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今最難教的，是家長，不是學生

“ 她深深地感覺到，香港教育病入膏肓，家長變怪獸，怪獸逼港孩，大家都浮沉在教育漩渦中，半死不活。她說，如果允許，她相信百分之百的港孩都會逃學。”

來源 | 人民網

自從有了孩子，屈穎妍就辭掉香港《壹周刊》副總編的職務，當了全職媽媽。她怎麽也沒想到，對付3個孩子，比辦好一本雜誌要難得多。

她說，一到下午4點放學，她就和全香港的母親一起，變成了"怪獸家長"，不過有的是大恐龍，有的是小恐龍罷了。

她眼裡，香港的教育就是一場"人肉宴"，人人都想避席，卻人人都要出席；人肉沒人想吃，但人人都要吃，一口一口，由苦舌澀臉吃到成為習慣。屈穎妍說，覺得自己就是魯迅筆下那個吃孩子的女人，傷口在冒血的就是自己的女兒們。

於是，她花半年時間寫了《怪獸家長》一書。誰知數月就在香港再版了6次。如今這個對付三囡囡的"超人師奶"成了大名人，在全港各學校舉辦了幾十場講座。

香港也掀起一股反思"怪獸家長"的熱潮。很多家長拿著這本書，照鏡子般對照自己的行為，問"我今天是怪獸嗎?"

1

"媽媽，為什麽你不笑?"

屈穎妍說自己並不是一夜間“頭上長角”成怪獸的。

在大女兒上幼稚園階段，她一直很快樂。她幫女兒選的是一家說謊式教育的幼稚園，母女都滿意。當時有朋友警告她：“你慘了，這家幼稚園的孩子出來，是不識字的。”而朋友的5歲小孩已經會寫“警察”了。

大女兒上小學一年級，她才意識到問題很嚴重。一年級的課堂，老師不講乘法口訣，直接布置乘法作業。老師問：“誰不會背乘法口訣表？”只有她女兒和一個男孩舉手。原來絕大多數同學都已經在幼稚園或者課外補習班學過口訣表了。

在香港，補習班非常普遍，幾乎每個孩子都在上。曾有機構做過調查，香港孩子放學後最高補習記錄為5個小時。現在連幼稚園的3歲娃娃都上補習班。因為香港的幼稚園只上半天課，很多家長就報兩個幼稚園，早上一所，下午一所，一所學國語，另一所學英文。前一所幼稚園12點才放學，後一所下午1點就上學了。一些家長天天接送，小孩在車裡換校服，吃東西。

“香港家長最害怕的不是孩子去援交，去吸毒，而是孩子有空閑。”有家長說。

港人把這種現象稱作“催谷”，催著稻穀早早成熟的意思。

屈穎妍還驚訝地發現，身邊的港媽港爹，在港孩上小學前，就打響了“持久戰”、“貨幣戰”。香港的很多小學是名牌中學的直屬小學。有的家長不惜斥資數百萬港元在名校附近置業；有的家長作好“兩手準備”，報讀多所小學，作為孩子未能電腦派位入心儀學校時最後的安全網。還有很多人為了孩子上名校，幫孩子報假地址，做假材料，他們一邊教孩子要誠實，一邊教孩子說謊應付學校的核查。“現在香港很流行這個，為了擇校，不擇手段。”

上小學如此，小升初更如此。甚至有的家長動了苦肉計、苦情戲。

一個父親想女兒進某所名校，但女兒考不上。他四處打聽，發現早幾年有一個辦法是行得通的，就是每天早上家長帶著小孩站在學校門口，像秋菊打官司一樣。他聽說之前有家長連續這樣站了兩個禮拜，校長就忍不住站出來說，“好吧好吧，收你了！”

這家人就商量到底是爸爸還是媽媽帶著孩子去好，最後覺得男人帶著女兒場面更可憐，決定讓爸爸去。他還跟屈穎妍說：“你不要把我的故事寫出來，不然人人都學我，這招就沒用了。”這個男人是一家報社的高管，統領一乾人馬，可他還是要帶著女兒站在那裡。

