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興國：王船山《黃書》與近代尊黃思潮的興起

作者簡介：王興國，男，湖南省株洲市人。1937年生。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實學研究會顧問、船山學社社長。

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思想史、湖湘文化史。曾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毛澤東早期思想研究》（1988年）、《馬克思主義哲學‘實事求是’命題與中國傳統文化》（97BZX008），湖南省社科規劃課題《郭嵩燾評傳》等多項。主要著作有：《楊昌濟的生平與思想》、《賈誼評傳》、《郭嵩燾評傳》、《湖湘文化縱橫談》（主編）、《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研究》（合著）、《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軌跡》（合著）、《毛澤東與佛教》、《實事求是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實事求是’命題與中國傳統文化》、《台灣佛教著名居士傳》等，此外，還在《紅旗》、《求是》、《中國社會科學》等雜誌發表論文200多篇。曾獲湖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項、二等獎5項。

內容提要：王船山的《黃書》既歌頌了黃帝的事功，又稱頌了黃帝的美德，其中所包含之深厚的民族主義思想，對於辛亥革命前出現的尊黃思潮，起了酵母作用。近代尊黃思潮的興起，又極大地促進了民族主義思想的高漲，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近代的尊黃與西漢時期的尊黃，為中國歷史上兩次重要的尊黃思潮，它們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境內各民族在“炎黃子孫”的偉大旗幟下的融合。

關鍵詞：王船山；黃書；近代尊黃思潮

王船山的《黃書》，是一本政治理論著作，書中對黃帝的事功和品德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由於此書中蘊含了極為豐富的民族主義思想，所以到了清代末年的反抗滿洲貴族的革命鬥爭中，成了當時掀起的一股尊黃思潮的酵母。探討《黃書》與近代尊黃思潮的關係，既可以了解王船山思想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也可以進一步了解近代中國尊黃思潮的來龍去脈。

一

《黃書》之名的由來，既包含有稱頌漢民族的始祖黃帝軒轅氏事功的意思，又包括稱頌其具有“黃中”美德的意思。

船山在該書“古儀”中說：“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阽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弭刃於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來鷃夢弼，建屏萬邦，而神明之胄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七後，豈不偉與！”[1]所謂“閔阽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弭刃於涿鹿之野”，指黃帝對蚩尤的戰爭。據有關史料記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慈仁。”[2]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並取得了勝利。

船山認為，黃帝的行跡表明，他“所以燾冒（蔭庇）天下者，樹屏中區，閑擯殊類而止。”就是說，黃帝一心以蔭庇天下為己任，保衛華夏之疆土，以防止異民族的侵犯為最高職責，所以他沒有“私神器（國家社稷）以貽曾玄之心”[3]。也就是說，黃帝沒有家天下的思想。船山認為，黃帝的“樹屏中區，閑擯殊類”的做法，是符合他自己提出的“三維”原則的。船山這“三維”，出自《黃書·原極》篇：“夫人之於物，陰陽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華夏之於夷狄，骸竅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天地製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4]這裡講的“絕”有斷絕之意；“畛”有界限、區分之意。所謂“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是說人如果不劃清與動物的界限，“天維”就會斷裂。所謂“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是說華夏民族如果不劃清與夷狄界限，“地維”就會斷裂。天地以界限制約人，人如果不能與朋黨劃清界限，那麽人維就會斷裂。所以三維是掌管天、地、人這三極的最高主管。船山的這種“畛”的思想，與他在《讀通鑒論》中所說的“天下之大防”思想是相通的：“天下之大防二：中國、夷狄也，君子、小人也。”[5]這裡的“防”有防守、防備的意思。防守就是要防止對方侵入自己的領土，也就是要堅守雙方固有的界限。有的論者說，船山這種強調劃清華夏和夷狄界限的思想“帶有極端種族隔離主義色彩”[6]。這一論斷值得討論。

首先，所謂種族隔離主義是指現代的一種極端的種族主義思想，一般泛指資本主義國家對白色人種和有色人種、歐洲人和非歐洲人等種族集團強製實行的分離；其最極端的表現是納粹主義。將這種帽子戴在王船山頭上，有厚誣古人之嫌。其次，船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立足點，是基於華夏民族的自我保護立場：保護本民族的獨立和團結，保護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所以他認為只有那些能夠保衛自己族類的人，才能成為君長：“是故智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為之長，衛其群者為之邱。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於孫子，須於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7]船山既反對夷狄侵略華夏族，也反對華夏族主動攻擊夷狄，他認為民族之間要和平共處：“故王者之於夷狄，暴則懲之，順則遠之，各安其所，我不爾侵，而後爾不我虐。”[8]

