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當代流行音樂遇見披頭士 | 文藝周末

當中國當代流行音樂遇見披頭士

文 | 趙勇

先來一發94年“魔岩三傑”紅磡演唱會鎮樓

談及西方流行音樂對中國歌壇的影響，肯定是需要從鄧麗君與港台音樂說起的。因為在1980年代中前期，“大陸學港台”是一個普遍現象。港台又在學誰呢？自然是學歐美。由於港台比大陸先走一步，直接面對“模仿的模仿”和“影子的影子”，就成為大陸音樂界學習流行音樂的主流姿態。這就好比國人當初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是從遙遠的德意志直接盜來火種，而是刪繁就簡，拿來的是前蘇聯布爾什維克的改裝版。

鄧麗君

因此，在80年代中前期，凡得風氣之先，能與歐美流行音樂直接對接者，或者生於大都市的音樂之家，或者待在音樂界的朋友圈，他們人數不多，少得可憐。比如，崔健的父親是空政文工團的專業小號演奏員，母親則是中央歌舞團成員；劉元的父親是中央歌舞團的嗩呐演奏家。

崔健

崔健說：“像我們這些人，在這樣的團體裡生活長大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在北京可能有上百個、二百個團體吧，在外地最多大城市有一二十個，甚至更少。”（崔健、周國平：《自由風格》，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他們應該是接觸西方流行音樂的先驅。

“呼吸”樂隊吉他手曹均回憶：“對我影響最大的當然是the Beatles。”約翰·列儂被槍殺的1980年，他偶然得到披頭士的一盤帶子，剛開始聽不懂，“可就記住了一首歌，叫Yesterday，因為特別好聽，就慢慢聽下來了。後來也陸續買了一些音樂的磁帶，就是the Beatles，那一段什麽都不聽，就聽了Beatles。”（陸凌濤、李洋：《呐喊：為了中國曾經的搖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這種經歷估計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比如，崔健當年在樂隊裡吹小號期間，認識一些老外，聽了他們帶進來的各種各樣的帶子，包括The who，the Beatles，ABBA等樂隊（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

許巍說過：“我當初走上音樂之路就是因為對‘披頭士’樂隊的喜愛，英國搖滾文化對我的創作影響是最大的。”（《許巍　探訪搖滾的故鄉》）汪峰也說過他一直喜歡“披頭士”：“我認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當我覺得孤立無助的時候，我去聽他們的歌曲，去體會他們所寫的東西，就會給我希望。”（《汪峰：搖滾樂是生活的必需品 我和許巍是好朋友》）

許巍

Tips

The Beatles（甲殼蟲樂隊），英國搖滾樂隊，由約翰·列儂（John Lennon）、林戈·斯塔爾（Ringo Starr）、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和喬治·哈裡森（George Harrison）四名成員組成。2008年他們在美國公告牌“最傑出音樂人Hot 100”榜單中名列榜首，同年以20首冠軍單曲在公告牌“最多冠軍單曲”榜單中排名第一。2012年，英國官方排行榜公司公布了英國最暢銷樂隊排行榜，The Beatles名列榜首。

因此，在中國搖滾樂的起步階段和成長階段，歐美樂隊對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崔健就曾坦率指出：“我的任何一首歌，都受人影響，《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受‘警察’（The Police）的影響，《假行僧》、《一無所有》受的是斯汀的影響，大家都能聽出來，我沒必要躲避這些東西。聽完了他們的音樂有衝動馬上就去創作了，唯一的一點就是把它中文化了。換了語言和樂器，一下子就有欲望和中國音樂發生關係。”（王小峰：《只有大眾，沒有文化》，廣西師范大學2015年版）這種現象是毫不奇怪的，因為搖滾樂乃至整個流行音樂都是舶來品，我們必然要經歷一個模仿和學習的階段。只有經歷過這種洗禮之後，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確立自己的形式。

《只有大眾，沒有文化》

那麽，這種模仿和學習究竟給中國流行音樂帶來了什麽呢？大體而言，似乎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1

可以站得高，看得遠，少走彎路，一步到位。

這方面，王菲是一個典型個案，王小峰對此有精彩分析。他認為，王菲早年雖與北京搖滾樂手走得很近，但假如不是1987年離開北京，定居香港，她現在頂多也就是另一個那英。

專輯《你王菲所以我王菲》封面

王菲的幸運在於，“她乾脆越過港台，直奔歐美，她把比約克的形象設計搬過來，把‘小紅莓’的‘咽音’模仿過來，在唱片封面設計上越來越大膽性感。……王菲很聰明地模仿了‘小紅莓’、Cocteau Twins這類樂隊女主唱的演唱方式，用這種修飾的假音不但回避了自己的弱點，而且還標新立異，將自己嗓音的優勢發揮出來。而在這個時期，包括港台，有多少人知道比約克、‘小紅莓’、托裡·阿莫斯或者Cocteau Twins呢？恰恰是她這超前半步的模仿，成了個性的象徵。”（《只有大眾，沒有文化》，139－140頁）這就是直接模仿的好處。說得直白點，她這麽做是“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小紅莓”樂隊主唱 桃樂絲

Tips

小紅莓樂隊（The Cranberries），又譯卡百利樂隊、紅草莓樂隊、小紅莓合唱團。1990年代成立於愛爾蘭利默裡克（Limerick）。全球唱片銷量超過2500萬張，在世界各地成績斐然。卡百利被視為愛爾蘭歷史上最偉大的另類搖滾樂隊之一。

