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伯希和對敦煌西夏文文獻的考察及收集
伯希和是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這位年僅27歲的學者具有超人的語言稟賦，精通13種語言，是著名漢學家沙畹的門生，能說流利的漢語。伯希和在敦煌的主要活動，是攫取了藏經洞的大量遺書和遺畫，測繪了窟區地形和洞窟分布圖，拍攝了洞窟內外景照片，編制了洞窟編號，撰寫了洞窟筆記。1908年2月，伯希和考察隊到達敦煌以後，對各民族的古文字包括西夏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伯希和在藏經洞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瀏覽挑選了文獻精華。他的挑選原則是：非通行佛經，有年代供養人題記的佛經，社會文書，藏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於闐文、希伯來文等民族和外來古文字。他對於西夏文的興趣和了解，是與國際東方學界完全同步、並且幾乎和柯茲洛夫在黑水城首次找到西夏文文獻並寄呈給國際東方學會同時。
首先，伯希和敏感地調查了包括用西夏文刻畫題寫的題記："我覺得，為了解釋這些古籍的歷史，惟有一名漢學家才可能做到並挑選出和利用最佳榜題和伴同它們的遊人題記，它們全部或幾乎全部是用漢文書寫。我已經向您講過西夏文（Si-hia）和八思巴文（Phag's-pa）的遊人題記，這可能非常奇怪，但其數量不大。屬於第一類（西夏文）的可能有20余方，屬於第二類的勉強只有10方左右，它們全部都無法利用了。此外還有藏文、回鶻文、以常用字書寫的蒙古文和少許的婆羅謎文（brahmis）題記。"[1][P259]
其次，伯希和非常準確地依據有無西夏文文字來判斷藏經洞封閉的年代。他在報告中說道："第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便是該密室的大致年代的問題。在此問題上，不可能有任何懷疑。其漢文文書中的最後年號是宋代的最初幾個年號：太平興國（976年～983年）和至道（995年～997年）年間。此外，在整批藏經中，沒有任何一個西夏字。因此，該龕是於11世紀上半葉封閉的，很可能是發生在1035年左右，在西夏人征服時代。人們亂無秩序地將漢文與藏文文書、絹畫、帷幔、小銅像和直至851年雕刻的大石碑堆積在一起。人們可能會試圖將成捆卷子散落開的混亂狀態也歸咎於對這次即將來臨的入侵之恐懼，但我覺得更應該從中看到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區的衰落。這種文明在唐代時非常發達興旺，後來一直艱難地勉強維持到五代時期。"由此可見，伯希和在藏經洞文獻中搜索西夏文遍尋無計，才得出了藏經洞封閉於西夏佔領敦煌以前的結論。這個強有力的論斷至今仍是藏經洞斷代的最主要依據，雖然關於其封閉的原因可能不僅僅是因為西夏的佔領[2]。
在藏經洞中未能找到西夏文之後，伯希和在完成各項工作的同時，開始在北區石窟繼續尋求古代民族文字包括西夏文的資料。當他攫取了藏經洞"近全部寫本的三分之一"之後，他寧可在北區石窟尋找和帶回了我們所見到的支離破碎的西夏文殘片，也不再眷戀藏經洞被留下的三分之二的哪怕是那麽重要、完整、甚至璀璨光華的其他文獻，可見西夏文文獻哪怕是一些殘片，對於國際學術界是多麽的重要。
法國國家圖書館原登錄西夏文藏品為217件，後繼續查找出未編號的27件， 以及伯希和1938年在中國購買的經摺裝《華嚴經》1件，木板寫本1件，共著錄了246件文獻。對於西夏文材料，有百濟康義編目的未刊稿，大致包括《華嚴經》、《二十一種行》、《瑜伽師地本母》、《正法念處經契》等等。國內學者一般都未見過，可能認為殘片為多也不甚留意。正因為如此，他們往往就忽略了文獻學、書籍史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
二、法藏西夏文文獻和俄國收藏的關係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是從莫高窟北區出土，和俄國、英國從黑水城挖掘的情況多有不同。就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獻來說，伯希和所獲是最多的。由此來考察莫高窟遺存的西夏文獻，法國藏品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最主要的參照資料。