船山還特別稱頌黃帝的道德，即所謂的“黃中”。在《黃書》的“後序”中，他說：“述古繼天而王者，本軒轅之治，建黃中，拒間氣殊類之災，扶長中夏以盡其材，治道該矣。”這裡的“黃中”一詞，出自《周易·坤》：“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朱熹注：“黃中，言中德在內。”可見，“黃中”講的是一種內在美德，有了它，就可以抗拒異民族所造成的災難，扶植中土人士充分地展示其才華，從而達到完備的治道。這種“黃中”美德也就是漢民族的民族正氣。所以王船山接著說：“故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製其倫，強乾自輔，所以凝黃中之絪緼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雲雲也哉！”[9]這就是說，要使漢民族的族類能夠穩固地團結起來，就必須繼承黃帝的事業，將漢民族的美德（黃中）凝聚起來並且充分地發揮出來。

正是基於對黃帝的這種認識，所以船山充分肯定黃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說，古代的軒轅黃帝，對上繼承伏羲和炎帝的治績，對下影響周代的統治，“敦親賢，祚神明，建萬國，樹侯王，君其國，子其民，修其徼圉，差其政教，順其競絿，乘其合，稍其離，早為之所，而無誇大同。然後總其奔奏，戴其正朔，徠其覲請，講其婚姻，締其盟會，系以牧伯，糾以州長，甥舅相若，死喪相聞，水旱相周，兵戍相衛，仕宦羈旅往來，富貴相為出入，名系一統，而實存四國。”就是說，黃帝實行的是禪讓制度，此時雖“建萬國”，但卻是為了屏衛中央王國，因此各諸侯國均能聽命於黃帝，擁戴其正朔，按時進行朝聘，舉行盟會，各諸侯國相互之間也是來往密切，互相幫助。這就是三皇、五帝時代的“寓渙散於糾纏，存天地之純氣戒其割裂，故氣應以正而天報以合，數千年之間，中區之內訚訚如也。”就是說，當時的各諸侯國之間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渙散的，而實際上卻是相互纏繞很緊密的，它保存了天地之純氣以防止其割裂，所以數千年之間社會上始終保持著一種和悅的狀態。船山接著說，秦、漢以後，國家“合極而亂，亂極而離，離極而又合”[10]，所以他作《黃書》的目的，就是要“哀其所敗，原其所劇，始於嬴秦，沿於趙宋，以自毀其極，推初弱喪，具有倫脊。故哀怨繁心，於邑填膈，矯其所自失，以返軒轅之區劃。”[11]可見，船山通過總結歷代離合的經驗教訓，認識到秦宋以來，國家都是自毀其“極”，即“三維”，所以其衰弱是有道理的。他希望最高統治者能夠通過痛苦的反思，矯正自己的失誤，以達到軒轅黃帝所謀劃的理想社會。

二

由於船山的《黃書》突出地強調黃帝“樹屏中區，閑擯殊類”，所以在清代末年民族主義思想興起之後，辛亥志士便將《黃書》視為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幟，從而掀起了一股尊黃的高潮。最早重視《黃書》所宣傳的民族主義思想者是章太炎，他在自訂年譜的光緒二十三年（1897）30歲條中說：“康氏（有為）之門，又多持《明夷待訪錄》，余常持船山《黃書》相角，以為不去滿洲，則改政變法為虛語，宗旨漸分。”[12]在這裡，章氏將是否推崇《黃書》作為改良派與革命派的分水嶺。但宋恕則沒有這麽極端，他在1897年7月的一封信中說：“明季遺老之書，尚有王船山先生之《黃書》一種可與《待訪錄》同印行世，惜敞篋中無之。諸公可於王船山遺書中檢出，與此錄同印，實為莫大功德。船山之識稍遜梨洲，就此書論，其文章雅煉則勝梨洲。要之，均非陋儒所能窺其底蘊，吾輩固不可不力任表章之責。”[13]1901年，章太炎又在《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敘》一文中指出：“自永歷建元，窮於辛醜，明祚既移，而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訏謨定命，國有與立，抑其秩序無乃凌獵。衡陽王而農有言：‘民之初生，統建維君，義以自製其倫，仁以自愛其類，強乾善輔，所以凝黃中之緼絪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仁義之雲雲。’悲乎！言固可以若是。”[14]這裡，章氏就直接引用了《黃書》中重要言論，以宣傳其民族主義思想。1902年，章氏又在《訄書·原人篇》中說：“觀於《黃書》，知吾民之皆出於軒轅。”[15]後來，章太炎在《得友人贈船山遺書二通》的詩中說：“一卷《黃書》如禹鼎，論功真過霍嫖姚。”[16]禹鼎相傳為陝西省岐山縣出土文物，鼎腹內壁有207字銘文，記錄了周王朝與南淮夷、東夷之間的關係以及西周軍製等重要資料。霍嫖姚即霍去病，是漢武帝時的一位大將軍，因戰功封為大司馬驃騎將軍。他多次率軍與匈奴交戰，將匈奴殺得節節敗退。章氏將《黃書》比禹鼎，是肯定其記載了黃帝的功績；將船山比作霍去病，是肯定其宣揚夷夏之辨的功績。上述情況表明，在清末對《黃書》的推崇中，章太炎是起了長官潮流作用的。

