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衛鞅策的核心就是從地緣戰略的高度指出了魏國為秦國的“腹心疾”。提出秦國要揮師東進，爭奪天下，就必須先行掃除魏國這一障礙。
秦朝是締造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中央專製集權帝國。秦國“一掃六合”，次第消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而締造國家統一的偉大事業，始謀於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成功於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前後歷經七代國君，時間長達140余年。
在開創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統一大業過程中，秦國之所以能歷經挫折而目標堅定如一，前赴後繼地開創國家統一的偉業，與其高明的戰略謀劃密不可分。大致說來，秦國統一全國，經歷了通過變法圖強而居七雄之首、進軍關東而翦滅六國兩大階段。前者創造了統一全國的條件，後者最終完成了統一大業。而在第一階段，改革家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著名的《衛鞅策》，使秦國得以“據山河之固，東向以成帝業”，迅速崛起，具備了統一天下的必要條件；在統一事業的第二階段，范雎向秦昭王奉獻《客卿對》，使秦國得以“遠交近攻，一掃六合”，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一統。
版畫《秦王掃六合》
商鞅本是衛國國君的遠親，“少好刑名之學”，有經營天下的大志，但長期以來僅僅只是魏國宰相公孫痤的家臣。公孫痤雖有識人之明，知道商鞅是個有勇有謀的人才，但他在政壇上還有影響力時，並沒有予商鞅以施展才華的舞台，只是臨死之時才請求魏王對商鞅予以重用，還建議說，如不能重用，請將商鞅殺掉，以免為敵國所用。可惜魏惠王將老相的囑托當作臨死前的胡話。時值秦孝公求賢變法，商鞅遂設法西去秦國，以求一伸大志。
早在春秋中後期，秦國經累世經營，開邊拓土，已嶄露頭角，佔據了今陝西中部涇、渭流域、甘肅東南部、寧夏等，東有函谷關（今河南靈寶東北），南有武關（今陝西商南），北據蕭關（今寧夏固原），西有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有四塞之國的美譽。
但與中原其他諸侯國相比，秦國並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從地緣環境看，秦國偏居西方一隅，影響難及中原，而向西發展，則西方皆為經濟文化未開發的夷狄之域，自然條件也差，拓展余地有限；從社會發展階段上看，秦國仍然處於奴隸製晚期，政治、經濟、文化均落後於關東六國，並為中原各國所輕視；從軍事實力看，秦國並不具備與中原諸侯角逐的資本，而且在兼並戰爭中常常被鄰國魏國打敗，被動挨打，喪土失地。所以，秦國要躋身真正的強國之列，在各諸侯你死我活的兼並爭雄中有所作為，必須變法革新，夯實國力，然後才能向東求得戰略突破，與中原諸侯爭雄。
秦孝公當上國君之初，面臨的是強鄰環伺的嚴峻局面。
公元前260年的秦國版圖（紅色部分）
但歷史沒有給秦國以特殊的機遇。在關東，天下樞紐的中央地帶——中原，魏國已捷足先登。魏國處於中原腹心的三河地區，據有河東（今山西南部）、河南（今河南黃河以南）、河內（今河南東部黃河以北地區）。當時人頓弱稱之為“天下之胸腹”（《戰國策·秦四》）。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曾這樣評價：“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交替）也。”處在這一地理位置的魏國，又是典型的四戰之地，四周有齊、趙、秦、楚等大國包圍。魏國君主魏文侯深知種種不利，於是乘周邊大國尚未崛起之良機，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最早實施變法改革，使魏國一躍而成為當時的第一強國。魏國為了後院安寧，抑製秦國，取得西進的有利態勢，就要向秦發起進攻，從秦國手中奪回陝晉要衝的河西之地。
從周威烈王七年（前419年）起，魏軍數度越過黃河，爭奪這一地區。為一舉解決西河問題，魏文侯起用了大政治家、軍事家吳起，吳起不負厚望，從秦國手中奪佔了全部河西之地，將秦國勢力逼退至洛水以西。之後，魏國設西河郡，以吳起為郡守，增強防務，訓練特種部隊——“武卒”，保持對秦國壓迫性的攻勢，使秦國“不敢東向”。而魏國因據有了河西，控制了黃河天險，則攻守自如，處於戰略上的主動。到魏惠王時，魏國又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以佔據有利形勢，謀求統一三晉，恢復春秋時霸主晉國的全盛地位。但魏伐趙、伐韓的軍事行動，皆為不諳戰略形勢的魯莽之舉，使魏國處於四面受敵的被動地位，同時也導致其他諸侯國的忌憚與算計，成為矛盾漩渦中的“公敵”。結果，東方的齊國乘機攻其後，先後大破魏軍於桂陵和馬陵，使魏國之霸業受挫，只得將來之不易的中原霸權拱手讓人。
