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民族在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會逐漸形成一種鎖固定下來的思維模式和文化特色，而民族性格正是表現在這種民族文化特色上的心理狀態。
世界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呈多樣性的
迪克特在他的《菊與刀》一書中這樣描述過：“日本人生性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這無疑是對大和民族最為精準的定位，甚至影響了美國在二戰中及二戰後對日戰略方針的制定；而馬漢也在其著作《海權論》中，對英、法、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的民族性格進行了對比研究，對美國在製海權上取得卓越成就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這都表明對民族性格的研究是有重要價值的。我們可以不用向人類學家一樣，做一些深入複雜的分析，但也要從歷史等多角度對民族性格的形成有一些大體上的了解，這也有助於開拓我們看待人類社會問題的視野。
迪克特的《菊與刀》——對大和民族精妙而準確的分析
那麽，你是否曾思考過我們民族的民族性格是什麽？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再進一步思考，我們所熟知的中庸思想真的是貫徹古今的嗎？以德報怨真的一直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嗎？我想，通過翻閱史籍，我們能慢慢得到我們想要的答案。在接下來，我們正式從相關話題轉入正題：我們民族性格中對於異族的態度是如何在五千年發展史上演變的？
我們通常會認為有這樣兩個時期的中國人：隋唐之前的有血性的中國人與隋唐之後較為軟弱的中國人。但為了不會顯得過於膚淺，我更喜歡這樣劃分：先秦至秦末，兩漢至隋唐，宋朝轉折期，宋亡以後。以這種時期順序再去看民族性格文化的演變，就顯得尤為清晰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秦國不僅是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主義國家，它更是一個處於巔峰的古典軍國主義國家。軍國主義在經歷抗戰的中國人心中並不是個美妙的詞，但事實上，當秦國變革後形成的20級軍功爵位授田制度和老秦人百年形成的彪悍風氣結合在一起後，一台可怕的戰爭機器在公元前200多年的中國大地上就此宣告問世。秦始皇駕馭著這台戰車橫衝直撞，吞六國，逐匈奴，定南蠻。從好戰的秦軍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先人似乎並不是那麽一味追求和平。
在先秦時代，一句“安可披發左衽”引發了中原諸國對異族的清洗，嚴允、犬戎這些曾活躍過一段時期的民族，最終，要麽主動融入華夏族，要麽被華夏族所消滅。而秦國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在那個民族大復仇理論空前盛行的時代，在那個連孔子都說出“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的時代，“十世之仇猶可複”是主流思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主流認知，華夷大防是主流意識，甚至連《詩經》中，都流露著若隱若現的大華夏主義觀念。所以，先秦至秦末的這段時期，我們的先人不僅有著令人肅然起敬的禮法觀念，也恪守著“尊王攘夷”的民族主義理論，他們奉行著自上古聖王流傳下來的“內王外霸”的民族戰略，用銅與血鑄造了中華民族的脊梁，因此這段時期，堪稱中國史上民族對外態度最為強硬的一段時期。
秦軍軍陣
而所謂漢承秦製，漢人也同樣繼承了老秦人的血性，但漢唐期間，我們的先人卻再也不及秦人般放縱揮發著深存於根骨中的狼性，這大體上可以歸咎於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軍功爵位授田制度的崩潰。漢家歷代天子為了消除軍功貴族的威脅，有意地將曾經隻以軍功為評判標準嚴格執行的制度改造成了隨意進爵甚至公開賣爵的爛大街的白菜，晁錯的納粟賜爵更是將軍功授田制度埋入了墳墓，而以往能在戰爭中獲得許多利益的百姓，在漢朝後便逐漸失去了對戰爭的積極性。
其二，儒文化成為正統。劉徹一朝確立了獨尊儒術後，得勢的儒家立刻對往日的敵人——墨、法、黃老等學說，進行了殘酷的打擊。今日的我們在認可儒家文化對中華文化發展作出莫大貢獻的同時，也不能否認它確實對我們民族對外性格的演變起到了不利的影響。它摒棄了春秋以來孔夫子思想中的激進的一面，而選擇了一味的用文化教化，這固然帶來了許多成功的例子，但從儒家反對武力征服的那一刻起，他們理想的文化教化，也就成為了美麗的空中樓閣，也使得我們民族承受了數不勝數的苦難。
其三，朝貢體系的完善。儘管朝貢體系在宋明時期逐漸僵化，但僅以這點就認為漢人在朝貢制度上並沒有獲得絲毫利益而只是一味送出利益的人，無疑是膚淺的。朝貢體系最大的作用在於我們的天朝上國具備干涉藩屬國一切內政外交的權利，比起西方赤裸裸的侵略剝奪主權，東方古國用其獨特的智慧，確立了對亞洲大部分地區的權威統治。因此，我們逐漸停用武力征服而選擇了一條相對溫和的具有東方特色的征服方式，這也使得我們對待外族少了一些狼性，多了一些包容，儘管這種包容更多的是養熟了一群白眼狼，但天朝上國的寬廣胸懷已經不允許冠帶之民對四方夷狄進行無差別地毀滅打擊，這是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也是所有發達文明所要經歷的重大考驗。
朝貢體系的精妙之處——這就是為何我們從古至今稱為中國
除了上述主因，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響，自漢以後，我們走向一條更溫和的處理與異族關係的道路，直至宋朝，我們民族的狼性已然消失，我們的血性也出現了國強則強、國弱則衰的趨勢，“崖山之後無漢人”所體現的不僅是漢人文明傳承危亡的悲哀，更是漢人民族性格由強轉弱的悲哀。故雖有明一朝，“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使得已變得軟弱的民族性格出現了短暫的恢復，然而清軍入關卻又給漢人帶來了沉重一擊，我們被異族的屠刀嚇住了，我們被馴服出了奴性，而更悲哀的在於，當我們步入了近代，我們迎來的又是西方揮起的敲斷漢人脊梁的最後一記重錘。
明朝？或許只是因為明朝是古代漢人最後的一抹輝煌
慶幸的是，我們的民族始終銘記著祖宗留給我們的這樣一種精神：趴下了，再努力爬起來；跪下了，再努力站起來。這是一種是罕見的彌足珍貴的精神，它使我們的民族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冤罪殺機後，又用自己的血肉重鑄起了一根紅色的脊粱，並在其往後的七十年中，將我們根骨中的血性一點點燃放出來。當今的中華民族，打磨了先秦時期的狼性，傳承了漢唐時期的血性，消除了清至近代以來的奴性，重塑出了一種愛好和平但不乞求和平，厭惡戰爭卻不害怕戰爭的民族性格，並基於此，逐步呈現出一種潛意識中就認為中華民族應在任何領域都取得第一的無比自信的大國民族心態，我想，這大概就是華夏先祖留給他五千年後子孫的最為珍貴的精神財富了吧。
開國大典——立起新的民族脊梁
以上所述僅是一些淺嘗輒止的討論，歷史沒有如果，民族性格塑造的過程也充滿了偶然性，一件小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改變一個民族的未來，所以，我們無法準確預測我們民族日後究竟會發展到什麽程度。但我們惟願每一名身體中流淌著中華民族血液的兒女們，不管未來這個民族會經歷怎樣的風風雨雨，只要堅守根植於我們內心的民族精神財富，那麽我們就能相信，我們民族的未來就一定不會太差！
作者：青衫殘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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