近代尊黃思潮的興起，其最鮮明的標誌是1903年《黃帝魂》一書的出版。此書的編輯是黃藻，字菊人，湖南善化（今長沙）人。他曾參與自立軍起義，失敗後遁居上海。“喜談革命，談不能自休，時而罵人，時而流涕；無可與談，輒寂寞自寫論文，或抉擇同時輩流之論文，以湘音諷之。”[17]《黃帝魂》就是他“收攝近十年來新聞雜誌及各種新撰述之精魂。” [18]所以此書的版權頁上標注撰述者為“黃帝子孫之多數人”，編輯者則為“黃帝子孫之一個人”。此書出版於1903年十二月六日，初版時收文29篇，1911年再版時增至45篇 [19]。此書採用黃帝紀年，扉頁刊印黃帝像，在像的上方標有“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下方標有“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並配有對黃帝的“讚”。在收入此書的45篇論文中，據章士釗在《疏黃帝魂》中的分析，有章太炎的論文7篇，有黃藻的論文7篇（不含其《黃帝魂例言》），有章士釗的論文6篇（不含其《黃帝魂敘》），有秦力山的論文5篇；此外，鄒容2篇，張繼2篇，譚嗣同1篇，楊毓麟1篇。其他均為當時報刊論文，姓名不詳。

此書篇首，有章士釗以“黃中黃”的筆名所寫的《黃帝魂序》。序稱：“乃者，胡氛瀰漫，中原陸沉，賣身鬻祖，相處百年。鞭策之毒，屠劊之慘，盜入主室，橫施無忌。嗚呼！復仇之訓，剿夷之祖，亦既照人耳目。吾雖不欲祝吾黃帝，誦吾黃帝功德，以紓其痛苦，又烏可得？今《黃帝魂》一書之所以集，正窮迫無聊，欲吾兄弟共誦功德，以紓其痛苦者也。然而謀痛苦之所以紓，而不謀痛苦之所以去，非計也。書中巨集議具在，方法井然，舉而行之，惟吾同胞。”[20]這就清楚地說明，此書出版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共誦黃帝的功德，既紓民族之痛，又謀解痛之方。

縱觀此書的內容，實際上已經揭櫫了往後興起的尊黃思潮的基本內涵。其一，是尊黃帝為始祖。此書在黃帝像之下就明確地標明“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其二，以黃帝為國魂。黃藻在《黃帝魂例言》中說：“是編所取，皆吾黃帝子孫痛極思呻之言，哀弦激楚，絕無忌避，而又言之井然，讀之可泣可歌，可興可發。意者黃帝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故以黃帝魂名篇，亦日本人所謂大和魂之義也。”其三，使用黃帝紀年。此書開篇即為劉師培的《黃帝紀年說》。文中明確指出，採用黃帝紀年是為了對抗改良派以孔子紀年，“黃帝者，乃製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始。”其四，鮮明的漢民族主義和排滿的傾向。如劉師培說：“當漢敵不絕如線之秋，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21]章太炎則在《駁康有為書》中說：“今日固為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溷殽滿漢同薰蕕於一器哉？”又說：“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製漢族四萬萬人而有余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宴處於域內。”[22]