魏國之外，關東其他各國也興起了風起雲湧的變法運動。其中，齊國的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厲行法制，改革吏製，強化中央集權，發展經濟，加強國防建設；北方的燕國也禮賢下士，重用樂毅、鄒衍、蘇秦等人“修法令”，推行富國強兵的改革。
這個時期，可謂是一個典型的“競逐富強”的時代。
《戰國策》
現代西方地緣政治學的開山祖哈·麥金德（1861-1947年）在其名著《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曾系統剖析地理與國家戰略之間的相互關係。他認為，地理與歷史之間有著密切關係，世界舞台上各種特徵和事件與地理之間有著因果關係，從中可以尋找到一些共通的東西，並藉以透視當時國際鬥爭中的對抗勢力。比如，只要粗看一下歐洲政治地圖，就會發現自然環境與政治組織之間存在著一種明顯的關係。即由俄國佔據半個大陸的廣闊地域和由西歐國家佔有較小的領土的對比，而歐洲與亞洲聯成一塊大陸，所以歐洲的歷史與亞洲的歷史密切相關。如果把地理視野從歐洲移開，要整體地考慮一下大陸就會更清楚，遊牧民族馳騁的歐亞大陸核心地帶，自古就是世界政治的樞紐地區，誰控制了這一地區，就真正掌握了世界事務，這就是西方大國制定軍事戰略依賴的經典理論。（參考《歷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麥金德作為一名現代戰略學家，過分誇大了地理環境對軍事戰略的決定作用，但他從全球角度立足地理條件分析世界戰略形勢及其演變的方法卻是新穎的，也頗具啟發意義。尤其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高山大川對一個政權的穩定和發展的作用更不可低估。
激烈的軍事、政治競爭，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壓力迫使各國必須不斷變革以求生存。從系統論的觀點來說，系統的封閉往往導致孤立系統的死亡。沒有外部的刺激和衝突，失去了“競逐”的動力和環境，就不可能有內部的回應，然而不回應就要面臨系統的老化和落伍，失去效率。美國學者麥尼爾曾將這一原理形象地比喻為“微生物寄生現象”，他說：
寄生物不時經歷的比較小突然的小生境變化。這種變化的發生往往是由於新的地理環境出現了某種新的變異或突入現象，從而使微生物短暫地突破了原來的生態限制。本書以類似的方式探索人與人之間巨寄生現象的模式變化（《競富逐強》學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頁）。
麥尼爾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十六世紀代表歐洲勢力的葡萄牙到達日本時，正值日本中央政權崩潰的“戰國時代（1467-1600年）”，各地群雄並起，爭奪“天下”霸權。因此剛剛傳入日本的火槍迅速傳播，其研製、改良、操練也成為各割據藩主悉心探究的要務。短短一代人的時間，火槍就左右了日本的政治、社會生活，其火器之精良和應用之普遍，已超過英、法等西歐先進國家。但兩個半世紀之後，當美國人以武力打開日本國門時，卻發現普通民眾對槍械十分陌生，事實上，隨著政治的統一，槍械逐漸從日本社會消失了，日本人反而用起最笨重的冷兵器。
商鞅畫像
戰國初年魏國的霸權以及對秦國的抑製，直接促使秦國發憤圖強，奮起直追，任用商鞅實施變法。而秦國的變法圖強和商鞅對國家未來發展大計的籌劃，則是一個“刺激-回應”模式的正面佐證。
出於對秦國落後挨打局面的痛心疾首，秦孝公即位伊始，就決心振興國家，所謂“三晉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常痛於心”，於是推出招賢納士政策，下令只要有人能夠出奇計妙策，讓秦國強大起來，要官職給官職，要土地賞賜土地。著名法家人物商鞅就是在這一背景下來到秦國的。時值秦孝公求賢變法，一直尋求一伸大志之機的商鞅遂來到秦國，並順理成章地成為秦孝公變法革新的“導師”。秦孝公與商鞅經過5年多的醞釀與論證，堅決反擊“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的傳統保守觀念（《史記·商君列傳》），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響亮口號。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六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主持以“富國強兵”為主題的變法活動。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一是強化法制，將社會組織軍事化，確立適應大規模兼並戰爭需要的戰時體制，具體措施是對全國居民建立戶籍， “令民為什伍”，五家為伍，十家為什，按照郡、縣、鄉、裡等地方行政體系將“編戶齊民”的民眾納入軍事組織，從而確立以郡縣製的社會組織為基礎的兵員征集制度，為大規模擴軍備戰，建立起人數眾多，裝備精良、頗具戰鬥力的新型軍隊奠定了基礎。
二是鼓勵耕織，國家將田地分配給自耕農，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生產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從事經商等末業而致貧者或因懶惰而致貧者，將遭到連同妻子一起被降為奴隸的懲罰。
