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天，我去了一趟豆瓣書店五道口店，彼時我正在為關於菲茨傑拉德的論文發愁，希望到這家書店，買一些可供參考的舊書。於是我買到一本魏樂德·索普（W.Thorp）的《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它是一本概論性著作，介紹了二十世紀前六十年美國文學的情況，其中在第四章“小說中的社會地位和等級（1920—1950）”中提到了菲茨傑拉德與《了不起的蓋茨比》。
索普說：“ F·司考特·菲茨傑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無疑是被人誤解的一個。他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歷史家’，確是低估了他這個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了解美國富有階層的小說家。了解美國富有階級是他的專長，而他為了施展這種專長所受的訓練，最後使他的個人生活陷於崩潰。”而後，他評論《了不起的蓋茨比》道：“作為一個年青人，菲茨傑拉德懂得富人有些什麽（因為這也是他想得到的）：金錢可以買到的一切——物品、宴會和荒唐。傑伊·蓋茨比想鑽進去的也正是這個閃閃發光的、幻想中的世界。”索普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討論到此為止，在第四章洋洋灑灑的文字中，關於菲茨傑拉德的篇幅只有半頁紙，索普重點談論的是德萊塞、劉易斯、法雷爾、帕索斯等作家，即便在關於迷惘一代的章節中，他的著墨點也集中於海明威、沃爾夫、福克納、帕索斯，而非菲茨傑拉德。
《二十世紀美國文學》
《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問世於1960年1月，索普的看法是當時美國文壇的一種權威意見，儘管五十年代美國掀起過菲茨傑拉德熱，但在六十年代初，菲茨傑拉德依然被低估，遠沒有今天的威望。社會上關於《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討論，也局限於對愛情、金錢、小說影射的爵士樂時代和作者本人的討論。
《了不起的蓋茨比》是菲茨傑拉德最重要的一部小說，如果沒有它，菲茨傑拉德不會有今天的文學史地位。在二十年代，儘管銷量慘淡，《了不起的蓋茨比》在發表後依然得到了主流評論界的讚賞。海明威、T·S·艾略特、卡貝爾、高爾斯華綏等人都在褒獎者的行列。艾略特就說：“事實上，在我看來，它是美國小說自亨利·詹姆士以來邁出的第一步。”
艾略特對這部小說大加讚揚，事後證明，他的眼光是正確的。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阿瑟·米茲勒 （Arthur Mizner） 和小詹姆士·E·米勒 (James E·Miller) 為代表的批評家重提《了不起的蓋茨比》。阿瑟·米茲勒在他關於菲茨傑拉德的傳記中說: “他（菲茨傑拉德）總是寫他自己和他周圍熟悉的人和事物 ,因此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是不可分的。”小詹姆士·E·米勒認為：“《了不起的蓋茨比》中非個人化的視覺呈現 ,不僅是菲茨傑拉德驕人的成功 ,更是美國小說的里程碑。”這樣的評價在今天看來平平無奇，在當時卻是驚人的。批評家塞因（Charles E. Shain）也是菲茨傑拉德的擁躉，在1959年出版的《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Seven Modern American Novelists）中，他專門列出一章來評價菲茨傑拉德，認為“他（菲茨傑拉德）自己對羅曼蒂克的精神深深感到一種迫切的需求——有個英國人稱之為美國人‘對神話的渴望’──他明了現代人需要‘用一個龐大規模的現今來創造一個順理成章的過去’。”
菲茨傑拉德
此外，1958 至 1968 年這十年 ,還有每年專門的《菲茨傑拉德特刊》出版。時隔三十年，伴隨著冷戰陰雲、戰爭的挫折、垮掉的一代崛起、熱烈的五月風暴以及新一輪對美國社會的擔憂，《了不起的蓋茨比》成為當時的熱門讀物，菲茨傑拉德這位邊緣作家再度回歸潮水中央，他的小說被重新評判，地位水漲船高，到如今，菲茨傑拉德已經是美國當之無愧的經典作家，《了不起的蓋茨比》成為美國文學必讀小說之一。
