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湃客：陳秋心
一．老弄堂的“好時光”
2016年，我和老公（那會兒還是男朋友）跨城戀愛，每個月我從北京坐五個多小時的高鐵去上海看他。那時他收入還不錯，租了閘北的一套單身公寓——位於一棟沒有電梯的舊樓頂層，藏在迷宮一樣的巷弄深處，唯一的好處是離地鐵不遠。
在這個片區租房的人極容易被識別出來，每天早晨，垃圾車從樓下叮鈴鈴經過，小販在牆邊鋪開路邊攤、擺上紅紅綠綠的瓜果蔬菜，穿著睡衣拄著拐杖的本地阿姨大爺們三三兩兩聚過來，綿密的上海話一下子灌滿了巷弄，年輕的租客們從他們中間走過會被齊刷刷注視，仿佛臉上刻了字。這種注視長盛不衰，日複一日使人羞赧心慌，所以必須低著頭見縫插針地繞行，穿過一道道鐵門，繞過一個個彎，像條銀魚一樣左拐右鑽、三縱兩縱，望見主路上的711便利店和85度C才能大大松一口氣。
巷子深處的生活也並不敞亮——陽光被過於擁擠的建築從各個角度切割，照到天井和窗台邊兒上就剩下氣息奄奄的幾縷，夏季多雨潮濕，全樓上下沒有一件晾曬的衣物能暢快地乾透。住得太近了隔音也不好，鄰居家的阿姨下午四點在廚房切菜的時候，打開窗戶就能和對面樓的阿姨隔空聊天，我聽不懂半個字，只知道她們聲情並茂、高揚低走，對所談論的事務充滿關切。
即便如此，此處的生活在我看來仍然近乎奢侈——畢竟在上海的市區，兩個人能享用40平米的太空，享受全套臥室廚房衛生間，甚至還有個方方正正的小客廳。雖然屋裡常年陰暗潮濕，但收拾利落了也能十分愜意。我和老公研製新菜、喝茶下棋，把電腦接在房東留下的大液晶電視上看劇，傍晚走兩個街口去上海大學的塑膠操場上跑步——夜晚小小的操場人頭攢動卻都不是學生，全是附近老居民樓裡蝸居著的不想輸給生活的人們。
可“好日子”沒過多久，老公就從原部門辭職了，他想做自己的事業。但對於一個沒有固定收入來源的人，一個月將近5000的房租難免令人心慌，於是我們經歷了第一次“消費降級”：我回了北京，他在自如上找了一間松江大學城附近的合租單間，房間十幾平米，每個月1800，“出門全是樹，去大超市要計程車。”——他這個房間我從來沒去過，因為我一直在慫恿他離開上海，到北京來和我一起住。我想得很美好：兩個人這樣能在一起，房租還省掉將近一半。
對於換城市生活這件事老公一直很猶豫——他在北京求學六年，但打心眼兒裡不喜歡這座城市，可既然已經辭職，他似乎別無選擇。後來事實證明他的抗拒是有道理的——在上海的日子，我們至少還能保全基本的居住尊嚴，但到了北京，一切就很難說了。
二．西四環上的回遷房
我在北京租的房子位於西四環邊上——那個小區共有12棟樓，其中1至10號樓是建案，11和12號樓是回遷房，我便落腳在其中之一。
回遷樓和建案有著相似的粉橙色外牆，從外面看起來渾然一體，但後來我才發現門道：兩種樓房中間用一道鐵柵欄分開，商品樓有自己的綠地花園，而11號樓和12號樓被單獨圈在一處，公共太空只是兩棟樓之間的一片光禿禿的小院子。
從我房間的視窗向外望，偶爾能看到柵欄兩邊的兩種生活：氣象好時，清晨時分建案的花園裡有家庭英文老師帶著幾個幼童遊玩，在草地上鋪開毯子歡快地唱英文歌、跳舞，而這廂回遷樓的大爺大媽們也會魚貫而出，拎著收音機牽著狗在小院子裡遛彎兒，或是把腳擱在那道分隔柵欄上壓腿——柵欄縫隙裡偶有建案花園漏出來的花枝，大爺們愜愜然也能蹭得一臉綠意。他們從未有什麽不滿神色——畢竟本小區就算是回遷樓、將近20年的二手房，至少也要8萬多一平了呢。
也許正因如此，我那間16平米的小房間才這麽金貴——打隔斷隔成的四室中的一間，每個月房租加服務費近3000元，佔我當時月收入的一半。
剛剛落腳在這裡時我心情舒暢，相信“房子是租來的但生活不是”，把小小的太空打理得盡量舒適美觀。其實快20年的老回遷房已經從內部開始朽壞，每一個關節都在響，每一寸牆皮都在松動，可我選擇視而不見。但老公來了之後，自欺欺人就有點困難——房間太小了，桌子趴不下兩個人，上廁所總要排隊，每天早晨上班時間走廊裡腳步聲亂、摔門聲響，像千軍萬馬奔過。
