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郭永秉：《我的大學》

我的大學

——專訪複旦大學郭永秉老師

本文為複旦通識教育中心對複旦大學郭永秉教授的訪談。原載公眾號“複旦通識教育”，感謝授權雅理讀書轉載。如您閱讀後有所收獲，歡迎關注並分享“雅理讀書”（yalipub）

郭永秉：

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出土文獻和古文字研究。現在複旦大學通識核心課程第一模塊開設“《爾雅》與中國古典語文”課程（“《說文解字》與漢字源流”即將開設，與鄔可晶老師合上）。

通識教育中心對話郭永秉

您在複旦大學度過本科四年，後來又在複旦繼續攻讀碩士研究生和博士，請問您為何會選擇走學術路線，有沒有對您影響比較大的老師、課程或者其他人和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郭永秉：

我的經歷比較特殊，我是98級文科基地班學生，文基班當時招生局限在上海市重點高中，專門培養文史哲基礎學科的教研人才，層層考試選拔後，選了34個學生，5個男生，29個女生。我們班的導師是傅傑老師，輔導員是中文系的吳兆路老師和孫潔老師。就我個人來講，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傅老師。

找找合照裡面大家認識的老師吧~

有一次在鹿鳴書店，我和傅老師說我想學古漢語，有什麽專業的書可以看，傅老師就給我推薦了兩本書，一本是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一本是李學勤先生的《古文字學初階》。他沒有特別給我選古漢語方面的書，他的用意很清楚，希望我打好文字的基礎，了解學術研究的前沿是什麽。古文字學當時已經發展得很快，郭店簡已經發現，這是一個學術增長點。傅老師的把握非常準確，他認為在這一方面應該好好去學，也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預流”，你要知道這個最新的學問是什麽。李先生的《古文字學初階》，雖然是80年代所寫，但是他的書是高屋建瓴式的，對一般入門階段的學生來說，如果想要了解古文字學有哪些東西，研究的課題是什麽，那麽這是當時最好的一本書。當我讀完這兩本書後，自己的興趣馬上就有了一個具體的方向，就好像有了人生規劃。後來我就和傅老越來越熟，我記得我們常常在鹿鳴書店碰到。有一次，他說以後留校教書不是一個很能賺錢的工作，但他希望我可以堅定自己喜歡的方向，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如果認定這個方向，就一直走下去，不要有任何反悔，也不要因為世俗利益方面的東西而放棄曾經堅持的東西。

在他的鼓勵下，我就越來越堅定自己的初心，在本科的時候，讀了很多古漢語方面的書，也是打基礎的過程。我在本科的時候基本上天天都在看古書，哪怕去上政治課，包裡面也都會帶一本古書，比如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我當時大概花了大半年的時間，通讀了一遍，而且很認真地做了筆記。

這裡想分享裘先生曾經表達的一個觀點：對一個大學而言，圖書可能比師資來得更重要。假如學校在某一領域沒有很好的師資，沒有很好的教研人員，但有好的圖書資源，那麽學習能力強的學生還是能夠通過自己大量的閱讀來獲得進步和成長。所以也想和那些喜歡讀書研究的學生講，如果在你所感興趣的領域沒有很滿意的師資，可以去複旦圖書館找找看有沒有更好的書本資源。

您在研究生和博士階段，朱維錚老師是您的導師，後來又做裘錫圭先生的助手。像朱維錚先生、裘錫圭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家，您覺得他們對您的影響主要在哪些方面？

郭永秉：

首先，我是在博士階段遇到朱先生，做歷史方面的研究，我的博士論文也是關於歷史方面的（當然，也用了出土的材料），朱先生的視野很寬廣，不會局限在某一個領域，所以當時我選博士論文題目時，雖然不是他很熟悉的方向，但也給了很好的指導意見。我本來想做一批材料的研究，後來他說你索性就把它擴大，把所有相關資料全部整理之後做一個研究。所以我就把整個楚地出土文獻裡面涉及到帝王系統的材料整理了一下，以及傳世的文獻，與前人的研究比對，效果比原先設想的就好多了。而且他一直強調，學術研究要注意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也就是要以事實為基礎，論和史相結合。