我們知道，1908年俄國柯茲洛夫考察隊首先在黑水城發掘了迄今為止最多數量、最為完整、最為重要的西夏文獻；然後，是英國斯坦因在同一地點得到了僅次於柯茲洛夫的重大收獲。此後其他地點和時間中獲得的西夏文獻，都沒有能夠超出這兩次考古發現。1917年寧夏靈武發現的元代西夏文獻，現存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少量則為日本藏家收購；再以後在甘肅武威、寧夏銀川等各地，也都各有發現。但是，無論如何，伯希和在北區石窟發現的西夏文殘篇斷簡，是敦煌西夏文文獻最多發現的一次。
西夏文文獻資料的發現，一開始就表現出錯綜複雜的相互聯繫。明確材料的背景，明了其間的聯繫，對於考鏡源流、辨章學術是十分重要的。
關於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動，我們從他的探險報告《西域考古記》已經大致了解。但是，我們似乎不知道他在北區石窟搜集到一些什麽。
此後是1908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在北區石窟獲取西夏文資料的情況：伯希和在洞窟筆記中說道：第181號洞，"該洞部分地被廢物紙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攝它們了。我們於那裡發現了用於印刷蒙古文書籍的大量小方木塊，它們各自能印出一個完整的字來。那裡在元代可能於該洞中有一個印經廠。那裡也有漢文、藏文、婆羅謎文和回鶻文的殘卷，同時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殘書。這是一種新奇事。我讓人完成了對洞子的清理，大家於那裡最終發現了相當數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紙頁，它們至少屬於4部不同的書籍。1本幾乎是完整的回鶻文小冊子，寫有從中加入的漢文詞組短語，從而使人聯想到了我在第163號洞中於翻捆之外而發現的那個本子，我曾懷疑它是蒙古文而不是回鶻文的。如果它是蒙古文的，那麽它就應該是自1900年以來才後放入第163號洞中的。這些書籍都已遭蟲蛀和被撕毀了。"[3][P383] 第182號洞，"在於第181號洞發現一些寫本殘卷之後，我令人清理了第182號洞的過庭。大家在那裡發現了相當多的漂亮藏文寫本殘卷，它們是被故意撕碎的，有時已被部分地燒毀。其中僅僅有二、三件刊本西夏文殘書。"[3][P390] 這就是伯希和獲取西夏文文獻的地點和環境情況。
以後是1914年俄羅斯奧登堡探險隊在莫高窟進行了發掘清理，涉及的範圍包括南區和北區。奧登堡探險隊在莫高窟北區確實進行了發掘清理，甚至鏟剝了遺留在今編D。B。77窟西壁的影塑背光。在哥薩克的照片中就有在北區洞窟清理積沙前的場景。推斷奧登堡探險隊所獲部分材料源於北區石窟，和現在北區清理所獲材料有聯繫[4]，確實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俄羅斯藏館卻沒有出自敦煌的西夏文特藏或者編號，而相反，一些出自黑水城的漢文文獻卻混在了敦煌漢文文獻特藏中。由於俄國已經有科茲洛夫的黑水城特藏，由於科茲洛夫本人沒有對黑水城的發掘進行嚴格的記錄，由於俄藏黑水城藏品的海量和精彩，由於收藏過程中敦煌和黑水城文獻的可能混淆，我們對於摻雜在敦煌特藏中的西夏時期的漢文文獻，只能根據內容和經驗來判斷是獲自敦煌還是獲自黑水城。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的編號序列中，雖然有"Дx"即"敦煌"縮寫的編號，但並非表示來自敦煌，而只是將錯編到敦煌漢文文獻序列的黑水城西夏文獻重新甄別出來，而沒有改變原先的編號。俄藏敦煌文獻序列中為什麽沒有莫高窟北區的西夏文文獻呢？為什麽就沒有像伯希和獲取的、敦煌研究院發掘采集的同類西夏文文獻的殘片呢？估計即使原先有西夏文文獻，因為十分明顯地表現為西夏文的文字特徵，也很自然地會在整理、保管過程中被歸入到黑水城西夏文特藏中。