2

可以醍醐灌頂，讓人一下子開竅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不妨舉一個作家的例子加以類比。莫言讀《喧嘩與騷動》是在1984年12月，未讀之時，他對“福克納大叔”不以為然，但讀進去卻大吃一驚：“在此之前，我一直還在按照我們的小說教程上的方法來寫小說，這樣的寫作是真正的苦行。我感到自己找不到要寫的東西，而按照我們教材上講的，如果感到沒有東西可寫時，就應該下去深入生活。讀了福克納之後，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地胡說八道，原來農村裡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成小說。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尤其讓我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於是我就把他的書扔到一邊，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小說了。”（《莫言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福克納讓莫言意識到小說原來可以這麽寫，披頭士、小紅莓樂隊又讓多少歌手意識到歌可以這麽唱呢？

福克納

3

可以引發“化學反應”，最終找到自己的語言和表達

崔健曾經說過：“政治的語言是物理反應，藝術的語言是化學反應。”（《自由風格》，81頁）兩種“反應”的根本區別在於，後者生成了新東西而前者沒有。由此觀之，崔健的搖滾樂中使用古箏、嗩呐、笛子等民族樂器，既是內容需要，也是融入中國元素之後對搖滾樂民族形式的一種探尋。像《不是我不明白》中劉元吹的那段笛子獨奏曲《揚鞭催馬運糧忙》，可謂形式即內容，它強化了一種中國式的表達，也呼應著“這世界變化快”的主題。

崔健演唱會現場

又如，崔健後期的音樂“說唱”的因素驟然增多。這既是強化節奏弱化旋律的需要，也是中文唱Rap的一次革命。他說過：“沒有玩過布魯斯、沒有玩過Offbeat（錯拍）、沒有玩過複合節奏，很難把Rap唱得像Rap，基本上就是數來寶。英語本身就是有點像軍鼓的語言，裡面有不同的多重爆破音，能同時出現，特別豐富。中國話都是一個字一個音，還有四個音控制。我覺得最好的寫作方法就是首先把微小的口語詞加進去，另外就是解放語音，你願意怎麽發音就怎麽發音，你願意升就升，願意降就降，這樣一解放，就馬上想到地方話。這是逼得沒辦法，沒轍。”（《只有大眾，沒有文化》，111頁）由此琢磨他的《混子》以及《藍色骨頭》中的“說唱”，就會發現崔健已把中文Rap說唱到極致。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化學反應。

電影《藍色骨頭》劇照

4

最重要的，是可以賦予搖滾樂一種特殊的精神氣質

中國當代音樂的前三十年，其抒情模式無疑是“高強硬響”，80年代開始，這種局面雖有很大程度改觀，但所抒之情依然是“大我”之情，“小我”化的私人敘事並無多少合法存在的理由。明乎此，我們就能意識到，從“我們的生活比蜜甜”到“快上我在雪地上撒點野”，這是多麽大的轉變！這種轉變又是如何開始的？顯然與歐美樂隊的啟蒙有關。崔健說過：“‘披頭士’的意義，就是將一股反叛的精神主流化，這才是搖滾樂。”（亨特·戴維斯《披頭士》一書勒口文字，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與此同時，他還反覆提及Hip Hop，Freestyle等給他帶來過諸多啟發。這就意味著，正是歐美的搖滾樂、爵士樂給崔健以及他的同道提供了反叛、批判、自由風格和個性解放的養料。而批判，也一直是崔健強調的搖滾精神。他甚至想通過這種批判完成某種證明：“這個社會存在著批判、存在呻吟是社會發達的一個象徵，相反，在那個不開放的時期，我們沒有生活，卻都說我們的生活比蜜甜。”（《自由風格》，58頁）以崔健本人為例，儘管在前四張專輯中，其批判的鋒芒呈不斷弱化趨勢，卻依然犀利，像一把刀子，但在《給你一點顏色》（2005）和《光凍》（2015）兩張專輯中，批判與呻吟似已瓦解。這是不是意味著他本人也走進了他自己的分析與判斷之中？

專輯《給你一點顏色瞧瞧》封面

經歷了1990年代中前期的輝煌之後，搖滾樂就在中國走下坡路了，何以如此？這個問題我已有專文分析（參見《從搖滾到民謠：“批判現實”的音樂軌跡》，《中國圖書評論》2012年第12期），茲不贅述。我這裡只想說明的是，現如今，那種直指人心，聽得讓你血脈賁張，仿佛就要爆炸的搖滾樂已越來越少，甚至幾近於無。“爆炸”是種怎樣的感覺呢？知名網友和菜頭許多年後聽披頭士，曾經這樣描述：“大概是在聽《Something》的時候，看著歌詞，我突然感覺到胸膛裡有什麽東西一下攥住，然後又被嚴重堵塞，壓力不斷上升，直到最後‘砰’的一聲，我的腦袋就如同瓶塞一樣飛上了天空。”（《成長在沒有披頭士的時代》，《羊城晚報》2014年3月4日）

1992年崔健在雲南昆明表演時台下的狂熱搖滾飯們

就是這種感覺。

2018年3月20日

（本文原載於China Pictorial 2018年4月刊）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