《了不起的蓋茨比》在美國成為經典，但受製於“極左”的政治氛圍和階級鬥爭，解放後近三十年，國內都沒有一本關於《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漢語譯注。五十年代初，巫寧坤無意中將他從美國帶回中國的英文版《了不起的蓋茨比》借給個別學生，還因此背上“腐朽新中國青年”的罵名。1979年，學者黃紹湘編著的《美國通史簡編》批判《了不起的蓋茨比》是“把這個秘密酒販投機商吹捧成英雄人物，加以頌揚”的宣揚資本家腐朽的小說，而菲茨傑拉德本人被評定為“20年代壟斷資本禦用的文藝作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化美國‘繁榮’時期大資本家罪惡勾當的吹鼓手”。《了不起的蓋茨比》長期被視作“資產階級大毒草”，很少學者敢去接觸它，更談不上為它“擊鼓鳴冤”，所以學者董衡巽後來感慨道：“唯獨在美國極負盛名的菲茨傑拉德，我國介紹得最遲，評論文章也不多見。”
《大亨小傳》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誤解才逐漸澄清，此書的中文譯本終於多了起來。《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第一個中文譯本是1974年在香港由美國學者喬志高譯注的《大亨小傳》。1982年，周敦仁注釋《了不起的蓋茨比》，那個版本的譯名是《燈綠夢渺》，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1983年，巫寧坤翻譯《菲茨傑拉德小說選》，收入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同年，范嶽譯的《大人物蓋茨比》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後，姚乃強、劉峰等人的譯本也先後問世，小說的譯名逐漸統一為《了不起的蓋茨比》。
在喬志高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時，他注意到小說對美國社會危機的映射，認為小說表面上是愛情故事，實則是一場幻滅的美國夢。《大亨小傳》簡介就寫道：“一個來自明尼蘇達州的窮小子（蓋茨比），一心追求紙醉金迷的‘美國之夢’，到頭來卻陷入悲劇而不可自拔，遭到上流社會的冷落排擠。”從此，分析小說與美國夢的關聯成為國內《了不起的蓋茨比》研究的主要方向，各種角度層出不窮。而最早切入此角度的文章可追溯到1985年，李習儉在《外國文學研究》發表文章《“美國夢”的幻滅——評菲茲傑拉德的》,指出蓋茨比的悲劇是美國社會青年對美國夢求而不得的一個縮影。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學者陳媛媛、陳鼎斌認為：蓋茨比的夢想和理想的美國夢存在區別，蓋茨比的夢想並非真正的美國夢，而是變質了的美國夢。
2018年出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
台灣作家張大春對蓋茨比與美國夢的探討別具一格。他在《重讀喬志高譯》裡援引阿諾德（Mathew Arnold）的名言——“怎樣的生活，這問題本身就是個道德觀念。”認為菲茨傑拉德有一種愛上悲劇的衝動，“費茲傑羅決計不會忘掉自己的悲劇——設若沒有這種‘愛上自己的悲劇’的偏執，費茲傑羅可能永遠不能進入美國夢的核心，並揭露這個夢在‘道德問題’上既華麗、又荒蕪，既熱切、又枯槁的底蘊。”[費茲傑羅即菲茨傑拉德，下文同。]而《了不起的蓋茨比》就是作家本人直抵美國夢核心的嘗試，蓋茨比是一戰後崛起的新版美國夢的載體，是伴隨工業奇跡、城市新興階級崛起、社會新思潮而產生的新式青年代表，張大春認為：這個形象之所以偉大，在於“這個兼具流氓與英雄氣質的主人翁短暫的一生都緊緊擁抱著一個追求上進的童騃之夢，而當這個夢一旦落實在生活裡面，竟轉而寄托於另一個夢境（一份純屬自我投射的愛情嚮往）為了維護所愛（儘管不值）而身家盡失，卻也在所不惜。換言之：對於夢想的熱切追逐（即便那是傖俗無比的名利權勢或虛幻無比的愛忿情癡）並無道德上的瑕疵，真正為阿諾德式的道德命題——‘怎樣生活？’”