浸在“催谷”的潮流中，屈穎妍發現自己也慢慢變成了“瘋婆子”。她感慨，帶孩子，你的付出和收獲是不成正比的。你很努力地叫她，把作業做好啦，她還是鬼畫符；你努力了半小時，她還是隻寫出一個字——真的比上班還慘。直到有一天，她忍無可忍把大女兒的書包從三樓扔下去。

為了學業，親子關係越來越差。有一次大女兒問：“媽媽，為什麽你不笑的？”屈穎妍突然醒悟，原來自己真的不會笑了。

她成了“怪獸家長”。

她這才開始有系統地做研究，聽很多講座，看很多書，探討為什麽香港的小朋友沒了童年，為什麽只要你做了家長，就一定變怪獸。她還打算去讀教育學位，她發現“家長教育”其實是一門課，還是碩士課程。

在不久前的一次講座上，她問家長們：你最經常對孩子說的一句話是什麽？

台下很多家長說：“快點快點！快點吃飯，快點做作業！”

美國《讀者文摘》曾做過一次調查，訪問了亞洲8個地區，3000個14～18歲的孩子，對父母的評價。結果香港父母的得分排名倒數第二，失分的最重要原因是“父母沒有時間與孩子溝通”。

屈穎妍說，香港家長常常只會這樣與孩子對話。女兒說：“烏龜死了……”家長說：“你做作業了嗎？”一位中學校長無奈地說，其實少當幾分鐘的怪獸沒那麽難，至少你可以把孩子的話有耐心地重複一遍：“哦，烏龜死了……你做作業了嗎？”

02

當今最難教的，是家長，不是學生

在調查中，屈穎妍發現老師越來越難當了。很多老師感慨：當今最難教的，是家長，不是學生。家長認為只要付了錢，全世界都要遷就自己。

有個體育老師稱，現在的孩子都不願意“坐在地上”，球場也好，禮堂也好，戶外大草坪也好，你一聲令下“原地坐下”，十有八九都沒反應，孩子們慢慢騰騰、不情不願，有的找廢紙，有的分紙巾，小心翼翼地墊著屁股，勉勉強強地坐下來，就像怕沾狗屎一樣。

“都是少爺和小公主，當媽的教他們，地上髒，千萬坐不得！”老師沒好氣地說。

跟動物接觸完要洗手，固然是應有的清潔態度，但凡事都在第一時間想到“乾不乾淨”這個問題上去，也是香港家長的普遍育兒準則。摸完一隻狗或是一隻兔子，父母總是在耳邊“洗手、洗手”地呢喃催促，只會混淆孩子的視聽：我剛才是不是摸了一堆糞？還是一團細菌？

在老師們眼裡，自己的職責越來越像保姆。有孩子絆倒了，流血了，家長可能會在第一時間找個律師告學校：“學校沒有做好保護措施，牆體沒有包軟墊，要賠償！”

有一次，屈穎妍到幼稚園接孩子，老師煞有介事地說，孩子大腿上被蚊子叮了兩口，怕孩子藥物過敏，沒有塗藥，但手上這個蚊腫，是早上來校之前就有的。屈穎妍驚訝極了，3個蚊子包，都要分清責任，顯然，此類問題以前有家長投訴過。屈穎妍感慨，原來老師在教學以外，還要替每個孩子看好每一寸肌膚。

一個學生沒有完成作業，放學後老師把他留在學校裡做作業，結果家長卻跑去教育管理局，投訴那個老師對小孩進行“人身禁錮”。

“現在的家長給孩子營造的成長氛圍，太多漂白水了，無論是身體還是思想。”屈穎妍歎氣。

她還指出香港出現“非典一代”的教育問題。在“非典”時期，一些嬰幼兒因為成長在家長過度保護的環境裡，沙灘沒去過，到公園能免則免，沒消過毒的東西不能碰，家長只差替孩子們呼吸了……於是，孩子對世界的感覺近乎於零。

