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中國歷史上的大航海時代

中國海船

宋朝時，中國沿海地區生活著大量以販海為生的海商。我們現在無法統計宋朝海商的精確數目，但可以確定那是一個規模十分龐大的群體。紹興三十年（1160），南宋為加強海防，曾命令福建路安撫司招募水手，“漳、泉、福興積募到船三百六十隻，水手一萬四千人”，你看，僅福建的漳州、泉州、福州三郡，至少便有14000名水手。

福建路之外，兩浙、兩廣的港口，亦是舟楫雲集，先帆競發，宋人自己說，“販海之商，無非豪富之民，江、淮、閩、浙處處有之。” 從事海商行業之人，不僅有水手，也不僅是“豪富之民”，實際上，當時各個階層都有人加入到海舶隊伍。

官僚集團中有經營海舶者，他們“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佔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舶舟，招蕃賈，貿易寶貨” ，或者“以錢付綱首、商旅，過蕃買物” 。權貴、官僚、士大夫群體從事海舶業，肯定用不著親自經手，通常都是委派親信（乾人）出海，這叫“發舶舟”；或者以資本委託海商經營，類似於入股。

甚至，沿海地區的政府機構也參與海舶，如紹興年間，“泉、廣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載金錢” 。應該說，市舶司這麽做是違法的，因為宋王朝一直禁止政府機構與官員從事海舶，北宋初，宋太宗便下詔申明“食祿之家，不許與民爭利”，“自今宜令諸路轉運司指揮部內州縣，專切糾察，內外文武官僚敢遣親信於化外販鬻者，所在以姓名聞”。南宋時，孝宗皇帝又下詔重申禁令：“見任官以錢付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 。只是利之所在，禁之不止罷了。

民間的“豪富之民”當然也不會放過海舶厚利。他們是大海商，財大氣粗，自備有大海船，比如在福建路，“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典販牟利”。又如杭州鳳凰山一帶，是典範的富人區，“寄寓人多為江商海賈，穹桅巨舶，安行於煙濤渺莽之中，四方百貨，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業者眾矣”。大海商從事海舶業也有兩種方式：一是親自擔任綱首（船長），率領船隊出海；一是雇傭“職業經理人”帶領船隊，自己並不涉洋。

大海商之外，又有中小海商。他們是生活在沿海州縣的一般“海船戶”。海船戶有上、中、下戶之分，上戶為大海商；中下戶為中小海商，佔海船戶的大多數：“大抵海船之家，少中上戶，輕聲射利，僅活妻孥者皆是”；“平時海舟欲有所向，必先計物貨，選擇水手，修葺器具，經時閱月，略無不備，然後敢動”。

宋人所繪地圖

有些海船戶，因為缺乏足夠的本錢籌集貨物、雇請水手，販海乏力，但他們會將自己的小帆船租賃給其他海商，賺點“船腳糜費”。船主抽取“船腳糜費”的一般標準是：“各人物貨分作一十五分”，“綱首抽一分為船腳糜費”，即按所運貨物的1/15抽取運輸費。而需要向海船戶雇船的商人，通常也是小海商。

如果沒有財力購置海船，連雇船都有困難，是不是就無法當一名往海外淘金的海商呢？不是的。你還可以帶著自己的商貨或本錢，搭乘其他海商的海船出洋貿易，宋人稱這為“貼客”。宋代的遠洋海船很大，“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這些在大海船中隻佔尺許太空儲物的商人，就是“貼客”。

一艘宋朝海船上的水手、船員，其實也有著“小海商”的身份，而不僅僅是海船的雇員，因為按宋代水運慣例，商船可以不向水手、船工支付薪水，但允許他們無償使用20%的艙位搭載私貨，這叫“以艙代薪”。通過“以艙代薪”的機制，水手、船工可以借著航海的機會，做點販海的小生意。泉州曾出土一艘南宋沉船，從船上發現一批貨物木簽，其中一部分木簽分別寫著“吳興水記”、“丘碇水記”、“陳小工記”、“張什”、“張絆”、“安廚記”等字樣，研究者相信，“這些‘水’、‘碇’、‘絆’、‘什’、‘十’、‘工’、‘廚’等字，指的是從事不同工種的船員和水手，這些木簽是用以標明他們各自販運的貨物”。 

生活在海邊的鬥升小民，顯然不具販貨出海的財力、物力，但他們同樣有參與海舶的管道：“蓋因有海商，或是鄉人，或是知識，海上之民無不與之相熟。所謂‘帶泄者’，乃以錢附搭其船，轉相結托，以買番貨而歸，少或十貫，多或百貫，常獲數倍之貨。” 有點像時下頗為流行的“眾籌”。

開放的市舶制度、多樣的參與管道、誘人的商業利潤，吸引了大量宋朝子民加入販海的行列，連出家人都不甘寂寞，亦投身於海舶，出沒風波裡，比如北宋時杭州有僧人，法名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客至高麗，交譽之” 。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航海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