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面開放二胎政策的實施，以幼稚園為代表的學前教育機構在中國日益受到大家的關注，這不僅僅源於區域發展的失衡所引發的資源分配不均，以至於即便是民辦幼稚園也變得供不應求，民間資本進入，國家政策的頒布，都指向了學前教育。相較於歐美發達國家早教體系，我國在普及學前教育方面與之還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丹麥的學前教育讓人印象深刻。
文、編 | 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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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響“普及學前教育”的號角
201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乾意見》， 指出是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稚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佔比）達到80%。到2035年，全面普及學前三年教育，建成覆蓋城鄉、布局合理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同時在第六項“完善監管體系”中亦提到遏製“過度逐利行為”。
然而目前各地區的學前教育仍面臨的比例失調的問題，不僅關乎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還涉及如何將職業女性從日常的“帶娃”瑣碎中解放出來，從而投入到工作之中。
加之我國的“人口膨脹”問題，普及學前教育的過程是仍然任重而道遠。
針對於此，世界各國從自身的國情出發，制定了相關政策，減輕普通家庭育兒的經濟負擔，而針對一些低生育國家的年輕人來說，除了減輕負擔，同時也是為了刺激年輕人的生育願望，例如日本、法國、德國等國家。
02
“美國”學前教育普及：區域還有差別
在美國的華盛頓的貧民窟有一所特納小學，貧困家庭的孩子可以免費在這裡上幼稚園，並獲得餐補，這裡的孩子顯然要比其他公立學校的學生要幸運的多。
2017年，大約有9/10的4歲兒童，3/10的3歲兒童入讀這所由國家資助的幼稚園。
上“私立學校”接受良好的學前教育有助於孩子做好上學的準備，並在標準化的考試中取得較好的成績，但這對於出身於貧困家庭的孩子而言，顯得不切實際。
2017年，華盛頓政府在這個項目上人均花費大約17000美元，遠遠超過美國各州，而在2017年，美國學前教育平均支出僅5000美元左右。
03
學前教育在“英國”：距離職業女性解放還有一段距離
早期兒童教育與護理漸漸吸引了許多發達國家的興趣。越來越多的是，“重心”從“家庭”轉向“教育組織”，專家稱之為“Defamilisation”（去家庭化）。在“經合組織“的國家中，三至五歲兒童的平均入學率從2005年的75％上升到2016年的85％，總體水準上升了10%。
其中原因，一方面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職場，家庭收入提高，這不僅提高了國家的GDP，同時也為國家節省了用於支持家庭的資金投入。
例如幾年前英國每周提供15小時的免費托兒服務，如果父母都工作則每周提供30小時的免費托兒服務，所有3、4歲孩子的父母都可以申請，無論孩子的家庭背景如何。
但相關的研究機構表示，這可能對女性的影響不大，因為每周30個小時的免費服務，很難讓一個女性投入到全職工作中去。
凱特格林納威托兒所位於倫敦北部伊斯靈頓的當地政府管理，這裡的孩子快樂而充滿自信，平時的開放時間為上午8點至下午6點，包括節假日，因此它為工作家庭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除了服務三、四歲的孩子之外，還有為六個月到三歲的孩子提供補貼，費用從每周125英鎊到300英鎊不等，因為費用的多少取決於其父母的收入”。負責人菲奧娜·戈弗雷（Fiona Godfrey）這樣講道。優質的私人幼教服務價格昂貴，而且補貼少。
04
法國補貼高，德國學位短缺
在法國，到處都有政府補貼的托兒所，其實早在二十年前，法國政府就開始進入低生育階段，政府一直鼓勵青年家庭多多生育子女。然而現在有許多帶著2歲以上孩子的法國媽媽，一直羨慕歐洲其他國家的女性在生完孩子後，可以投入到全職工作中。
就在最近德國為幼兒提供的托兒所數量增加了許多，但相關的政策法規並不健全。在柏林迅速崛起的Prenzlauer Berg區，一個孩子數量嚴重超額的兒童日托中心Kita的負責人Sabine Bermann解釋說，“父母對任何一歲以上的孩子都有撫養義務與權利。在柏林，父母只需要支付孩子的餐費；而其他的一些州的收費標準從適當到高昂，不一而足。但讓每個孩子都接受良好的免費學前教育的承諾是不現實的，因為好的日托中心需要等待很長的時間。
05
