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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黃善夫刻《漢書》與《後漢書》:傳本皆極罕見

南宋時期我國雕版印刷技術得到空前發展,形成了幾個大的刻書中心地區,如浙江地區、四川地區、福建地區、江西地區等。其中尤以福建建陽地區民間刻書最為興盛,所刻印圖書遠銷全國各地及海外,流布最為廣遠,今存宋版書中也以建陽地區刻本傳存數量最多,後世稱“建本”。黃善夫即是建陽地區著名刻書者之一。

黃善夫以刻“三史”著稱,即《史記》、《漢書》與《後漢書》,傳本皆極罕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其中的兩種:宋黃善夫刻劉元起印本《漢書》、宋黃善夫刻本《後漢書》。其中《漢書》有“建安黃善夫刊於家塾之敬室”牌記、“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牌記,及慶元劉之問刻書識語。《後漢書》有“建安黃善夫刊於家塾之敬室”牌記。兩本行款均為半葉10行,行18字,小字雙行22、23字不等,細黑口,左右雙邊,每葉板框左上部有書耳,刻篇名。其中《漢書》存世僅3部,除北大藏本外,惟日本松本市立圖書館及歷史民俗博物館有收藏。《後漢書》存世僅兩部,除北大藏本外,日本松本市立圖書館亦藏一部。“三史”之另一種《史記》,今日本歷史民俗博物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各有藏本。

黃善夫刻《史記》、《漢書》與《後漢書》行款字數與字體風格完全一致,刊刻時間相去不遠,類似現在同一出版社同時出版的一套樣式統一的“叢書”。其版刻字體具有典型的南宋建刻風格,刻印精美,字大悅目。傅增湘先生曾觀黃善夫本《史記》,評價道:“是書精雕初印,棱角峭厲,是建本之最精者。”

存世黃善夫刻本均刻有牌記,有的還有刻書識語,這是判斷其版刻年代的重要依據。

牌記類似今天出版物中的版權頁,是宋代刻本書中常見的形式,一般刻在一部書的序末、目錄末、卷末等處。牌記有各種形式,如刻成長方形、橢圓形、亞字形、鍾形、爵形等,字體有楷體、篆體、隸書等,內容主要標示刻書時間、刻書者姓名或刻書地點,有的還標示版權或為自己的刻書做廣告宣傳。比如宋紹興十年邵武朱中奉刻本《史記》中的三行長形牌記“邵武東鄉朱中奉宅刊行,校勘即無訛舛,紹興庚申八月朔記”,宋王叔邊刻本《後漢書》中的五行長形牌記“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並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谘”,標榜自己的刻本校勘精審,刻印上乘,希望讀者踴躍購買。宋眉山程舍人宅刻本《東都事略》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則申明版權,警示盜版者。刻書識語性質與牌記類似,但內容較牌記豐富,形式也比較隨意,亦刻於書末、卷末等處,長短不拘。如松本市立圖書館藏黃善夫本《漢書》中的刻書識語雲:

“《漢書》一代之良史也,君臣行實、萬世之龜鑒在焉。況文章最為近古,學者尤所究心。比因刻梓,集諸儒校本三十餘家,暨予五六友,澄思靜慮,讎對同異,是正舛訛,始於甲寅之春,畢於丙辰之夏,其用心勤矣。然識見凡陋,慮未審於是非。四方學古君子視其遺誤,能以尺紙示誨,敬即鐫改,亦麗澤之美意也。建安黃宗仁善夫謹谘。校字黃頤養正。校字陳熙舜績。校字虞應仲誠之。校字劉之問元起。校字葉蔶子實。”

說明了此書刊刻緣由、刊刻起始時間、參與校勘者姓氏等項,由此我們可知黃善夫本《漢書》的出版工作,自光宗紹熙五年(1194)春至寧宗慶元二年(1196)夏,持續了兩年時間方始完成。

黃善夫的事跡不見文獻記載,我們只能從傳世黃氏刻書中透露的信息,窺其大概。從《漢書》、《後漢書》的刻書識語可知,黃善夫名宗仁,字善夫,福建建安人,生活於宋光宗、寧宗時期,他在紹熙、慶元間曾組織校刻“三史”(或許同時還曾刻其他史書),也刻過《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等書。黃善夫所刻部分書版,後來因某種原因,轉歸與劉之問(字元起),由劉氏繼續印刷發行。北大藏本《漢書》即是轉歸劉元起之後的印本,其中刪除了黃善夫的刻書識語,而增加了一段劉元起的識語,及“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牌記,所以過去都著錄作劉元起刻本。

黃善夫刻本“三史”,因為牌記中有“家塾”二字,前人多將其歸於家刻本之類。實際上從今存傳本的風格、文字來看,將其歸入書坊刻書可能更近事實。“三史”規模都在百卷以上,今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黃善夫刻《漢書》一百卷共80冊,《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共60冊,蔚為大觀。黃善夫以一己之力,刻印如此大部頭史書,並組織一批編輯校勘人員協同工作,說明他的刻書坊具有相當的經濟實力與經營規模,是南宋建陽地區眾多書坊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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