三是獎勵軍功。設立二十等軍功爵，每斬獲一個敵人的首級，賜爵一級，並按爵位等級佔有田宅和奴隸。如果沒有軍功，就不得做官。
隨著變法的不斷深入，秦孝公又於公元前350年開展第二輪變法運動。此次變法，首先是從政治上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將全國各地合並為41個縣，每縣設縣令（負責民政）、丞（輔佐縣令）、尉（負責軍事），這些官員都由國君任命。其次是從經濟上確立封建土地私有製。廢井田，開阡陌，使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並頒布統一的度、量、衡器，以保障經濟活動的有序進行。最後是革除陋習，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促進社會文明。第二輪變法運動，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廢除了落後的奴隸製，確立了新興的封建制，使秦國變法雖晚，但最為徹底，最為成功。經過變法，秦國不僅國家富足，社會安定，所謂“秦民大（說）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而且軍事實力大大增強，建立了一支在各諸侯國中戰鬥力最為強大的軍隊。
廢井田，開阡陌（漢畫像磚）
商鞅在徹底更張政治的同時，已思忖在軍事戰略上謀求天下之權。在輔佐秦孝公進行了五年的變法，秦國國力漸強之後，商鞅向秦孝公提出了著名的東向爭天下策——《衛鞅策》。商鞅為秦孝公提出的“據河山之固，東向以成帝業”的對策，正隱約透露出從地緣戰略立場規劃一統天下大業的思考。
衛鞅策的核心就是從地緣戰略的高度指出了魏國為秦國的“腹心疾”。提出秦國要揮師東進，爭奪天下，就必須先行掃除魏國這一障礙。“非魏並秦，秦即並魏”，因為魏國的雄居中原“獨擅山東之利”，堵住了秦國東向發展的路線，這是一個別無出路的選擇。而奪取魏國所佔據的中央地帶——中原之後，“利則西歸秦，病則西收地”，秦國可以完全佔據十分有利的戰略態勢。
至於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條件，商鞅提出，
一方面秦國經數年變法，已見成效，應該繼續實行富國強兵的國策，造就實現“東鄉以製諸侯”這一既定軍事戰略目標的堅強實力和後盾。
其二，僅僅依靠秦國自己的力量還不行，“以一秦當大魏，恐不如”，必須借助別國，最好是借力打人，坐收漁利，所以要配合外交工作，謀求“諸侯畔之（魏）”的局面出現。
其三，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戰略地理條件，盡快佔據山河之險，“據河山之固”，為東出中原，角逐天下，完成統一，創造必要的機會。
歷史恰恰提供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契機。
一是魏國的西進在受到秦國的頑強抵製後暫緩，自設定西河郡之後再無大的動作，並一度因秦的反擊和東、南兩個戰略方向的威脅上升而遷都於大梁（今河南開封），減輕了對秦國壓力；
二是東方的戰略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於齊威王的變法而崛起的齊國，成了魏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魏國的霸權受到齊國的強勁挑戰。魏、齊兩強利益的碰撞使雙方面臨著矛盾的激化，戰爭正不可避免。
三是魏國與傳統盟友韓、趙二國的控制與反控制正愈演愈烈。三晉一體的局面已然崩潰。凡此種種，都使得魏國無暇西顧，於是便為秦國提供了良機。
戰爭首先在三晉之間爆發，齊國計劃趁機削弱魏國，漁翁得利，豈不知強中自有強中手，而秦國更是棋高一著，從齊、魏相爭中取得更大利益，成為最大的贏家。桂陵之戰後，秦國更堅定了利用齊、魏相鬥以借刀殺人，坐收漁人之利，實現弱魏爭霸的戰略目標。為此，商鞅親自出使魏國，向魏惠王獻策說，大王若想真正稱王於天下，僅僅使宋、衛、鄒、魯這些小國臣服還不夠，只有聯合一個大國，打擊一個大國，威服一個大國，才能成就霸業。具體說就是要以齊、楚為主要敵人，以燕、秦為盟友，從而建立王天下之功。此番高論自然迎合了魏惠王的野心，惠王於是忘乎所以，挑起魏與齊、楚間的大戰，結果使魏國陷於眾矢之的的尷尬境地，成為各諸侯國聯合打擊的目標，屢次慘遭軍事上的沉痛失敗。“於是齊楚怨，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戰國策·齊五》）。
周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年），魏國將軍龐涓率軍向韓國進攻，齊威王采納孫臏“深結韓之親而晚乘魏弊”的建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待韓國無法再支撐下去時，齊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發兵救韓。齊軍先是兵鋒直指魏都大梁，迫魏軍回撤，然後向南撤退，撤退過程中又以退兵減灶來引誘魏軍追趕。魏惠王聽說齊軍撤退，也認為是擊齊之良機，於是派太子申、龐涓為將，統十萬大軍追擊，欲與齊軍主力決戰，一舉殲滅齊軍。孫臏預先在馬陵山山道設下埋伏，待魏軍入伏，萬弩齊發，龐涓自殺，太子申被齊軍俘虜。這次慘敗使魏國元氣大傷，從此勢如強弩之末。戰國前期以來魏國獨霸中原的戰略格局被打破了。