朱維錚先生

其次是裘先生，裘先生對我的影響更大。我在讀博的後期，與裘先生有比較密切的往來，所以寫博士論文時，裘先生給了我很多指導。關於我的論文，裘先生和我有過一次長談，指出我所寫的文章中的問題所在，讓我知道在學術上，既要看出別人文章的不足，也要看到自己文章的不足。人做學問不能騙別人，更不能騙自己，而且後者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說對人、對己要一視同仁。其實這個是很難做到的，但這應該是每個做學術研究的人不斷追求的境界。大家覺得裘先生的文章都很嚴謹、很扎實，就是這個道理，因為他的文章要反覆修改。並且裘先生在學術上是一個非常民主的人，大家都可以給他提意見，這對我以後寫文章起到了很重要的影響，我也會時時刻刻記住老先生的教誨和他以身作則的表率。

裘錫圭先生

文科基地班的教育可以看作是一種通識培養，請問您回顧本科教育，覺得有什麽得失？您對於通識教育有什麽看法呢？

郭永秉：

我們當時的文基班是最早通識教育的一個嘗試，我覺得文基班對我個人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因為接觸到的都是複旦文史哲最好、最頂尖的學者，而且上課的都是成名學者，各個方面的基礎性課程也開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傅老師還請到他的導師王元化先生來講座，所以文科基地班對於擴展學生的視野是非常有幫助的。

當然凡事都有兩面性，好處是各方面都知道得很多，像古希臘哲學、中世紀經院哲學，我們都了解過一些，但大多都蜻蜓點水，如果沒有很深入地閱讀原始材料的話，上完課可能就忘了。就像當時我們馬恩著作也都選讀過，選的時候還是認認真真讀的，但是課後沒有精力把其他相關的文獻去讀一讀，恐怕時間上也不允許——因為如果個人的興趣集中以後，也不可能花很多時間在其他方面。所以通識課可以幫助打開視野，但是很多東西不能夠學得很深入。

不過這還是要看個人的，如果學生對所有知識都是這樣一個學習方式，那可能什麽都沒學好。但如果能對其中某一個領域產生濃厚興趣，就會更深入地去學。我在專業方面還是很有興趣的，所以就比較用功學了。當然我們班也有沒有想好的同學。文基班沒有一直辦下去，除了學校方面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為文基班的成才率（也就是符合辦班宗旨的人才培養）並沒有想像中那麽高。文基班的目的是培養文史哲基礎學科教學研究人才的，當時可能一個班上最後去讀了博士可能只有三四個，留在高校和研究部門裡教書做研究工作的實際上就更少了。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感恩學校當時為我們投入了很多培養力度和學術資源。

關於現在的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總體上應該是很值得肯定的。有學生在畢業典禮上說通識課對他幫助很大、影響很大。但從總體的設計上，我覺得我們的課程應該不斷完善、不斷改進、不斷優化，很多老師確實也在嘗試從跳出專業課的體系之外去上通識課，用完全不一樣的語言來給學生講這個課，應該說很多老師都花了很大的功夫，這是值得我個人學習的。

而通識課對學生的各方面能力、素質的培養肯定是有很大作用的，特別是培養學生的思考問題的能力。在每一堂課裡，都要讓有不同程度的問題供學生去思考、去探討，而不是灌輸知識，純粹灌輸知識就變成專業課了，就沒有意義了，這個是比較重要的。我在上通識課時發現，理工科的學生往往善於思考問題，能力很強。所以這也體現了思維的重要性，作為老師應當在這方面著意加強培養和引導。

您現在開設有“《爾雅》和中國古典語文”的課程，以後還會開設“《說文解字》和文字源流”，為什麽會想到講授《爾雅》和《說文解字》兩部書呢？

您覺得上通識課最大的挑戰是什麽呢？

郭永秉：

開這個課還是有一些挑戰的。因為當時第一模塊經部的課程單元裡還沒有和語言文字相關的課，在鄒振環和朱剛兩位老師的建議下，我就想把“《爾雅》”這個課開出來，但是也有疑慮和擔心。因為《爾雅》是本很專業的書，它本身是一部解釋經典語詞的書，如果沒有讀過《詩經》《尚書》這些先秦典籍，裡面涉及的詞學生可能完全不知道。而且文字很古老，對當代學生來講，隔得太遠，意義不是很大。後來鄒振環老師建議我從各個角度切入來講，而不是像講專業課那樣，講文字本身，所以最後就用專題的形式來講這門課。