已故敦煌學家孟列夫在《俄藏敦煌藝術品序言》中說："在挖掘沙質地面時，有許多重要的發現：寫卷和碎片、錢幣、日常生活用品等。考察隊中的人以他們發現的古代回鶻文木活字為特別重要。奧登堡院士編的考察隊工作報告初稿未完稿上也有130件回鶻文木字的句子。這種活字和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方法有根本的區別，而奧登堡考察隊發現的古物是活字印刷的最早的例證。可惜，我們不能知道這些木活字現在保存在什麽地方。此類活字照片可見於著名的卡特T。F。Carter撰的《中國印刷發明史》，也可見於俄文《中華》論集ＫИＴＡЙ（1940年）中布那可夫Ю。Ｂ。БｙＨａＫＯＢａ的文章。"[5][P11] 而奧登堡的《千佛洞筆記》則詳細記載了他們在伯希和發掘西夏文文獻的P。181號窟即敦煌研究院編號D。464發掘的情形："回鶻窟[D464][5][P325]：此窟填滿了磚塊、垃圾和砂土，為回鶻匠人由另一具有漢-吐蕃風格的窟改造而成，要準備確定其原先的布局必須花費很多時間並要徹底清楚垃圾。我們隻清理了主室，並找到許多手書的殘塊和130塊回鶻活字的小木塊。""清理回鶻窟[D。464]：1914年12月27日；為了割下此窟的一部分上有回鶻文字的水彩壁畫，按照我們通常的慣例，首先要拍照。我和戈爾施科夫、戈莫諾夫去清理主室，那裡堆滿了磚塊、窟頂上落下的小千佛殘塊、大量垃圾、動物骨骸以及來往過夜的人們留下的一些煙跡和燒焦的木柴。這裡的垃圾看來多被人翻掘過，哪兒也沒有層次，所以就談不上什麽發掘了，只不過就是把洞窟清理出來而已。但就如此，我們還是找到了一些東西。除上述殘跡外，還有一些很小的手書殘片：有梵文的、庫車文的、回鶻文的、吐蕃文的（一般的書法，還有斜體字，手書為藍色帶有金色字）、西夏文的（藍地金字，殘片），還有漢文的，此外還有回鶻文的、漢文的和西夏文的木刻殘片。遺憾的是，這些殘片實在太小，所以即使讀通了也未必能說明什麽。有價值的何止是西夏文和梵文的殘片，這裡的一切對於古文字學家都很重要。"
"此外，另一收獲也十分有價值：105塊刻有回鶻文字的木塊。12月29 日我和戈爾施科夫又找到25塊，現在一共有130塊。""這些小塊完全可以用作印刷活字，也可以印一些回鶻文木刻殘片，這說明，那時人們已經不用木板，而是用活字印刷了。據我所知，這一事實至今尚無人提及。有的是符號、個別字母，有的是音節和單詞、符號，還有一些是雙面都有的。大多數是戈爾施科夫找到的，我和戈莫諾夫也找到了一部分。"
"12月30日，沒有挖到底就結束了，只剩下磚塊和沙子了……限於時間和精力，我便中止了這一無價值的發掘。水彩壁畫我們決定不割了，隻割了些小畫像和拍照。"
《旅途照片》第216圖考察隊的說明文字是："千佛洞。哥薩克契爾尼科夫在西藏洞窟裡面（敦煌研究院蔡偉堂根據實地勘測校補說明為：北區洞窟B。464～465前室），不遠處是大的西藏洞窟。1915年1月。"
以上是俄羅斯1914～1915年奧登堡考察隊所在莫高窟北區洞窟的發掘、采集情況。證明伯希和和奧登堡曾在北區石窟的同一地點進行了發掘。
三、敦煌研究院搜集的北區石窟的西夏文文獻
從1988年開始，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領導了對莫高窟北區窟群的發掘整理，在伯希和、奧登堡發掘之後繼續獲得了一些西夏文文獻。在考古報告中記載第464窟："據有關資料揭示，1908年伯希和曾對此窟進行過挖掘，對此，他在《敦煌石窟筆記》中也作了記錄。掘獲的遺物有回鶻文木活字968枚，回鶻文文獻363件，西夏文文獻200余件，此外還有漢文、藏文、蒙文、婆羅米文文獻等。除此之外，1921年前後，滯留於莫高窟的沙俄殘部，亦曾對第464 窟原西北側室瘞埋的元代公主墓進行了盜掘，盜掘所獲已不知下落。這兩次盜掘給該窟的考古發掘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6][P53～54]"第464窟中室和後室，……個別地方有少量細沙層，厚0。03米，在此層內僅發現回鶻文木活字2枚。此層少量堆積應為伯希和劫余所留。……發現的遺物有漢文、西夏文、回鶻文、藏文、蒙文、梵文等文書殘頁、殘片回鶻文木活字以及木構件花磚等。第464窟西北和東北側室彼此相通， 故窟內堆積相同。……出土的遺物有漢文、西夏文、回鶻文、藏文文書殘頁、殘片以及陶燈、陶印模、木匙等遺物。"其中包括有西夏文文書28件[6]。
綜上所述，法國、俄國和敦煌研究院都先後在同一地點進行了發掘和搜集。首先是法國1908年，其次是俄國1914年，再後是敦煌研究院1988年開始歷經數年對北區石窟的全面清理（1907年英國斯坦因似無記載）。這樣的歷史紀錄，也向我們揭示了法、俄、敦煌研究院藏品之間的內在聯繫。同一地點的先後出土文物，其族群親緣關係對於橫向考察其相互聯繫、相互契合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我們已知其內容、形式所具備的共性的情況下，就尤其值得重視。--我們可以知道怎樣去尋求綴合，怎樣去利用所有的相關材料，怎樣去相互證明，等等。
