗的關鍵。
那就是國力不濟，當時秦孝公與齊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韓昭侯，趙成候處於同一時期，了解歷史的人都會發現這些人其實都不好對付，而且都是各自國家較為有貢獻的國君，即便是燕文公，也在之後任用蘇秦首倡合縱，而且當時第二次變法大潮已經開始，各國都有動作。在當時六國對於秦國這個地處蠻荒，落後不堪的國家非常瞧不起，認為自秦穆公以後秦國就已經衰落，也不會再一次成為大國，甚至會重新淪為蠻夷，多國會盟也從來不算秦國。
孝公立志重振秦國，但開始並不知道如何著手，只知道廣招賢才。此外秦孝公並非沒有其他動作，剛剛繼位的孝公除了內修政理，還在軍事上有所動作，一方面進攻西戎，平定戎狄叛亂，另一方面反擊趙國韓國的軍事入侵。
可以說秦國在孝公還沒有商鞅的年代，打出了自己的威望，但國家的真正設計還是沒有任何起色，直到衛鞅入秦。秦孝公血氣方剛，又在即位兩年打了多次勝仗，對於變法依然迫切，王道仁政無法說服孝公，除了本就不合時宜的政治理論以外，孝公對於當前形勢的評判也導致孝公必然會選擇法家，因為六國爭雄年年大戰，沒有人在尊崇王道德政，想要奉行這種理論在當時只有被吞並的結果。
秦孝公的治國能力十分優秀，對於變法事宜並未因為衛鞅的論說而當即決定，而是讓朝議決定，如果衛鞅有才，秦國就進行變法，如果沒有無非一次朝堂論辯，這就是商君書前一章的內容。變法時孝公也不是一直沉得住氣，在圍魏救趙時曾大舉出兵，兵敗求和，但總體而言沒有過大損失，而且人事任免方面也為變法掃清阻力，保證變法期間內部不亂，外部不會因為戰爭而導致變法擱淺，這在當時很不容易。
朝堂廷議後，秦孝公並未直接變法而是對於人事架構方面做了最先的調整。將一批支持變法的人員安排在主要部門，對於老氏族明升暗降給予優待。並且變法從不會過多觸及老氏族利益的地方先下手，分為兩次將變法合理推進。如此方法已達到減輕變法阻力的目的，同期的申不害韓國變法與稍早的吳起楚國變法的失敗都與此相關。
韓昭侯任用申不害變法之初，申不害就對老氏族開刀，刑治了諸多貴族，在短時間內可以達到減小變法阻力的目的，同時也使韓昭侯大為歡喜。但舊貴族內心反變法的種子始終在孕育，再加上變法關鍵之處還是要動貴族利益的，開始就得罪貴族，之後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與暗處的貴族鬥智鬥勇，大大增加變法的成本，此外減輕變法阻力的關鍵人物是國君，韓國變法時韓昭侯並沒有能力向秦孝公那樣，這一工作在韓國是由申不害完成的，無形中也加劇了變法派與守舊勢力的矛盾。
再說楚國，吳起變法的時間本來就短，即便吳起很有才能，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有極大作為，與秦國變法不同，楚國變法的難度應該是很大的。首先封君過甚，儼然一個小周。楚悼王的諡號可以看出，其最終死於謀殺。商君書講到，國君權利不可旁落，為民所掌就是此種道理。雖然兩國的變法最終都以失敗告終，但短時間內對於國力還是有很大的提升，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在變法過程中兩國都有了欣欣向榮的景象，為列國所忌憚。
還有一點最大的不同，韓國楚國的變法自開始便不全面，這與變法大臣才能有關，更與君主有關，根本與天下局勢相關。韓國變法時，正值中原動蕩，魏國在中原牟圖加強自身霸權。戰國爭雄之勢開始正式形成，變法未免太過急躁。楚國變法前，楚軍為三晉打敗，求勝心急切，變法也以快為主。秦國不然，孝公繼位之時與魏簽訂合約，以崤山函谷關割給魏國，承認魏國對於河西、秦東等地的佔有為代價換取了短時間內的和平，進而為變法贏得相對穩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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