對我來說，合租最大的隱患就是聲音——出租房都靠隔斷將套房變成盡可能多可供出租的單間，但隔斷並不是真正的牆，它不能隔音，只能提供一個關於“家”和私有太空的虛幻想象。如果蝸居裡的人一舉一動都可能被鄰居聽見，也就無所謂隱私或者尊嚴。
比如我的女教師鄰居，她光鮮亮麗地出門，發到處旅遊的朋友圈，買各種營養品和化妝品，卻把所有的狼狽都摔在我和她房間之間的那面隔斷牆上——那面牆經常咚咚地響，聲音的質感有別，所以我知道有時是椅子、衣架、書本，有時是一整具人類肉體——那是她和她12歲女兒的生活日常。
另外一些時候，我被迫聽她講在線課——她給初高中的學生補生物和化學按小時收費，給自己親戚的孩子補課則不好意思要錢。我往往從語氣就能判斷她在給誰上課——對收費的學生她耐心溫柔、彬彬有禮，課程結束時甚至會有點“低聲下氣”地請學生給自己打個好評；但給親戚的孩子上課時，儘管她盡量壓抑，但那些不耐、嫌棄和恨鐵不成鋼，常常讓她的語調充滿情緒的毒素——這常常讓一牆之隔的我也無來由地煩躁，不禁打心眼兒裡慶幸自己不是她攝影頭前那個灰頭土臉、手足無措卻又“不開竅”的孩子。
你鄰居對你的了解比你想象得多——這恐怕是令都市租房族細思極恐的事。而我在女鄰居面前也沒有尊嚴：我最怕她在我一個人大哭的時候敲門，最怕她笑盈盈地問起我私下給朋友打電話時說的某件事情。但不僅是她，這棟20年的老樓，全身的每一個零件都像是聲音傳導的媒介，各種各樣的聲音沿著管道、鋼筋、牆體遊走，我的“故事”可能早已被某層某個陌生人零零星星地知曉——就像我也經常驚悚地聽見那冬天從來不熱的暖氣片裡有人在聊天，經常在睡夢中用耳朵見證樓上不知哪家的嬰兒咿呀學語、慢慢長大。
沒有頑強的適應力，一個人也許真會被那些老年人的電視新聞、小孩的奔跑嬉戲、中年夫妻的相互咆哮和單身人士的深夜“不插電KTV”折磨到發瘋。回遷樓裡的某些租客，因為一直沒能適應，又完全不知道該找上下左右哪家討說法，就日複一日地在電梯口貼告示，起初措辭還算客氣，但隨著被物業一次次撕去就越來越猙獰，一句話後面跟七八個感歎號。
所以我們為什麽不能住安靜一點的房子？為什麽不能活得更有尊嚴一點？ 我不服。在老公來北京一個月之後，我又開始刷手機找房子了。
我搬走後，2017年1月自如釋放了我原來的房間，圖中左側窗簾包著的遮光布還是我原來裝的。現在同一小區同樣面積的房子3500都租不到了。
三．“漂”出中關村
我上班的地方在中關村一帶，這個大清王朝用來埋死去太監的地方，如今是北京房租均價最令人怎舌的地區之一。2016年年底，為了把生活品質稍微提高一點點，我和老公咬咬牙將房租預期從3000提高到了4000，想在離我部門更近一點的地方找個起碼不小於15平米的單間。自如的管家聞言笑而不語，只是在接下來的兩周內帶我們看了毗鄰中關村的幾個小區，讓我們好好面對現實。
房子看得越多，我的預期就降得越低，甚至漸漸迷失了要“提高生活品質”的初衷，把小本子上對面積、合租間數、交通條件的要求一一劃去，只求能離部門更近一些。最後頭昏腦漲的我定下了一間12.9平米、月租3300的合租單間，住進去之後左思右想總覺得哪裡不對——我根本都忘了自己為什麽要換房，花了半個月時間“更新”的房間比原來的還小3平米、租金卻貴了400元，之前的房間因為第二年租約沒到期就搬走，我還賠了自如一千多元的違約金。
至此我終於意識到不管在哪裡有一個自己的家是多麽重要。2017年年中，我和老公領證結婚並火速在離老家不遠的無錫市買了套兩居室，每個月還貸近5000元，加上北京的房租，日子一下子緊張起來。
12.9平米的房間，燈泡是我們自己換的，唯一的一張桌子經常被老公霸佔，我只能在床上看書。不過就算這樣，我還是盡量讓生活顯得美好。