四、西夏文的發現、研究和刊布的簡單歷史
西夏王朝始於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建國稱帝，國號大夏，世稱西夏。建都興慶府（後改名中興府，即今寧夏銀川市），轄今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部的廣大地區。西夏共歷10帝，享國190年。前期與北宋、遼鼎立，後期與南宋、金對峙，在中國中古時期形成了複雜而微妙的新"三國"局面。
這是一個文化事業甚為發達的王朝。早在立國前夕，開國皇帝李元昊命令野利仁榮創製了記錄黨項族語言的民族文字，時稱為"番字"、"番文"或"番書"，後世稱"西夏文"。自此在西夏全國同時通行西夏文和漢文、藏文。西夏王朝既注重黨項族的傳統文化，又積極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別是漢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既提倡儒學，又弘揚佛教，用西夏文翻譯了數以千卷計的大藏經，建立了眾多的寺廟，創造了絢麗的藝術。但是，西夏王朝在正史中卻只有簡略的記載，在20世紀初西夏文物文獻資料大量發現之前，西夏始終是一個充滿神秘的王國，是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
西夏文是流行於宋初到元代的西北黨項民族的文字，到清代已經完全死亡，無人能夠釋讀。對於西夏文的重新認識，最早始於19世紀初，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學者張澍在武威發現西夏《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不僅使這一重要文物重光於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開始又為世人所知。19世紀末，英、法學者考證北京居庸關過街塔門洞壁上六體文字是否有西夏文，花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1908年，俄國科茲洛夫探險隊在內蒙古黑水城遺址發掘到了西夏文寫本，受到俄國皇家地理學會的高度重視，認為這是一種過去不甚了解、當時尚未解讀的神秘文字。柯茲洛夫受命改變到別處探險的計劃，在1909年再次到黑水城繼續發掘尋找，在故城西面河岸邊"著名的"大塔發現了一個皇家的"地下圖書館"。這次發現，被譽為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並稱的20世紀初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為西夏學和其他各項研究奠定了材料學的基礎，並形成泱泱大觀的嶄新學科。
在科茲洛夫後來的回憶錄中寫到："曾從黑水城廢墟中運出四十駝，駱駝運出了一個保存完好的圖書館，計有二萬四千卷……那麽就會明白那座著名的佛塔提供了多麽巨大的財富。"
後來中國學者羅福萇著《西夏國書略說》，羅福成著《西夏譯蓮華經考釋》，進一步開展了專項研究。隨後的是王靜如《西夏研究》三輯，涉及西夏語言、文字、文獻，考證功力尤深，是當時西夏研究的高水準成果，獲得了法國茹蓮獎。而陳寅恪先生《斯坦因Khara-Kt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7][P187，198]，就是在王靜如先生對英國所藏文獻譯證研究基礎上，闡述了佛經譯夏為漢的浩繁艱難、以漢證夏的勤苦精誠，西夏文獻譯自吐蕃、中原的不同來源，採用對譯和意譯的不同方法、以及西夏文流傳直至明代萬歷之後的資料線索，等等。到80年代以後，中國的西夏學蓬勃興起，出現了一批蜚聲國際的優秀學者，如黃振華、史金波、李范文、陳炳應、龔煌城等等。在此之前，日本西夏學者也有很大的突破，如西田龍雄的《西夏語的研究》[8]、《西夏文華嚴經》等[9]，也是西夏文研究的經典之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編纂的《俄藏黑水城文獻》，自1996年開始出版以來，逐步公布了全部俄藏漢文材料和部分西夏文世俗材料，對整個西夏學的推動具有重大的意義。