學前教育做的最好的還要數“丹麥”
“丹麥和其他北歐人早在3、40年前就對幼兒機構進行了辯論，並決定普及幼兒教育。”奧爾胡斯大學教授教育學的Charlotte Ringsmose說道。
3至6歲兒童的學前中心和幼稚園的入學率約為98％。丹麥的幼兒保育中心專注於“遊戲”，而不是糾結於費用的多少。孩子們在6歲開始上學之前不會學習閱讀，但隨後會趕上。
丹麥人不會到處尋找托兒所或幼稚園，因為離他們最近的公立幼稚園都十分不錯。來自底層家庭的孩子也能免費入園並獲得補貼，即使是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也會獲得不少額外的補貼。
也就是說，在教育公平面前，沒有高低貴賤，一律一視同仁，只要孩子入學就有補助，國家就給錢，這在我國目前的教育體制之下，或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也許並非巧合，但丹麥普遍的兒童保育條款具有更多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而這個想法也是為了確保所有的孩子，無論他們的背景如何，都可以盡早地沉浸在國家的語言、文化和價值觀中，以塑造他們的生活。
去年，右翼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要求移民生活在指定的貧困社區，他們稱之為“貧民窟”，即使是那裡的兒童，從1歲開始也要每周至少被兒童看護管理機構免費照看25小時。
神經病學和兒童心理學的最新研究表明，從出生到5歲，大腦處於最可塑性的時期，是兒童發育過程中最重要的時期，在此期間的乾預措施可能比後期乾預措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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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爸爸or富爸爸，不讓孩子輸在“學前教育”
來自富裕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孩子們在幼兒時間擁有巨大的優勢，因為他們已經在家裡獲得了很多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非正式學習。
反觀來自一般家庭的，或者貧困家庭的孩子，如果政府設立的早教機構把早教做得好，可以幫助這些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更好地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
芝加哥大學的詹姆士·赫克曼（James Heckman）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政府對機構護理早期兒童的投資會為個人和整個社會帶來回報。他計算出高品質的5歲以下教育的投資回報率在7％到13％之間。
有證據表明，他引用了幾項關於貧困家庭兒童的長期研究，這些研究始於幾十年前，密歇根州的佩裡學前教育項目和北卡羅來納州的Abecedarian項目，這表明為這些兒童提供額外支持，不僅可以對學業大有幫助，還可以在社會和經濟領域獲得更好的成果：良好的體魄，擺脫貧困，減少犯罪。
07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作為後續行動，Heckman先生及其同事評估了大量其他美國早期兒童教育計劃。
其中包括Head Start，這是一項長期的聯邦學前教育計劃，旨在讓貧困的孩子為上學做好準備，這一點受到其他學者的批評，因為它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似乎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消失。
但赫克曼先生的團隊估計，參與該計劃確實以其他方式幫助了孩子，培養了孩子在以後的生活中變得重要的社交和情感質素。
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Isabel Sawhill和Quentin Karpilow研究了一個代表性的美國兒童群體，追蹤他們從早年到學校及其他地方的進步。
他們也發現，針對性很強的“乾預措施”，例如，為父母提供建議和為需要幫助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持，這樣大大提高了“弱勢兒童”長大後成為“中產階級”的機會。
早期教育是至關重要的階段，通過從幼兒期到成年早期多次乾預，取得了會最好的結果。由此帶來的後輩生活收入的提高大約是計劃成本的10倍。
文中部分翻譯自經濟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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