正是由於《黃帝魂》的深刻影響，所以在1904年至1905年之間，尊黃思潮十分高漲。當時一些進步報刊，如《江蘇》雜誌、《國民日日報》、《二十世紀之支那》等分別刊登黃帝肖像,並公開使用黃帝紀元。尊黃帝為始祖、為國魂的論述層出不窮。1904年，劉師培追蹤《黃書》，發表《攘書》，旨在攘除滿清王朝，再造華夏。同年，《江蘇》第7、8期的《民族精神論》指出：“我支那民族居龐大廣漠之土，自紀元前四千年以來，率魁梧奇特之眾，突焉出現於東方，乾戈之所至，威靈之所及，無堅不摧，無險不破，故遠溯我黃帝軒轅之舊轍，猶確乎灼灼其可證。”[23]1905年，黃節在《國粹學報》上連載《黃史》，表彰嶽飛、文天祥、史可法、張煌言、鄭成功等歷代漢族愛國英雄。同年，許之衡在該刊第6期發表《讀〈國粹學報〉感言》，文中有“國魂與國學”一節：“國魂者，立國之本也。……各國自有其國魂。吾國之國魂，必不能與人苟同，亦必不能外吾國歷史。若是則可為國魂者，其黃帝乎？近日尊崇黃帝之聲，達於極盛。以是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義而倡導之，以喚醒同胞之迷夢，論誠莫與易矣。”[24]這類言論，在當時的報刊上俯拾即是。在尊黃排滿思潮的影響下,當時不少革命者紛紛以“黃”字命名，如陳天華筆名思黃，秦力山筆名鞏黃，章士釗筆名黃中黃、黃藻名黃帝子孫之一人，等等。這些情況表明，船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特別是其《黃書》在辛亥革命的前期，的確發揮了巨大的啟蒙作用。

三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次尊黃思潮。第一次是西漢時期。西漢初期，由於秦末漢初的戰亂，廣大人民急需休養生息，統治者曾經奉行“黃老之學”。“黃”即黃帝，“老”指老子。黃老之學最突出的特點，是主張清靜無為。對此，《史記》中多有記載。如《曹相國世家》說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曹參任齊相，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用黃老術，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25]。又如，《儒林列傳》說：“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26]等等。正是由於實行了黃老之術，所以出現了史稱“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到了漢武帝，由於國力強大，逐步放棄無為而重視有為，他不僅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而且特別推崇黃帝，從而導演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尊黃思潮。其具體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宣傳得黃帝寶鼎。元鼎四年（前113）漢武帝曾經得到一個寶鼎，齊人公孫卿說，這是黃帝所鑄之鼎。當年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鑄成之後，黃帝乃仙化登天。公孫卿又說，齊人申功曾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複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27]漢武帝劉徹正是高祖的曾孫。《史記·孝武本紀》的這一段記載，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它雖然符合了漢武帝想成仙的思想，但也反映了漢初統治者一貫尊崇黃帝的傳統。如果說，漢初的幾位統治的尊“黃老之術”還隻停留在思想範疇的話，那麽獲得黃帝的寶鼎則是有了實物的證明：“漢興複當黃帝之時”。因為公孫卿說過：“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28]既然與黃帝之時相同，那麽漢武帝當然就是黃帝式的聖帝了。

其二、尊黃帝為帝王紀元之始。據楊寬先生考證，春秋以前之著作，如《尚書》、《詩經》，其涉及前代之事，僅上溯及禹、稷等止，春秋時期的銅器，其上溯之人物與《詩》、《書》同，皆止以禹為最高最古之帝王，黃帝、堯、舜非所及。《論語》、《墨子》、《孟子》亦惟盛稱堯、舜、禹、稷之道，黃帝亦尚非所及。戰國時期的一些歷史著作及《呂氏春秋》等秦漢著作開始有了關於黃帝的記載[29]。司馬遷為了適應漢代中央集權“大一統”的時代需要，在《史記》中“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所以在《五帝本紀》中，司馬遷特別強調“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因而達到了“萬國和”[30]的理想政治局面，其目的正是為了適應漢王朝“大一統”的需要。