磕磕絆絆的學步日子裡不易察覺出端倪，隨著年齡漸長，問題開始顯現。不會走平衡木，不能攀爬，蕩不了秋千……父母一直認為是嬌生慣養下的相關行為而已，直至幼稚園老師提議他們帶孩子看醫生，才驚覺孩子患上了“感覺統合失調症”，是中樞神經系統的障礙。後來發現，原來“非典”這年出生的很多香港孩子都患此症，有不同程度的行為病征。

屈穎妍說，瘟疫時期對初生嬰孩的過度保護，竟誘發出另一種“行為瘟疫”來，這該是大家在噴灑消毒藥水時始料不及的。

在她眼裡，家長過度保護孩子的例子比比皆是。大街上，有的是5個大人帶一個孩子出遊，這樣的盛況“像古代皇帝出巡，就差一輛馬車幾頭象了”。

她還發現，家長們帶孩子出門，總伴著超大的背包，各種準備一應俱全。甚至會有一把小剪刀，專用來剪肉剪菜。在媽媽們眼裡，菜太長哽喉，肉太大窒息。小孩的乳牙，於是成了多餘的，像盲腸。9歲的女孩還在吃剪碎的食物，這樣的孩子，到了乳牙甩掉的年齡，牙還沒發揮作用。

近年醫生發現，這股剪食物潮的後遺症，就是港孩的顎骨發育比外國孩子慢，大牙的牙床比同齡外國孩子細小。

屈穎妍說，對於孩子，我們從來都是“捨不得”的，捨不得他們跌倒，捨不得他們受傷，捨不得他們失敗，事事為孩子強出頭。“每一步，我們都功利地計算周詳”在“金鐘罩”下，我們圈養出了一個個沒痂沒疤的完璧孩子，也孕育出了一群群張牙舞爪的“怪獸家長”。

如今，香港社會已發現“港孩”問題越來越嚴重，大夥又一窩蜂地去找出路。民間辦起各種“自理能力班”，花1000元學扣鈕扣、穿衣服、綁鞋帶、洗碗……甚至有人嘲笑，如果上課環境許可，還要教衝涼洗頭，七八歲不會洗澡的孩子大有人在。

家長戲稱，香港的孩子，“吃苦是要給錢的！”

最近，香港又興起一些“興趣班”，200元港幣一堂課，幫著教孩子用簡單電器，如電飯煲、電磁爐、微波爐、榨汁機之類的，還“加送”教授最基本的淘米煮飯和燒水。總之，孩子的一切都可以在各種補習班裡“學會”。

有人形容“港孩”的特徵為：自理能力低、EQ低、抗逆能力低。

“熱門美劇《迷失(LOST)》如果放到香港來拍，兩集就拍完了。”做講座時，屈穎妍說，“第一集大家掉下飛機；第二集人人死光光。”現場一群小學家長，大多笑不出來。

03

一屋子證書，卻沒有一張是學做人的

在香港，對一個初來乍到者而言，尋找沒有任何外形特徵的“怪獸家長”並不難，只要下午4點準時出現在各學校門口，就能“一網打盡”了。

在屈穎妍眼裡，校門前是個“是非地”，一切流言蜚語都在那裡展開、蔓延。10來分鐘裡，等待孩子放學不是重點，互相打探成績才是關鍵。

“你女兒這次考了第幾?”

“第12名。”　

“不是吧？你沒有同她溫習嗎？你怎麽做人家媽媽的……”

“你女兒星期六有沒有學劍橋英語？”

“沒有。”

“語法班呢？”

“沒有。”

“奧數？”

“都沒有，那她都學什麽了？你怎麽做人家媽媽的……”

在校門前等放學，屈穎妍聽得最多的就是這句評語：“你怎麽做人家媽媽的！”

