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士人高濂對宋版書有以下的評價：“宋代刻書，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故以宋刻為善。”崇禎年間（1628-1644），藏書家毛晉就曾在自己的藏書樓汲古閣門前懸掛征求宋版書啟示：“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清代著名藏書家陸心源號稱收藏宋版書二百部，故名藏書樓為“皕宋樓”。事實上，兩宋是中國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其中最為突出表現在書籍出版產業上。
據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寺門東大街，皆是襆頭、腰帶、書籍鋪。”“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殿後資勝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令曲之類。”現在我們看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畫卷中便有“書坊”的店鋪。由此可見，宋代首都開封的百姓對書籍實有一定的需求，於是城中處處是書店。
兩宋時代出版產業大盛，可以從軟體配套及硬體配套兩個方面分析。
禮士崇文
宋代自太祖立國以來，奉行重文政策，尊重讀書人，重視文化。例如石介認為：“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蔡襄：“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政，內有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任之。武臣削去牙角，磨治壯厲，妥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甚倚重儒臣乎！”此為軟體配套之一。
完善科舉
961年科舉取錄進士有11人，962年科舉取錄進士有15人，至992年科舉取錄進士猛增至353人，諸科取錄亦有774人。據研究宋代科舉與教育的學者李弘祺教授的研究與分析：在宋代全體文官14,860人之中，前三十年科舉及第的官員為7,833人，佔總數的52.71%。此為軟體配套之二。
推動官學
1044年太學收生人數為200人。宋仁宗末年太學收生人數為600人。1104年太學收生人數猛增至3,800人。官學的大規模擴充，無疑令社會對書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此為軟體配套之三。
重視刻書
宋代奉行重文政策，並且非常重視刻書，投入了大量資源印刷書籍，因為宋太祖認為“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非書籍，何以取法”。而宋太宗亦提出讀書的好處，認為“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士人邢昺指出“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書版大備”，說明了宋代官方印刷書籍量既大，質量也精致。此為軟體配套之四。
印刷產業
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記載：“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汙。”上述記載詳細說明了活字的製造流程及其優勢之處。此為硬體配套之一。
製墨產業
製墨最基本的材料是鬆煙與桐油的油煙。宋代趙希鵠認為“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南墨用油煙，故墨色純黑。”蘇東坡指出“近世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說明了當時士大夫對用墨非常講究。明代高濂對宋版書的用墨評價甚高，認為“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滅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此為硬體配套之二。
造紙產業
據記載，宋代時“溫州作蠲紙，潔白緊滑，大略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為一焉。”“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南山，二曰假蕠，三曰清水，四曰竹紙，皆以楮皮為之。其視浣花溪紙最精潔，凡官私簿契，書卷圖集文牘，皆取給於是。”此為硬體配套之三。
三大出版系統
在眾多軟體及硬體配套下，宋代發展出出三個重要的出版系統，分別是官刻、私刻及民間刻。官刻是指宋代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部門所刻印的圖書，這些機構的主要職責都不刻書，只是使用公費去刻書，通常稱他們所刻的書為官刻本。私刻就是指私宅、家塾和書鋪、書坊、書肆等以個人之力所刻的書，通常稱之為私刻本和坊刻本，其中坊刻專以刻書為業，偏布大江南北。坊刻主要以文學、科舉及生活用書為主。宋人嶽珂《愧郯錄》有雲：“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為先，故凡編類條目、撮載綱要之書稍可以便檢閱者，今充棟汗牛矣。”其中私刻的底本精善，校勘仔細。坊刻印量頗大，流通廣泛。至於民間刻，論其投資來源，既非公費，也非私人資金，而是通過民間集資而來的，包括募捐或家族集資，某些寺院、道觀、祠堂、書院等所刻之書，就屬此類，如1221年廣陵趙氏祠堂集資刻印了《複齋易說》六卷。
一直以來，宋代被視為中國文化最為發達的朝代，這從當時書籍出版產業的繁盛便可見其一二，而宋版書在今天亦成為價值連城的稀世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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