而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4年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獻》。寧夏社會科學院和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年出版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以及寧夏大學等部門編纂的《中國藏西夏文獻》則完成了其他主要的藏品。而即將由西北第二民族學院、法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則是在上述材料公布以後流失海外的最主要的西夏文藏品。自茲以往，已經發現的西夏文文獻大多即已發表，西夏學的研究隨著新材料的刊布，必將出現一個鼎新的局面。
法國、敦煌研究院的西夏文藏品是同宗同源的，法國藏品同俄國藏品也有部分的聯繫。法國藏品對於敦煌西夏文文獻相互的證明、參考作用是其他館藏無法替代的。所以法國藏西夏文文獻的整理出版，首要的意義是把莫高窟北區的西夏文文獻收集完整了，形成科學研究的完整的材料基礎。
注釋：
伯希和購買西夏文《華嚴經》Chinois10065。伯希和1938年購買西夏文《華嚴經》，其材料當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為同一來源。
《俄藏敦煌文獻》第五冊彩色圖版中集中刊登了混淆進入敦煌"Дx"序列的黑水城或者北宋的文獻。又見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參見地理學會檔案。轉引自《俄藏黑水城文獻》克恰諾夫《序言》，第12頁。
有關研究成果見王靜如著：《西夏研究》第一輯至第三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至十三。1933年，北平。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自1996年12月開始出版，至今已經出版漢文部分全部1～6冊，西夏文世俗部分7～11冊，並將繼續完成西夏文世俗部分其他分冊和西夏文佛教文獻部分。
《英藏黑水城文獻》，英國國家圖書館、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已經出版1～4卷。
【參考文獻】
[1] 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M]。（耿升、唐健賓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
[2] 榮新江．藏經洞封閉原因[A]。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輯[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3] 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險記[M]。（耿升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
[4] 沙武田．俄藏敦煌藝術品與莫高窟北區洞窟關係蠡測[J]。敦煌學輯刊，2004，（2）。
[5] 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藝術品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7]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 西田龍雄．西夏語の研究Ⅰ，Ⅱ[M]。東京：座石室刊行會，1964～1966年．
[9]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Ⅲ[M]。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7年．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