正是在這樣的“怪獸角鬥場”，屈穎妍漸漸明白家長過度保護孩子的背後，其實是在保護證書，保護分數，保護孩子的所謂“競爭力”。

她斷言，如果大學學位能用子女童年的眼淚換回來，香港家長絕對趨之若鶩。就像導演張堅庭所說：香港一幢大廈，大抵有八成家長是虎媽。

香港有整套法律來對抗虐待兒童的行為，“打打手板也要被拉去坐牢”是許多家長掛在嘴邊的話。但在屈穎妍看來，香港的孩子從背起書包去學習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承受精神虐待。小學生像棵聖誕樹一樣，身上掛滿各種培訓課的書包，每天超過10個小時地不停學習。

香港教育評議會副主席、香港風采中學副校長何漢權曾說，在香港，大學本科(政府資助的大學)的入學率只有18%，精英教育一直是香港教育的主導。"精英教育一天不死，怪獸家長一日不滅。天下父母心，個個都有怪獸的腳印。"

在專家眼裡，這些虎媽栽培孩子的“鐵人計劃”，培養了孩子的爭勝心、必勝心，有時漸漸忘了一些勝負以外的心靈教導。接受“鐵人計劃”培訓的孩子，看似樣樣懂，但原本最基本的生活和快樂的能力反而不懂。

在屈穎妍這個老記者看來，家長們該保護的不保護，不需要保護的卻護得嚴嚴實實。

她舉例子：一個老師強調上課一定要帶琴譜，講了許多次，仍有人當耳邊風，於是老師規定，以後沒帶琴譜的不用上課，會立刻被趕走。有學生繼續如是，老師唯有信守諾言，把他趕走。誰知道學生家長卻跑來理論、投訴、大發脾氣：“我付足了學費，你有什麽權力趕我的孩子走？”

這個老師說，其實，那些父母應該多謝我才對，我們教琴之外也幫你教孩子啊，“可惜他們都不領情。”

屈穎妍感歎，這一代的孩子，懂得的技能很多，琴、棋、書、畫、跆拳道、游泳……樣樣皆能，一屋子證書，卻沒有一張是學做人的。

孩子小的時候，做家長的最關心的是“乾不乾淨”；等孩子長大了，父母的關注便迅速轉移到“有什麽用”上面去。比如，參加童子軍，有什麽用？學跳舞，有沒有份去比賽？賣旗(香港慈善機構募集善款的一個重要管道)，會不會有人給記優點？入校隊，升中學時會不會加分？參加交流團，有沒有證書拿？在學校做義工，有什麽好處嗎？

家長幫孩子算計每一步，每一分。一次期末考試中途，有學生發現試卷的題目有錯，於是監考老師決定找全班唯一一個已經完成試卷的學生A，到同年級的教室裡向其他幾個班的老師通報。

A拒絕了，原因是他打算再檢查一遍試卷。老師堅持讓他去，他再搪塞，如此往返，A向老師拒絕了3次，結果還是悻悻然跑到各個教室去通報。

回來再檢查試卷時，他發現了一個錯誤，卻沒有時間改了。回家後，A為那丟掉的幾分悶悶不樂，媽媽問了原因，立即向學校投訴。家長的理據是：為什麽是我兒子，為什麽不是B或者C?

在家長的一貫想法裡，吃虧的事誰都不想做。但家長認識不到，孩子少了那幾分，又多了些什麽。

屈穎妍說，這些年，孩子們走得都比前人快，3歲已經學會上網，5歲便學會3種語言、4種樂器，7歲便懂得製作PowerPoint……但待人處事應有的態度卻被遺忘了，或者應該說，是被犧牲掉了。

在她看來，許多家長為了保護孩子，而蒙蔽了是非與心靈。

不久前新聞說，香港康文署舉辦了一個閱讀比賽，勝出的是一名小女孩，才5歲，一個暑假讀了4277本書。屈穎妍說，大家其實都知道，這大概是家長幫孩子作假的結果，家長自己去圖書館借書，然後蓋章簽名，“證明”孩子都看過了。

