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不到長城非好漢，似乎只看到了它宏偉壯闊的表面。至於為什麽秦始皇要修長城，乃至歷朝歷代不斷延用，則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關於長城勞民傷財的非議，從漢儒道孟薑女再到魯迅，始終綿延不絕。魯迅就認為長城“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嘗擋得住”，不過他其實是將長城視為根深蒂固的舊傳統加以詛咒。
應該指出，作為世界中古七大奇跡之一的長城，不同於其余的羅馬大鬥獸場、利比亞亞歷山大地下陵墓等等，並非完全作為炫耀和享樂的對象，它不僅在捍衛國家疆域方面起到作用，更對於華夏文明的繁榮功不可沒。
長城改變了內外比較優勢
首先，長城從根本上削弱了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本來具有的戰略戰術上的機動優勢。秦修建長城為後代確立了“因地形，用險製塞”的基本原則，總是於兩山峽谷處或河流轉折處修建關城隘口。即便在無險可依的平川，也修在往來必經之地。
這節約了人力和建築材料，卻起到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效果。修建於高山之巔的長城往往還不只一道牆，通常有兩道甚至幾道。在長城西段地勢較為平坦的河套地區，以及北京北面軍事地位極為重要的居庸關、山海關、雁門關一帶，最多處甚至有十多重城牆。
城牆只能徒手攀越，即使無人防守，也很難通過。遊牧民族的馬匹因此就由軍事行動的利器變成了其負擔。遊牧民族侵入中原的難度加大了，不但遲滯了其入侵的速度，而且，即便侵入後，這個障礙也會橫在其歸途上。遊牧民族可以集中優勢兵力，突破或越過某一或幾處關隘，但劫掠了財富後，如何再次安全越過長城，撤回大漠草原？而且掠奪財富越多，撤回就越不易。可以血戰後撤回，或者是減少掠奪，甚或放棄部分已劫掠物資以便加快北撤，但無論如何，這都會改變遊牧民族南侵中原的成本收益公式！長城的存在本身自然弱化了遊牧民族南侵中原的利益驅動。兩大文明競爭的基本格局也因此有所改變。
長城強化了國防實力
長城不僅弱化了對手的軍事能力，更是提升和強化了中原的軍事實力。長城總是選定修建於有險可守有利於防守的地段。進攻者要遠征，還必須在一個對其相對不利的地帶進攻，這會增加其後勤保障的難度和進攻的風險。守軍則可以以逸待勞，居高臨下，大大降低了人力和物資消耗；通常也能獲得安全穩定的後勤保障。
長城不只是一道牆，更是一個立體的防禦體系。除了關隘、堡寨、墩台外，在重點守備地區，長城高牆向四方山嶺逶迤延展，如蛛網四通八達，點、線、面配套。有預警區、前沿哨所，城牆內有軍營、哨營、兵站、倉庫。無論在前方，還是後方並繼續伸向內地，都配套建立了烽燧（烽火台）和驛傳。這不僅強化了長城守軍的防禦，也使得整個中原王朝可以在各地靈活有效地調配軍力。
與長城配套但突前於長城修建的烽燧，在這一視角下，其功能相當於冷兵器時代的長程雷達、早期預警系統和快捷的軍用通訊系統。烽燧或建在視野寬廣的山巔或高地上，建在平坦地區的也高達三丈。烽燧上的值班士兵有能力提前發現入侵者的動向，以逸待勞。以光（白天煙，夜間火）的形式，每晝夜接力數千里，可以確保將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傳遞給相鄰各處駐軍，並及時報告各級軍政首長直至中央政府。
在某些地形複雜艱險的地區，長城還是便於兵力物資流通的通道。看到了烽煙報警，駐守長城鄰近各軍營的軍隊，在確保本防區無敵軍進攻的前提下，即便在高山峻嶺間或荒原大漠上，也可以沿著長城頂端的通道（有時寬達數米），快速聚集，增援某地。就此而言，長城以及長城通向後方的大路，如秦直道，在古代中國構成了類似今天的高鐵或空降這樣的快速運兵系統。長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守護邊陲的方式，改守線為守點，僅在重要的關隘、關口、要塞駐守較多軍隊，其余地方僅派兵巡邏。軍力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為了更有效的全國性軍力配置，甚至可以將強大的機動兵團留在後方，作為國家的戰略預備隊。在秦代，作為長城配套設施之一的是從鹹陽向北直達九原郡（今包頭附近）全長700多公里、寬20米以上的秦直道。
秦軍可以實現人馬輜重的快速機動，既可迅速增援受攻擊的長城守軍，也可以以部分援軍從其他關口出關，直接穿插到敵軍後方，實行戰略合圍。
值得強調的是，在實行合圍之際，無論敵方是否越過長城，長城的城牆都可以成為中原軍隊設定的包圍圈一部分，不必四面合圍，只要從兩個方向向裡擠壓被圍的敵軍，就可以大大節省合圍敵軍所必需的軍隊數量。中原軍隊實行遠距離大規模戰略合圍的部署因此相對簡單、快捷和隱秘，可以更有效地隱藏自己的戰略意圖。
作為戰略防禦系統設施的長城因此也可用作戰術和戰役上的進攻。借長城掩護重兵集結，準備和發起突如其來的進攻；長城內的守軍大規模出城突擊時，也不必太多擔心自己後方的安全，被敵方包抄；相反對方若設想切斷中原突擊部隊的後路，事先就會犯嘀咕：萬一中原軍隊回師反擊，會同長城上守軍，很容易將自己“包餃子”。長城還可以為進攻部隊提供安全的輪休，穩定的後勤保障。即便敗退，也可以期待長城守軍的接應，不必擔心敵騎兵前插合圍。一旦撤回長城，依據長城就可以立刻組織反擊。
翻看《史記》，就會發現，衛青、霍去病每次出擊都始於長城一線，休養補充時也會以長城做掩護；飛將軍李廣幾次遠征的出發地，無論雁門、上郡、代郡或右北平等，也都在長城一線。
長城改善了民生