那時老公的事業沒有起色，我仍被困在月入不到一萬的過渡性工作崗位上，每個月掙的錢大都砸進了房子，連叫一頓外賣手都會抖。我覺得這不合理——人怎麽能把日子過成這副德性？於是就用不太靈光的腦瓜子又打起了算盤：假如我們把無錫的房子出租，每個月可以收租3000（沒錯，無錫的兩居室出租的租金還不夠在中關村租個十幾平的單間），我們在北京再換一個更便宜的房子，這樣兩兩相抵，每個月差不多就只要還房貸就好了——情況好的話，說不定無錫的收租還能剩下百八十的，減緩一點房貸壓力。
但這樣一來就意味著必須放棄中關村，當時的我認為別無選擇，老公卻有些猶豫，我便趁他在無錫處理交房後續事宜暫時回不來，一腔熱血地又去找房子了。
在自如上翻了一會兒，我的心又一截截涼了下去：如果仍想在四號線沿線生活，要把房租控制在3000以下，幾乎要把自己“發配”到角門西、西紅門甚至高米店，這樣我每天就要坐40多站地鐵往返，實在望而生畏。於是我第一次跳開自如，到一家同城網站上找房子去了——就掛出的價格來看，同樣地理位置，那些不知名小中介的房源竟然比自如便宜500-1000元。中介給了我一大堆備選房源，我答應過去看看。
四．玉泉山麓的“底層世界”
看房那天，一個黑胖的小夥騎電瓶車去接我，因為跟我同
姓，“姐”長“姐”短地叫著。聊到興起他得意地說：“你在同城網上打的那幾家中介的電話，其實都是我。我身上揣著五六個手機呢。”而我脊背一涼，有種不祥的預感，卻沒有繼續深想，當時覺得只要他能幫我找到好房子，玩點兒小手段又能如何。
他帶我去的是一個以前只聽過名字大型回遷小區——它坐落在一個神奇的地帶，我稱之為“玉泉山麓”。
“玉泉山”是個老北京提起只能會心一笑、不可細細言說的地方。如果在地圖上看，玉泉山周邊，即北京城的西北角是密集的綠色——圓明園、頤和園都擠在這一帶，中間還錯落著大大小小的公園，再往西就又是香山，綠意無窮無盡。雖然離中關村只有七八站路，但這裡莫名其妙就給人一種“遺落之境”的感覺，打城南、城東來的車鑽進這連片的綠色裡，開車的人都會覺得草木繁盛得近乎奢侈，總要嘖嘖讚歎北京竟還有這樣的地方。
一位老北京的哥曾經告訴我，這一帶原來都是村莊，傳說從90年代開始，一些做“不可描述”生意的人們都跑進了周邊這些村裡，慢慢聚集成遠近聞名的“灰色產業鏈”。後來村子一個個拆了，或種上樹變成公園，或蓋成大型的回遷小區，而直到今天這一片也沒有通地鐵，只有稀稀拉拉的幾趟公車進出。
“玉泉山麓”一帶沒有通地鐵，交通不便，但西郊線早已建成，這是還沒通車的時候。我常到這個無人的小站欣賞“和式”風景。2018年1月西郊線通車，這裡就不能隨便出入了。
“玉泉山麓”各小區出租房均價比中關村地區普遍低一個檔，以致於來到這裡租房的人們一開始都會覺得自己撿了漏，誤以為在這樣風景秀麗的地方生活還能降低居住成本，要到一段時間之後人們才能清楚這低價是怎麽來的——回遷的村民們一般到手的安置房都不止一套，他們會留一套自住，其它的也不太懂該如何處置。但基本在交房當天就會有中介爭相聯繫他們，讓他們把毛坯房委託給自己公司，剩下的裝修、招租、維修等等一概不用管，每個月只要安心收租就好——這其實就是典型的長租公寓模式，隻不過在“玉泉山麓”這樣一個相對偏僻的地方，還有一些小型中介公司在和自如這樣的大公司競爭，有的小公司為了搶房源，甚至租下小區一樓的住房設定為辦公室，整天嚴陣以待。
小中介公司相對大公司的競爭力只能體現在價格更低，因此他們必須嚴格控制成本，裝修更快更草、打隔斷更狠，五六平米就能隔出一個單間——沒有窗戶、不能裝冷氣機，只能勉強放下一張床而已。但這樣一個黑黝黝的“洞穴”，房租可以降到500-800元——自如上不可能有，也給那些收入較低的人群提供了棲身的可能。胖小夥告訴我，來“玉泉山麓”的，大部分是住不起中關村的上班族，月承租能力3000封頂，所以他手裡的房子沒有四戶合租以下的，“面積搞那麽大租金高了誰要啊？”
