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佳昕 編輯/王峰
圖片來源：21世紀經濟報導
1月16日晚，在北京市一所規模中等的私立幼稚園門口，大量的家長在等待孩子放學。此外，還有不斷前來詢問學位情況的尚未入園孩子的家長。
張女士是來“撿漏”的家長之一。她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她想把孩子轉入這所幼稚園，卻被招生辦負責人告知所有的班型均已滿員，尤其是招收了很多二胎寶寶的小班。想要入園，只能等待3月後可能出現的空位。
上述招生負責人告訴記者，“現在登記已經晚了，想在今年秋季成功入園的希望不大，有家長從孩子一出生就來登記了。”她表示，2019年入園的二孩將會更多，學位也會更緊張，“如果2018年有200個需求，那今年可能就有400個。”
從2014年的“單獨二孩”，再到2016年的“全面二孩”，人口政策的變化，為我國帶來了出生人口小高峰。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出生人口達1786萬，是2000年以來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二孩及以上佔比超45%；2017年，政策效果繼續顯現，二孩佔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達到51.2%。生育小高峰給我國現存的教育資源帶來了衝擊，而學前教育最先體會到這種壓力，其次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學、初中。
不過，這股“嬰兒潮”只是短暫的。生育基礎的削弱及成本的約束，正在阻礙年輕人生育意願。雖然2018年全國的出生人口數據尚未公布，但一些已公布數據的城市已傳來新生兒減少的消息。有學者預計，2018年出生人口數量或繼續下降。
而對教育資源的配置來說，出生人口數據起著基礎性的作用。隨著生育堆積效應的消退，生育水準下行，教育格局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又該如何應對？
二胎寶寶上學了
“我們剛開園不久，學位還沒招滿，但確實已經有很多二胎寶寶了。”在另一家定位更為高端的私立幼稚園，招生辦負責人告訴記者。
據國家統計局、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數據，近五年來，二孩出生數不斷攀升，由2013年的511萬提高至2017年的883萬。其中，放開“單獨二孩”後的第一年，即2014年，二孩增量達95萬。2016年放開“全面二孩”，二孩出生數量大幅上升，明顯高於“十二五”時期平均水準。2017年，二孩增量達162萬。政策效應影響顯著，使2016年的出生人口數創2000年來的新高。
中國教育經濟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孫百才告訴記者，出生人口數量直接決定了教育需求，因為人口是教育資源配置的基礎。
一般來說，新生兒在3年後上幼稚園，6年後上小學，9年後上初中。二孩生育的小高峰對教育市場的影響，要在數年後方能體現出來。現如今，幼稚園率先感覺到了緊張。
孫百才表示，2000-2014年，我國每年的出生人口基本穩定在1600萬左右，上下波動不會太大，最大的波動不過是40萬左右。但2016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加了131萬，這對未來教育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從新生兒數量佔學前教育招生數的比例來看，此前的比例在百分之二點幾以內（以2017年招生數計算），教育系統可以自我調整正常解決。但2016年的佔比達6.8%，還是有衝擊的。”孫百才說。
人口學者、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黃文政則表示，二孩生育高峰帶來的教育資源緊張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裡，因為此前計劃生育在大城市執行得比較嚴格，政策調整後生育反彈也比較厲害。有關部門應通過擴容等方式提早做準備。
此外，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學前教育的普及率約為80%，未來還要進一步提高。按照國家計劃，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要達到85%，普惠性幼稚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佔比）要達到80%，2035年要全面普及學前三年教育。
為了應對二孩生育高峰需求和提高學前教育普及率，全國多地打響了一場增加學位的“戰役”：北京2018年新增學前教育學位3萬個，2019年擬再增加3萬個；“二孩大省”山東每年要新建、改擴建2000所以上幼稚園，新增50萬個以上幼稚園學位；四川成都則到2035年要新增規劃幼稚園約1000所，增加學位30餘萬個。
值得一提的是，在幼稚園過後，這種緊張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傳導至義務教育階段。而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近年來我國小學、初中數量呈逐年下降趨勢。
孫百才認為，小學、初中數量減少與此前我國出生人口減少密切相關。而新形勢——新生育高峰的出現，同樣為義務教育規劃帶來挑戰，因此要未雨綢繆，提早謀劃，尤其是在人、財、物方面的資源配置。
“一孩都不生”下的教育困境
不過，儘管二孩出生數接連增加，但2017年的一孩出生數卻創近五年新低，這拖累了2017年整體出生人口的下跌。嚴峻的現實已經出現——年輕人連一孩都不願意生，既無一孩，又談何二孩？
而為了使生育率保持在人口世代更替水準（維持下一代人口與上一代數量持平，不增不減），僅生育一個孩子是不夠的。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女性初婚、初育年齡不斷推遲，生育意願下降，出生人口繼續下降已是大概率事件。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指出，新生兒持續減少，很多學校、機構可能面臨關閉。中國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但大城市的規劃卻低估了需求量，很多人生活在城市中，子女卻遭遇學位不夠，人滿為患。而反觀小城市、農村，卻有大量的學校在撤並。
黃文政則認為，出生人口下降對大城市教育資源緊張的緩解極為有限，因為人口還是會向大城市流動，但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的學校，可能要面臨著並校、拆校。
以位於東北的一個人口約為50多萬的縣為例，市民黃女士告訴記者，身邊生二孩的家長並不多，除非家裡條件不錯。縣裡有私立、公立和農村幼稚園，資源並不緊張，相互反而需要爭奪生源。
事實上，撤點並校並不新鮮。2001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要求各地“因地製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大量生源少、效益低的農村中小學被撤並。儘管政策的初衷是為了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高辦學品質，但“一窩蜂”、“一刀切”也帶來了諸多問題。現如今，一旦出生人口持續下降、農村繼續空心化，更多學校將面臨著“空巢”的危機。
“以前村村有學校，現在五六個村一個小學卻招不滿。撤點並校後，很多學校距離很遠，增加了孩子的上學成本，小學就寄宿父母也不放心，只能去陪讀，教育成本隨之提高，而成本提高反之又阻礙了生育；但如果不撤並，又沒有那麽多生源，這是個兩難的問題。德國的經驗是為了鼓勵生育，傾向於保留學校。”易富賢說。
黃文政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認為農村學校的努力方向，應該是小班製和提升教育品質，而非把學校撤並掉。
另外，孫百才認為，出生人口不僅決定了教育需求，教育資源的配置也會促進人口再生產，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記者了解到，現如今我國教育成本較高，教育問題也最讓父母“心累”，有家長調侃稱：“不寫作業母慈子孝，一寫作業雞飛狗跳。”
易富賢認為，如果想鼓勵生育，教育改革首要關鍵。首先，即便沒有生育小高峰的出現，也應該增加投入興辦幼稚園、托兒所，從國際經驗來看，早期教育投入比例越高，生育率越高；另外，應該通過縮短學製等方式，降低教育成本。
那麽，面對影響初顯的生育小高峰和隨後可以預見的新生兒減少，教育資源該如何合理配置？孫百才建議，各級政府應公布清晰、詳細的教育和人口數據，加強研究和規劃，對學齡人口變化提前做出研判；在教育管理體制上，應增加省級統籌的因素，以應對縣級規劃能力不足；城市也應做好規劃，在建設小區的同時配套學校；另外，也不應忽視人口流動這一影響因素，根據人口地理空間遷移和城鄉流動趨勢，對教育資源需求進行預判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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