由於長城改善了軍事通訊和交通，軍隊的戰略機動性提高了，中原王朝為保證北部安全必須部署的軍隊就可以大大減少，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會相應減少。想想，有了秦直道機動，將30萬秦軍部署於鹹陽城周邊，而不是在長城上，僅此一點，就可以節省多少運送糧草輜重的勞役！
弱化了對手，強化了自己，長城因此客觀上就拓展了中原的農耕文明。儘管還不大會有人長期在長城外地區耕牧、定居，但沿著城牆以內，就可以安全耕作定居，也會有商旅，著名如河西走廊上的絲綢之路，這裡本來是農耕與遊牧文明爭奪的地區，經濟社會很難發展。
此外，即便農耕區實際拓展並不大，遊牧文明感受的活動範圍擠壓卻很大。由於長城為守軍帶來了合圍的便利，這就使長城外的遊牧民族始終面對一種很難消除的風險，迫使他們總體上盡量靠北行動。由此，有了司馬遷簡潔但至今令人怦然心動的文字，“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裡，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有了“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匈奴的］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長城本身的存在就令遊牧區大大北撤了。
長城無法被“複製”
太容易被今人忽視的一點是，與許多現代軍事措施裝備技術不一樣，長城是一種農耕文化的壟斷品或專用技術。只能為中原王朝防衛北方遊牧民族所用，無法為對手使用或複製。相關的所有建造技術知識都是公開的，但長城卻只能為農耕民族甚至是生活在特定區域的農耕民族建造和利用。
遊牧民族可以佔領長城，但其生產生活方式注定了他們無法利用長城、烽燧來守衛和預警農耕民族的軍隊。除非放棄遊牧，學會農耕，否則他們無法使用這類軍事設施，因此不值得學習相關的建造技術知識。
甚至，北方遊牧或其他民族，也只有在入主中原之後，才能理解長城對於治理這個大國的軍事政治用途，才會修建或利用長城來防範其他北方遊牧民族，甚至自己當初的盟友。為防範柔然南下侵入，入主中原的鮮卑族北魏王朝先後三次修建長城，其修築的長城防線與秦漢長城防線也很一致。
正因為對於中原百姓和政權，乃至對於中國文明，有著深刻、廣泛和持久的效用，長城才會在歷史中逐漸在北部邊陲聳起，並通過了農耕時代的時間檢驗。
戰國時，“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大約在公元前306年—前300年間）；“秦昭王時，……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72年）；“燕也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約公元前254年）。秦統一六國後，把各國間相互防衛的那些城牆拆掉，留下了，拓展並勾連了各國防範北方遊牧民族的城牆，因此有了長城。
也有證據表明，每一代中原王朝的決策者，在修建長城之前，對本朝各種替代措施的成本收益，都有過仔細比較和整體盤算。
長城與農耕文明
從大歷史視角看，如果說秦漢正面例證了長城對於維護中原農耕文明的制度意義，那麽從唐睿宗設節度使開始的長達650年的歷史，可以說是一個自然實驗：在冷兵器時代，不依賴長城，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整合構成以農耕區為核心的中國。結果無情，戰亂迭起，死人無數。元初中原人口損失80%。
如果僅看王朝更迭和中原戰亂，長城確實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脫因遊牧民族南下的政權更替，中原民眾未能逃過一次次劫難。但這種看似後果主義的對長城制度功能的理解是偏頗的，甚至是非後果主義的。因為世界上本來就沒有一種絕對保險的制度，長城實現其功能自然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即中原王朝的有效治理。長城不可能替代其他。
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關切的，其實是天下無數生命脆弱且短暫的蒼生“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卑微視角。應當將一些不曾發生但完全可能發生的有關人和事的想象納入對制度功能的評判考量。不曾發生不等於從來不會發生，很可能只是因某些努力、某種對策、某個制度甚或某個人避免了其發生。因此，恰當的思考就一定要界定並考慮那些“不在場”的因素。
再宏觀點，如果沒有長城，這個農耕文明會是何種形態，何種規模？甚或，就一定還有這個堪稱輝煌燦爛並令今天的我們自豪的中華文明嗎？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脫離許許多多具體的人、事、物而單獨存在或持續。若無長城，這個號稱人類持續了最久的華夏文明，並非不可能，如同比中國文明更古老的兩河流域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那樣，被後起的或周邊的其他文明滅了。
這種歷史事件其實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馬其頓征服之後，古希臘城邦便永遠消失了。繼承希臘文化的羅馬人，則被馳騁奔突於歐洲大地的阿提拉軍隊橫掃。這些被稱為“上帝之鞭”令歐洲人膽戰心驚的匈人，據說只是被衛青、霍去病特別是竇憲擊敗西竄的匈奴後裔！（但對這個說法也有質疑，晚近的體質人類學的基因測試表明匈人與匈奴並非同類。）
- 版權信息 -
編輯：黃泓 孟念慈
觀點資料來自
《大國憲製》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