然而諷刺的是，“玉泉山麓”的小區們外形通常很漂亮，特別是中介帶我看的這個——雖說是回遷房，但樓棟蓋得出人意料地富麗堂皇，看上去竟有點像考究的聯排別墅。因為是新近落成，一切都是新的、鮮豔的、潔淨有序的，又因為四周幾乎全是公園，空氣也極其清新，藍天碧樹、黃瓦紅牆，讓人情不自禁地歡喜。我初來乍到不懂行，只是轉了幾棟樓，眼裡就再也容不下別的房子了，火急火燎地簽了一個15平米的單間，月租只要1900元，我歡喜雀躍——這麽算無錫的房子出租還有一千左右富余，相當於北京租房沒花錢，房貸壓力也減輕了。
在簽約的同時，我火速在自如app上轉出了之前的房子，因為害怕一時難以脫手，很用心地寫了推薦語，可沒想到帖子剛放出去五分鐘，電話就被打爆了。
我沒有意識到那是北京最恐怖的“黑七月”，大量高校畢業生在尋找人生第一個落腳地，而中關村地區的房源炙手可熱，幾乎到了放出一個就被秒搶的地步。那幾天自如負責中關村片區的管家拉了兩個搶房群，裡面的小年輕們整天啥事也不乾就抱著手機刷房源，而我放出的那個12.9平米的小單間據說引得兩個群炸了鍋。
“這當口，你竟然放出了中關村唯一一套3500以下的房源……”管家嘖嘖感歎。而蜂擁而來的電話讓我的手機開始發燙。有個男生告訴我他在蘇州街地鐵口正往房子那裡走，二十分鐘就到，讓我一定要等他；另一個男生則直接告訴我他已經在樓下並要求立刻看房。被催得暈頭轉向的我，懵懂著把房子轉給了跑得最快的那對小情侶，同時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心虛中我打電話給老公希望獲得一些支持，他卻說我做事太急，當心有坑。可我仔細想了想——除了80平米的房子被隔成5間出租這件事有點令人毛骨悚然之外，其它並沒有什麽明顯的不好，而且我們住的房間面積僅次於主臥，有向南的大玻璃窗也有冷氣機，怎麽也不會像“小黑屋”裡人一樣受苦。
後來的事實證明，身在帝都還想打精細算盤，我還是太天真：入住第一天，我就被更“精細”的舍友們嚇出一身冷汗。
接著我發現這“遺落之境”的詭異：路線空曠不見人流、駛向中關村的公車稀稀拉拉，三四十分鐘才來一輛——但每一輛裡都如沙丁魚罐頭一樣塞滿黑壓壓的腦袋。你不知道這些人都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但你肯定了一件事——原來自己沒有撿什麽漏的運氣，另辟的“蹊徑”早已有千萬人踏過。
更要命的是，我因為等不來公交或者擠不上不去車，幾乎每天都計程車，來回三四十元——我靠降低生活品質省下的錢基本全折在這裡了。
接下來，粗陋裝修的房子的缺陷一點點顯露出來：有些生活必需品根本沒有配備，例如冰箱、網線和窗簾；而剩下的電器大部分是從舊家電市場拉來的二手貨，在兩個月內一件件壞掉，中介讓我們自己想辦法。這些都不算什麽——最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因為裝修潦草，浴室的水滲進了主臥，中介被怒火中燒的主臥租戶抓來補防水層，竟然在炎熱的氣象裡要求所有人三天不能洗澡等地面晾乾……
因為這些匪夷所思的事，我一次又一次和中介理論，要求他們履行合約規定的義務——可自從交了押金之後，帶我看房那個黑胖小夥已經不再叫“姐”了，他換了一張臉，聲音冰冷不耐，說美女我很忙，還有三個客戶等著，沒事別老打電話。我驚惶憂憤，覺得遇上了流氓，實在耗不起，只好自己掏錢一一擺平，一位師兄聽說了我的慘狀，在京東上給我買了一台洗衣機。
老公自無錫返京時，我在新小區門口迎接他，指給他看西天的彩霞和玉泉山的剪影以掩蓋自己的心虛。老公笑笑沒說話。從那以後他果然與我一起陷入了泥潭：每天不是在掰扯水電費就是被有潔癖的舍友抓出去擦灶台、撿頭髮，或者被樓下的“原住民”大罵“走路太響，小心我舉報你們！”
每天都熱衷於玩“找頭髮”遊戲的舍友和被逼得廚房門要頭戴浴帽、腳踩保鮮袋的老公。