屈穎妍還舉例，有一次她女兒參加一個徽章設計大賽，女兒自己在一張紙上畫，但另外一個勝出的小孩，居然把徽章設計圖做成了Flash，用動畫解釋設計。後來那個小孩承認，Flash是他爸爸幫他做的。

“這怎麽會是一個公平的比賽呢？但小孩子從小就習慣了這個。”屈穎妍說，現在很多家長，只要牽涉到比賽，因為要拿獎狀、證書，那爸爸媽媽一定會盡力去幫忙。

不知不覺，孩子實際上成了家長手上用來炫耀光彩與成就的大鑽戒，大家都要自己的孩子閃閃發光。有一所學校要同學扮演白雪公主和7個小矮人的故事，可由於家長都不願意自己的孩子演小矮人，最後校方只好改寫了故事，將之變成“8個白雪公主”。

這讓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屈穎妍想起《病梅館記》。千個孩子，本該有千種個性，但今日人人都被修剪成一模一樣的病梅盆景，好看、值錢，卻不健康。

04

“你的賣點就是沒有證書”

瘦弱的屈穎妍想跟香港教育抗爭下去。在旁人看來，她也的確比一般人多了些資本。比如，她有3個女兒，有3塊試驗田。

大女兒上小學時，這個自稱很溫柔的母親變得越來越狂躁，一到下午4點，她準時變成“女巫”，她撕孩子的作業本，要求孩子成績好。

可二女兒、小女兒上學時，她放鬆了很多。一次放學後，二女兒突然跟她說，“媽媽，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屈穎妍說：“為什麽？”孩子說，因為同學聽寫沒得100分，回去媽媽都要打要罵的，但你卻沒有。

她深深地感覺到，香港教育病入膏肓，家長變怪獸，怪獸逼港孩，大家都浮沉在教育漩渦中，半死不活。她說，如果允許，她相信百分之百的港孩都會逃學。

菲律賓香港人質慘劇發生後，大女兒看到電視台記者訪問痛失父母的孤兒時，感歎說：“他們真好啊，不用上學了。”屈穎妍瞪大了眼睛問：你說什麽？難道你寧願用父母雙亡來換一個不上學的機會？

這深深地刺激了屈穎妍。她一直等待著一個群組——反畸形教育。可她沒等到，家長們邊罵邊隨大流。連屈穎妍自己也暗叫，自己也不過是人群裡不甘心又不敢造反的“蟻民”。

她的朋友說：如果香港有人搞反教育制度的遊行，人數肯定超過50萬。

屈穎妍答：好吧，那就由你發起吧！

朋友問：為什麽不是你？

屈穎妍明白了，大學都是順民，只能消極地反抗。但其實她自己非常期待香港教育來一場革命，要的不是孫明揚(香港教育局局長)，是孫中山，推倒一切，重頭再來。

明知這不可能，她只能憑一個母親微弱的力量做些無力的反抗。暑假，她四處帶女兒去旅遊，希望看到孩子們平時在學校裡所沒有的快樂。

她嘗試用3種實驗方式去處理很多教育問題。

第一個孩子摔倒的時候，她非常心疼：“哎呀慘了！我背你吧！”

第二個孩子摔倒，她學會了克制：“你怎麽樣，骨頭沒事吧？沒事的話就試試自己能不能站起來走路？”

第三個孩子摔倒，她裝作看不見，“我們愛她，但不一定要幫她走那一條路。”

她還從龍應台的文章裡尋找啟發。她說，龍應台書裡一幅畫面讓她記憶深刻。一個毛毛雨天，母子倆在湖邊散步，龍應台想為兒子打傘，兒子一閃一縮地推開。然後是又一幕畫面，漫步中的媽媽給兒子指點風景，“看，那裡多美……”兒子的反應竟然是把母親的手按下來，“我看到了，別指……”

漸漸地，屈穎妍不再像緊張得張開每根刺的刺蝟。她理解了，教育是一個松手的過程。

可手放得太松，現實的問題就會馬上橫衝直撞過來。大女兒小升中的時候，沒什麽證書和獎狀，別人卻有很多，什麽朗誦比賽、繪畫比賽、閱讀比賽，甚至吃水果比賽的。事實上，為了迎合這些家長的需要，現在香港任何兒童活動都會頒發證書或獎狀。一個簡單的手工班都有證書，如果沒有，結束的時候家長會直接投訴。