改革開放後，《了不起的蓋茨比》翻譯熱掀起了國內菲茨傑拉德研究的熱潮，學術界對他的看法從“爵士樂時代的編年史家”、“美國夢的批判者”拓寬到更多維度。其中，董衡巽、朱虹、施鹹榮、李文俊等人於1978年編撰的《美國文學簡史》是開山之作，他簡要地介紹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在書中，董衡巽認為：《了不起的蓋茨比》“不論在思想還是藝術方面都是菲茨傑拉德最優秀的作品”。林以亮同意董衡巽的看法，並認為“《偉大的蓋茨比》之被談論、被讚美、次數之頻不遜於二十世紀任何一本美國小說”。從此，關於《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研究走出階級鬥爭文學觀，國內學界對這部小說的看法逐漸與世界接軌。
仿佛野草被火苗點燃了，學者研究這部小說的熱情高漲了起來。僅僅1980年代，就有《美國現代小說家論》《美國文學選讀》《論菲茨傑拉德的小說創作》《菲茨傑拉德的小說藝術》等著作或論文談論《了不起的蓋茨比》，作者們不約而同地對這部小說給出很高評價。從1979到1989，短短十年，國內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看法實現逆轉。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劇照
九十年代後，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研究有增無減，據統計，從1990年到2000年有近60篇關於《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論文，它們分別從美國夢、浪漫主義、社會變革、宗教思想、階層鬥爭、消費文化、象徵隱喻、創作技巧等角度談論《了不起的蓋茨比》。以吳建國於2002年出版的《菲茨傑拉德研究》為標誌，《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國內研究真正進入成熟。
這是一部比較全面的作品，收錄了作者過去20年的研究成果，對《了不起的蓋茨比》也有較深涉及。這本書共八章，涉及菲茨傑拉德的方方面面，其中第四章解讀菲茨傑拉德五大小說裡，從社會反映、作者思想、小說技巧、文本隱喻等角度闡釋了《了不起的蓋茨比》，是吳建國對《了不起的蓋茨比》觀點的一個總概括。吳建國注意到康拉德對菲茨傑拉德的影響，以及小說獨到的敘事手法和尼克這個人物所起的作用，遺憾的是，《菲茨傑拉德研究》未能從宗教、種族、女性主義、浪漫主義傳統等角度深挖《了不起的蓋茨比》，也沒有結合對小說的負面批評，細究批評的分歧“來源何處”，在深度上還有所欠缺。
世紀之交，詹姆士·L·W·韋斯特（James·L·W·West）編輯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初稿《特裡馬喬》(Trimalchio)出版，評論界再次掀起研究《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潮流。當時國內《了不起的蓋茨比》研究也頗有進展，除了吳建國的《菲茨傑拉德研究》，在社會文化角度上，1997年，陳法春的《中的汽車隱喻》一文，另辟蹊徑，拓寬了研究小說的思路。1999年，方傑在《國外文學》發表《論的文化神話模式》一文，他認為：“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解讀應該放在美國歷史的大文化語境中進行，蓋茨比的故事不僅僅是爵士時代生活的再現，而且是美利堅民族浪漫主義渴望的表述。”
如果要對小說研究有一個巨集觀的觀感，不妨參考J.布魯科林（Matthew.J.Bruccoli）的《新論》，該書除導論外有五篇論述，第一篇追溯了《了不起的蓋茨比》文本傳播的複興過程；第二篇將這個問題置於漫長的爭取“偉大的美國小說”地位的背景下；第三和四篇分別考察小說中愛與金錢、秩序與幻想的主題；最後一篇討論了小說的獨特風格。
英文原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