其三，用五德終始說來論證漢朝統治的合理性。五德終始說是戰國時期的陰陽家鄒衍所主張的歷史觀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種德性。“終始”指“五德”的周而複始的循環運轉。鄒衍常常以這個學說來為歷史變遷、皇朝興衰作解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根據鄒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論斷，以秦文公出獵獲黑龍作為水德興起的符瑞，進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遂成為五德終始說的第一個實踐者。“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31]“北畤”為黑帝之祠。劉邦嘗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侍從說，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劉邦說，我聽說天有五帝，為何只有四祠呢？侍從回答不了。劉邦說，我知道了，乃是等我來建立黑帝祠，以成其五之數。此祠便是北畤。[32]到了漢文帝時，賈誼曾提出“色尚黃”的建議，但未被采納。到了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正朔，並且以土德為漢朝之瑞。司馬遷在《五帝本紀》中說：“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漢武帝以土德為瑞，正是為了用五德終始論證漢王朝統治的合理性。

其四，首開黃帝陵的祭祀。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塚於橋山。武帝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塚，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33]這樣，漢武帝便在中國歷史上首開帝王祭黃帝陵的舉措。至今，黃帝陵仍在陝西省黃陵縣的橋山。

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尊黃思潮，就是本文所述的近代尊黃。這次尊黃思潮是辛亥革命前形成的，它對於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高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對此，孫中山1905年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中談了他親身的體會：“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布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為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為我國賀也。”[34]正是在民族主義思想蓬勃興起這種大好形勢下，以孫中山、黃興為首成立了中國同盟會，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準備。必須指出，漢代的尊黃思潮，是將黃帝作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始祖而尊重的，而近代的尊黃則將黃帝說成只是漢族的始祖。這種作法，雖然是為了反對滿州貴族的統治，進行民主革命的需要，但其狹隘民族主義的傾向是無法否認的。正是有鑒於此，所以當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就在1912年元旦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莊嚴宣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35]孫中山的這一宣示，正好符合了中華民國成立後，國內各民族大團結的需要。楊昌濟則在1914年船山學社成立之後的日記中指出：“學社以船山為名，即當講船山之學。船山一生卓絕之處，在於主張民族主義，以漢族之受製於外來之民族為深恥極痛。此是船山之大節，吾輩所當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謂狹義之民族主義不複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謂外來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壓迫之甚非僅如漢族前日所經驗，故吾輩不得以五族一家，遂無須乎民族主義也。……余前在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聽其西洋歷史講義，謂中國人與羅馬人同，惟寶愛其文化，雖外人入主其國，苟不傷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測，謂日人不懷好意，頗有繼滿洲人入主中國之思想，此吾國人所當深念也。”[36]楊昌濟的這段話既指出了船山的狹義民族主義（即包含有大漢族主義在內的民族主義）已經過時，又明確地指出了國內雖然已“五族一家”，但國外還面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危險，所以民族主義仍有其存在的價值。這樣，楊氏便將王船山等人反覆強調的傳統民族主義，轉化成為現代愛國主義。

通過以上簡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歷史上的兩次尊黃，雖然產生的時代不同，目的也不盡一致，但是它們都極大地提高了黃帝的歷史地位，並且為中國境內各民族在“炎黃子孫”的偉大旗幟下的融合，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注釋：

[1][3][4][7][8][9][10][11]《船山全書》第12冊，嶽麓書社1992年版，第504、504、501—502、503、286、538、534—535、539頁。

[2]《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4頁。

[5]《船山全書》第10冊，嶽麓書社1988年版，第502頁。

[6]鄧樂群：《〈黃書〉與辛亥革命》，《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

[12][13][16] 《船山全書》第16冊，第803—804、804、800

[14]《黃帝魂》，1903年黃帝子孫之為印刷者版，第5頁。

[15] 章太炎：《訄書·原人篇》，《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頁。

[17] 章士釗：《疏黃帝魂》，《章士釗全集》，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第8卷，第183頁。

[18]《黃帝魂例言》，《黃帝魂》，卷首，第1頁。

[19] 《黃帝魂》的目錄只有44篇，所以一般介紹此書的資料均說是44篇，其實還有一篇名《祝北京大學堂學生》未上目錄，此文在《滿學生與漢學生》之後，作者為張繼，所以實際收文應為45篇。

[20]《黃帝魂敘》，《黃帝魂》，卷首，第1頁。

[21][22]《黃帝魂》，第1—2、211—215頁。

[23]《辛亥革命前十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841頁。

[24][34]《辛亥革命前十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49127—128、頁。

[25][26][27][28][30][31][32][33] 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2029、3117、467—468、1393、1—6、1260、1378、473頁。

[29]《古史辨》第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9—191頁。

[35]《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一號。

[36]《楊昌濟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2頁。

注：本文轉載於湖湘儒學高等研究中心

編輯：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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