女兒當時很著急，說：“慘了，我沒有什麽證書。”屈穎妍鼓勵她：“你的賣點就是沒有證書。”

這位作家媽媽幫女兒做了一個很小的簡歷，放進了一些家裡和學校裡的相片，開頭屈穎妍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教育是一場馬拉松》。她說：“我的女兒現在不是跑第一，她在落後，但不等於到終點時，她不會跑第一。教育不應該放棄任何人，即使她真的跑到最後，我們也應該為她鼓掌。”

女兒自己也寫了一篇，題目是《我沒有證書》。她介紹了自己在小學參加排球隊、參加紅十字會的活動，她說儘管這些不能在分數上反映出來，但“這些在我心靈裡，我希望將來你們可以看到成果”。

不管怎樣，女兒最後真的考上了心儀的學校。但在下午4點的“怪獸角鬥場”，有家長口氣酸酸地對屈穎妍說：“因為你是名人唄。”

05

孩子復仇

屈穎妍四處做演講的時候，日本也正在進行一場對抗“怪獸家長”的教師保衛戰。事實上，這個名詞正源自日本。

東京市政府如今耗費1000萬日元，出版手冊，以教授老師應付“怪獸家長”的招數。

美國電影明星馬特·達蒙也像屈穎妍一樣，正努力給自己脫掉“怪獸家長”的帽子。他病得不輕，他對孩子的過度保護欲，連老婆都看不下去，昵稱他為“紅色警戒”。他們家的4個女兒連睡覺都不得安寧，達蒙常會去摸摸看她們有沒呼吸。有一回實在管太多，還被女兒狠狠咬了一口，結果馬特還驕傲地到處炫耀說：“齒痕是戰利品！”

準確地說，在美國，大家更願意將這種父母戲稱為“直升機父母”。他們在學校、操場和課外活動地點轉悠，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孩子頭頂，與孩子緊緊綁在一起。

針對最近幾年美國父母對於孩子的過度教育行為，很多人開始發動一場“慢教育、簡單教育和散養教育”的變革。

大家都在討論D·H·勞倫斯在1918年講的一句話：“如何開始教育子女？第一原則是：不要管他。第二原則是：不要管他。第三原則是：不要管他。這就

是一個完整的開始。”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勞倫斯說起來容易，因為他自己沒有孩子。

其實，就連屈穎妍也知道，自己還是個“半怪獸”，沒有完全脫帽。

最近的一個下午，屈穎妍在香港風采中學面向近百位家長做講座。講座結束後，一位父親站起來，意味深長地問：“屈小姐，你對你女兒的分數有什麽要求呢？”屈穎妍回答：“我還是要求她們保持中等，她們的爸爸常常說，不是倒數就可以了，但我做不到。”

坐在記者身旁的風采中學校長何漢權偷笑著說：“她嘴上說要求中等，實際就是中上了。”

屈穎妍做不到完全放下。事實上，不久前，《清明上河圖》來香港展出，她很想帶孩子們去看，可那意味著，孩子看完後回家做作業會寫到夜裡12點多。為此她糾結了很久。

後來她還是帶著女兒去看了，但回到家裡又和女兒大吵一架，因為女兒困極了，不肯做作業。

屈穎妍想改變，但整個環境就是這樣，她像是進了一條死胡同。

有很多人擔心，為人父母者從他們的父母那兒中了毒，又把毒傳給孩子，就這樣一代代傳下去，像高速公路上的連環撞車事故。怪獸家長的故事，會代代延續下去嗎？

走進了怪圈，無法走出，其實沒有人知道這樣的做法對自己的孩子是否是正確的，但是肯定知道這樣的做法是很累的。雖知道累但是還是努力的去做，好想大家都不這樣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