新千年後，值得一提的還有《卡羅威的“蓋茨比”》這篇論文。作者程巍從《了不起的蓋茨比》初稿到成稿的創作過程說起，判斷女作家薇拉·凱切（Willa Cather）筆下的人物瑪麗安·弗裡斯特（源自《一個迷途的女人》（A Lost Lady））影響了黛西的塑造，同時他援引布魯姆的話，認為“蓋茨比的深處住著一個濟慈”，文章深入分析了《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浪漫主義色彩和階層裂痕，指出在尼克的敘述中始終存在一個消極的幽靈。濟慈將“消極能力”定義為“一種能處在不確定、神秘、疑問的狀態的能力”，尼克就是這種消極能力的承受者，而這也是他欣賞蓋茨比的重要原因，因為蓋茨比有一種“我此前未曾在他人身上發現過而且大概今後也不可能發現的明確的一致性：他的每一步都走在通向‘那盞綠燈’的漫長路線上。”
受製於傳統研究思維，過去很多學者梳理《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研究文本，往往局限於專著和論文，其實在互聯網中，許多書評、散文也不乏關於《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獨到見解，除了上文提及的《重讀喬志高譯》，作家沈誕琦寫的非虛構文章《毀掉菲茲傑拉德的女人》，從一個作者與作品互聯的角度，挖掘出《了不起的蓋茨比》裡對菲茨傑拉德及其生活的隱喻。那個來自美國南部、迷得蓋茨比神魂顛倒的黛西，兼具了澤爾達與姞內瓦·金(Ginevra King)的影子，沈誕琦認為，這當中傑內瓦的顏色還更濃一些（這兩位女性在菲茨傑拉德生命中分量很重，澤爾達是菲茨傑拉德的妻子，傑內瓦是菲茨傑拉德的初戀。）。在閱讀了大量普林斯頓大學及周邊圖書館的原始資料後，她寫道：“（菲茨傑拉德）他開始寫短篇故事，第一篇就叫‘完美的一小時’，寄給姞內瓦逗她開心。一個月後姞內瓦回復了一個自己的故事，也叫‘完美的一小時’，講嫁入豪門卻婚姻不幸的女主角幾年後重見舊情人。女主角的名字叫姞內瓦·金，舊情人的名字叫斯科特·菲茲傑拉德。即使在熱戀中，她都警醒地知道，他配不上她。他恐怕也知道，於是出於自嘲寫了很愛姞內瓦的故事。他的一生中多次改寫過這個故事，最後一次是十年後《了不起的蓋茨比》，女主角的名字叫戴西·費伊，舊情人的名字叫傑·蓋茨比。”
澤爾達
而另一位作家梁文道關注的是蓋茨比本身。他在《一千零一夜》的文稿中指出：蓋茨比是美國“Self-made man”的代表。什麽是“Self-made man”，簡單來說就是依靠自我成就的人。“他不是靠繼承得到他的財富，他不是靠他的出身階級背景，靠的是什麽？完全就是一個人，拚命地苦乾，當然還得強調他是老老實實講道德的人，一路一路往上爬，然後終於發財、終於成功了。那麽這種人在美國特別受歡迎，大家很佩服，是美國夢的一個典型的代表。”
如今，《了不起的蓋茨比》已經成為爵士樂時代的不朽記憶。菲茨傑拉德的幸運在於，他把握了一種青年情緒，這種情緒背後是美國的某種精神，它原本只是美國社會轉型的特定產物，是作家對環境（菲茨傑拉德同時了解美國的富人、新女性和底層青年）的本能反應，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美國都市在全球不同地區的複製，這種情緒就不只局限於爵士樂時代的美國，成為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小說的那種蓋茨比的“急切”、尼克的“疏離”，還有綠燈暗淡後的“崩潰感”，成為不同世界青年的共同情緒，不停拍打海岸的激流浪花。菲茨傑拉德不只影響到錢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蓋·特立斯(Gay Talese)等美國作家，也成為村上春樹等深受美國影響的作家實際上的“精神教父”，像《刺殺騎士團長》《燒倉房》這樣的小說，一次次喚醒了蓋茨比的幽靈，更印證了蓋茨比和尼克的處境，在今天依舊不過時。《了不起的蓋茨比》對奮鬥青年全方位的精確描寫，攜紐約模式的全球化複製（第三世界充滿紐約的拙劣模仿品），成為底層青年的深處共鳴。於是在多年以後，“我們奮力前行，逆水行舟”，依然“不斷被浪潮推回往昔”。
責任編輯：臧繼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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