漫畫馬陵之戰
商鞅和秦孝公抓住魏國“大破於齊，諸侯畔之”這一大好時機，開始了使秦國邁向中原的軍事行動。馬陵之戰的當年，商鞅便率軍攻魏，次年又與齊、趙會盟，共同伐魏，多次大敗魏軍。周顯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死，秦國的改革形勢出現逆轉，公子虔等人以“謀反”罪將商鞅殺害，但秦國東向以爭天下的步伐並沒有因一時的政治逆流而停止。
周顯王三十九年，秦將公孫衍率軍大敗魏軍於雕陰（今陝西甘泉南），俘魏將龍賈，殲敵4.5萬，魏國被迫將河西之地獻給秦國。次年，魏國因與楚國交戰，秦助魏軍擊楚，戰後魏國被迫將河西西北的上郡15個縣全部獻給秦國。魏惠王為此歎息：“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裡，南辱於楚”（《孟子?梁惠王上》），秦代幾代國君的宿願如願以償。秦國由此完全控制了西河（今陝西與山西交界處黃河南段）天險，從而能據崤、函之利，大河之險，獲得了東向以臨天下、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主動。
接著，秦國對東方的韓、趙、魏三國展開凌厲的攻勢。為對付秦國的進攻，魏相公孫衍於公元前318年發起魏、趙、韓、燕、楚五國第一次合縱攻秦，參加此次聯合攻秦的還有宋、衛、中山、匈奴，故也稱“九國之師”。聯軍共推楚懷王為合縱長。但因參加聯合攻秦的各國各懷鬼胎，只是企圖通過虛張聲勢嚇唬秦軍，所以秦國利用東方各國之間的固有矛盾和不願決一死戰的心理，開關迎敵，將“九國之師”嚇得一哄而散。之後秦國又乘勝揮軍出關，在修魚大敗韓、趙、魏聯軍，控制了東出函谷關進軍中原的戰略通道。
與此同時，秦國還采取了另一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策略。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采納了司馬錯的主張，兵鋒南指，先後滅蜀、苴和巴國，並於公元前313年誘殲楚軍，奪取漢中，據有長江上遊，既可極大地威脅楚國側背，又可對韓、魏形成北、西、南三麵包圍。至此，關中、漢中、巴蜀三個戰略區連成一起，秦國國力空前強大，一躍成為戰國七雄之首。
對於《衛鞅策》的戰略價值，我們可以從《呂氏春秋·仲冬紀·長見》記載事關於商鞅的對手吳起的一則佚事得到佐證：“吳起漢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仆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如釋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去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事實上，一百餘年後“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南”，恢巨集歷史場景的上演，正是《衛鞅策》的圓滿句號。
（本文為黃樸民教授、孫建民教授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账號，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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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黃樸民，男， 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黃樸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大寫的歷史》（系列三種）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中華文史論叢》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孫建民，1965年2月生，河南新安人。先後畢業於河南大學歷史系、華東師大文獻研究所、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獲歷史學學士、文學碩士、軍事學博士學位。現為解放軍資訊工程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代軍事思想、軍事戰略、軍事史及軍事情報學理論的研究。撰著有《中華統一大略》（與黃樸民合著）、《中國傳統治邊理念研究》、《孫子兵法解讀》（與黃樸民合著）、《戰後情報偵察技術發展史研究》等，在《中國軍事科學》、《軍事歷史》、《軍事歷史研究》、《學術月刊》等軍內外刊物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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