當然有些基礎的內容肯定也要講的：比如說古代語文的一些背景知識。現在的學生，很多用電腦打字，對古代語言文字的發展，不是很了解，所以還是要有一個系統性的梳理，讓他們對中國語言文字有系統的了解，也要有一種錢穆所講的“溫情和敬意”。所以在期末論文題目設計上，比如我會讓他們自己去思考漢字對漢語的適應性是什麽，為什麽它能適應我們的漢語？為什麽歷經幾千年沒有被拋棄？讓他們搜集資料，自己來論證。我覺得有一些學生寫得還是很好的，雖然不是很專業，但是至少都開動腦筋，去查資料了，至少能夠自圓其說，那課程的目的就達到了。

對於非專業的同學來說，學習這些課，對他們來說是有一定難度的，所以上課的時候我們老師要找到一個平衡，或者說用他們能接受的語言來講，讓他們能夠聽得懂，因為大部分上通識課的學生不是語言文字學專業。當然我們複旦的學生生源品質是很好的，學生很聰明，也很有思考能力。我希望後面如果再開《說文解字》課的話，不僅是講文字本身，其中可以增加文化、歷史、社會方面的東西，我想應該會更加有意思的，能調動起學生興趣和積極性。

您對通識課程的學生會有一些什麽樣的要求？

郭永秉：

首先，相比於專業學生，對上通識課的學生的要求肯定不一樣。對通識課的學生來講，希望他們平時要有這種意識：用漢語漢字的時候，要認真對待，因為這是歷經幾千年傳承的文明的一部分，對待它要有一種溫情、一種敬意。以前上專業課時，發現中文系的學生交上來的作文往往有很多錯別字、很多語法錯誤，我覺得我們的學生的語文能力下降得很快，所以說這個課也是要讓選課的同學在這方面有所重視，這是對通識課學生的一個期望。

再者，希望他們上課時能夠開動腦筋，下了課也要努力去閱讀文獻。我們學生在這一方面恐怕做得不夠。在國外，老師每一周會布置大量的閱讀，負擔非常重，每周要上課、要討論等等。但是我們這裡實際上對學生沒有一個很硬性的閱讀要求，即使有這樣的要求，真正落實的學生還是很少的。我覺得我們同學在這方面還是要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一點，多閱讀。

最後，我覺得我們的同學應該要有提問題的能力，要有質疑、批判的能力。從前中文系戴耀晶老師在我的一次作業上面批過幾個字：治學要善信，也要善疑。就是說，大學的教育不是要讓人接受一個既有的、已經形成的結論——否則的話，學術是沒有進步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大學就沒有意義。在一個學術圈，當然要有權威，但是不能迷信權威。我們的學生有時候太乖了，其實我們也是這樣過來的，很聽話，不太敢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和想法。我還是想鼓勵我們的大學生，特別新進來的這些新生，要敢於質疑、敢於提問。

對於2018年新生，您對他們有什麽寄語呢？對於他們，您有什麽關於學習和校園生活的建議？

郭永秉：

首先，在學業上，作為學生最主要的是踏實，該讀的書，基礎性的這些東西是必需的，例如學歷史不讀《史記》，學古代漢語不讀《詩經》《尚書》《左傳》，那是絕對無法想像的。一方面要沉得住氣，坐得下來，把書讀好、讀通；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要敢於提問、敢於思考問題。我想大部分老師，應該是希望學生來跟他討論問題，但是我們學生不太敢，學生和老師的距離越來越遠，老師對學生也不太認識，學生對老師也有一點陌生感，不像以前師生之間感情很好，有的甚至像家人一樣。我讀本科的時候，和傅老師他們都很熟悉，平時接觸交流很多，反而我覺得現在的大學生好像跟我們的接觸就不是那麽多。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同學在學術方面還是要跟老師有比較密切的互動、溝通。

關於校園生活，我在複旦校園待了20年，相比於其他學校，我覺得整個學校的環境氛圍是比較好的。沒有把人作為一個學校去爭取資源的工具，或者是為學校發表文章的一個工具，這個當然是從老師角度說。對學生來說，複旦校園應該說對他們的成長是比較有利的一個環境。中文系的老師對學生都非常好，甚至我覺得是寵愛學生的，就是把自己的大學生當成寶來對待的。所以大學生在學校裡面可以說地位還是很高的，很多資源，包括教師配備等方面都偏向於大學生。

最後，我想說新生進入大學以後，和讀高中的時候肯定是完全不一樣的，進了大學以後，希望他們能培養好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遵紀守法，然後好好享受大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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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郭永秉：《我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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