在深深的自責中，我體味到生活竟然還有這樣玩弄一個人的方式：它把你誘進一個美好的陷阱，然後才開始用小刀片你的肉。那段時間我精神不佳，經常失眠，合租群有一點響動就心驚肉跳，每次和中介、舍友發生齟齬之後就陷入沮喪，甚至在小區外散步我都覺得胸中刺痛——僅僅一牆之隔，門內是幽暗擁擠的蟻穴和潰爛的自尊，可門外面的風物卻清秀可愛、顏色正好，讓我每天回家都經歷一次心理落差。
我想念中關村，我想回去，我甚至開始打探接手了我上一個房間的小夫妻有沒有換房的意願，後來還真等到原來房子有人搬走——可那個窗子裡能看到西山和博雅塔的小區，租金已經漲到了不可承受的地步。老公勸我忍一忍，畢竟沉沒成本已經這麽高，再搬家還會損失一筆違約金，不如熬過合約這一年我們就換好房子。只是他不能預料，就算是如此卑微的願望也很難實現。
五．無家可歸
2017年夏天開始，我陷入了長時間的沮喪，直到影響正常生活。後來在安貞醫院我被診斷為“抑鬱狀態”。之前送我洗衣機的師兄曾是病友，認為我的“病根”就在於住的不順心。他約我吃飯，勸我和老公“咬咬牙”去整租個一居室，停止這種精神的“凌遲”，哪怕之後節衣縮食也比現在好。可我計算了一下帝都生活的必要開支——一居室公寓月租均價在7000往上，我還是沒有那個膽量。
我從七月抑鬱到了九月，經常要在朋友圈給自己打氣。
幾個月後的一天，一張拆除隔斷、限期搬離的通知貼到了門上，中介急得跳腳，一會兒說是因為我們擾民被樓下的舉報了，一會兒又怪我們給社區排查的人開了門——總之責任全在租客。如今合約無法繼續履行，他們要扣除我們入住前交的全部押金。兩個“小黑屋”裡的舍友聞言，沒有任何掙扎，次日就默默收拾了行李走了；而主臥次臥不受隔斷影響，冷眼旁觀。我和老公徹底寒心，決定離開北京，但走之前一定要把這家黑中介告了。為此我們向消協投訴，向工商和房管局舉報，還收集了各方證據、寫了訴狀甚至去了法院，但最後還是因為無法耗費更多的時間成本而放棄。
2018年年初，我和老公迎來了租房人生中的“至暗時刻”——我們從中介手裡勉強要回了預付的兩個月房租，而四千元押金被他們扣留。合租房裡的隔斷牆被砸得稀巴爛，我們拖著大包小包的行李“流落街頭”。翻遍手機通訊錄，我們還是決定不再麻煩任何朋友，於是去一家小旅館住了兩晚之後回了無錫。
如今的我因為回校讀了博士又回到了北京，住進了學生宿舍，而在老公則留在無錫，住進我們自己的房子裡做起了線上教育。江南恬適愜意，過了大半年“正常人的日子”，他決意“這輩子打死也不再去北京”。
今天再回顧我和老公的租房歷史，我才明白什麽叫“歷史不能看‘合訂本’，否則會有驚悚的效果”——從2016年開始，我們每一次試圖改善居住環境的嘗試都只能讓生活陷入更深的泥沼，直到“流落街頭”。當然，造成這樣悲慘結局的因素除了環境之外，也有命運的巧合和我們自己的誤判，但我相信它不是個案——或許人們離開北京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相同的結局終不可避免，隻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如今我不會說“所有的經歷都是人生的饋贈”之類的鬼話（無論再給幾次重新選擇的機會我都選擇過有尊嚴的生活），也不想忽悠年輕人都回老家去，只是在2018年這個夏天，長租公寓終於“爆雷”，北京的租金終於上漲到了蟻族們忍耐的極限時，暫時不再被房租困擾的我有了種劫後餘生之感——在四次租房降級最終“流落街頭”之後，我和老公以分居兩地的代價，終於換來了暫時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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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邢潭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