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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單車大敗局:資本神話破滅始末

《財經》記者 馬霖 | 文 余樂 | 編輯

武漢市洪山區幾棟排列齊整的高層居民樓旁,上萬輛共享單車混亂地堆放著,一座小小的中式涼亭被尷尬地淹沒在橙、黃、藍、灰的單車海洋中。

廈門同安區的景象更為“壯觀”:1萬多平方米的空地上,20萬輛共享單車堆積成了一座7米到10米高的小山。攝影師吳國勇難以忘記他用無人機在這裡拍下的景象:“它們給我一種很震撼的感覺,那是一種堆砌的狀態,本來完好的應該被小心愛護的物件,變成了海量的垃圾般的存在,這到底是怎麽了?”

從2018年初至今,獨立攝影師吳國勇先後前往全國28個城市,拍攝了45個共享單車墳場。在杭州下城區,他看到幾萬輛共享單車就堆放在一棟名為“創新中國產業園”的建築旁,與眼前這片“創新垃圾”形成了絕妙的諷刺。

經過野蠻的外力搬運,共享單車會碰撞掉電,產生故障,電子鎖會一直發出嗡嗡的蜂鳴聲。這種聲音在白天嘈雜的環境裡會若隱若現,如果環境比較安靜,則會像潮水般衝刷你的耳膜。吳國勇說“那聲音非常刺耳,像一種哭泣。”

僅僅兩年前,共享單車還是中國最耀眼的明星項目,投資人爭先恐後,一擲千金;一年前,共享單車仍位列中國“新四大發明”之一,單車公司們豪邁地宣布要進軍歐美,行遍全球。話音猶在耳畔,這個迅速崛起的行業便已經以更快的速度隕落。

(北京街頭,風雪中的一輛ofo小黃車。圖/視覺中國)

2017年至2018年初,悟空單車、酷騎單車、小藍單車等相繼倒閉,共享泡沫破滅,共享單車領域陷入倒閉潮。在過去一年裡,超過50家雷同模式的公司相繼死亡,行業第一摩拜單車在一場美團主導的收購中被短暫拯救,作為美團的負資產而存在;位居第二的ofo則沒那麽好運,因對市場規模、外部環境和自身能力的錯判,其企業生命已進入倒計時。整個共享單車行業幾乎全軍覆沒——大潮退去,所有人都在裸泳。

共享單車是這一輪共享經濟風口中飛得最高的,它的煙花散盡,象徵著共享經濟的神話破滅。曾幾何時,共享汽車、共享充電寶、共享雨傘、共享籃球等各種打著共享經濟旗號的創業項目層出不窮,其中不少都成為投資人追捧的對象。然而,在最初的熱鬧之後,大部分共享項目不是再無音訊,就是傳出“不退押金”、“跑路”的新聞。《財經》記者不久前詢問了多家投資機構,得到的答覆大多是“早已不看共享項目”。

創投圈信奉冒險,認為失敗的“燒錢”是難免的,慣於用資本催熟市場和行業內的第一和第二。但當共享大軍潰敗,摩拜和ofo等塔尖企業也難以自我證明,冷酷的現實撲面而來,創業者和投資方才意識到,盛行四年的所謂共享經濟,只是一場被誇大的互聯網經濟實驗。

如今,這場並不成功的試驗即將收場,這也意味著互聯網經濟不計後果、先做大規模、再考慮盈利的模式正遭遇困境,中國互聯網經濟已走入瓶頸期,行業亟待理性與創新。

偽共享,真租賃

許多共享經濟項目從始至終都沒有找到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離開資本“輸血”就無法生存,甚至還要挪用押金,直到最後資金鏈斷裂。這些項目從誕生的那天起幾乎就已注定今天的結局。

(2018年12月17日,北京中關村互聯網金融中心的ofo總部,前來退押金的人群已經從公司五層排到了大樓外。圖/視覺中國)

據共享經濟研究者、《共享經濟》一書作者羅賓·蔡斯(Robin Chase)對共享經濟的定義,成功的共享經濟有三個基本特徵,第一是產能過剩,即存在大量可被利用的閑置資源;第二是存在一個中介平台將閑置資源共享出來,同時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第三是存在參與者,即資源的提供方和使用方。

住宿預訂行業的Airbnb及計程車業的Uber符合上述特徵,它們被認為顛覆了各自行業的傳統經營模式,是共享經濟較為成功的代表,滴滴計程車這一中國版Uber在投資自營車隊之前也符合上述特徵。Airbnb不擁有任何房源,而是搭建平台,將擁有房源的房主與想要租房或短住的租客及旅行者連接起來。Uber和早期的滴滴也是用互聯網平台技術,以輕資產的方式將計程車、閑置的私家車與乘客連接。這一共享經濟最初的基本模式是輕資產的,平台無需投入房子、車輛或其他任何重資產,能夠最大化地發揮平台效應,以較低的運營成本撬動增長的業務量。

在中國,借共享經濟的熱度,共享單車等項目大量被複製。這些項目雖拓寬了共享經濟的外延,但它們本質上並非輕資產模式的共享經濟,而是重資產模式的租賃經濟,特點是重資產投入,高成本,低邊際效益,不具備互聯網平台典型的平台效應和網絡效應,需要不斷投資,複製已有市場,才可換取盈利空間,而在擴張中,一旦遭遇需求天花板或外力乾預,盈利可能性就會被遏製。

同時,這些雷同項目缺乏技術門檻,只要有資金,誰都可以投放,因此在這些領域更容易出現拚資金、拚價格的情況。它們也沒有盤活閑置資源,反而生產出大批新物品,若沒有相應的需求匹配,就會產生資源浪費。

以瘋狂的共享單車領域為例,共享單車公司花費大量資金製造單車,還要負擔隨之上漲的管理成本;重資產模式要求公司不斷擴張才有可能產生利潤,如果需求不確定,則成本上漲無法帶來相應的收入,引發現金流斷裂。這正是眾多共享單車項目的結局。

在共享泡沫被吹大的過程中,創業者和投資人犯了一個錯誤,他們忽視了真實商業環境的複雜性。ofo最初的試驗田是校園,試驗條件理想——在封閉的校園環境中,共享單車使用率高、損壞率低,但在複雜的城市環境裡,現實與理想差距巨大:首先,市民對共享單車的需求並不穩定,而資本助推下的惡性競爭造成了大量單車閑置;其次,共享單車的智能性不足,低技術含量的共享單車沒有解決單車管理難的問題。

崔傳剛曾在某投資過共享單車的創投基金工作,他回憶四年前共享單車風口形成時的情形:“當時大多數投資人都沒看清楚共享單車,是跟進去的。”“最後一公里”這個所謂的剛需也有投資人製造和吹大的成分。“後來大家鋪天蓋地地說‘最後一公里’,你會發現這個需求是資金堆起來的——有需求,但它不是一個必須的需求,有點製造出來的感覺。你會發現共享單車的使用率並不高。”

忽略城市對共享單車的實際需求和單車容量,摩拜、ofo等公司惡性競爭、超量投放,允許單車霸佔人行道,侵佔城市公共利益,直至政府監管的大規模介入。2017年9月起,北京市交通委勒令摩拜、ofo等單車公司停止投放共享單車——截至當時北京單車投放量為235 萬輛,但據估算北京的實際需求為110萬輛;武漢對共享單車的需求是58萬輛,但實際投放量超過100萬。

“公地悲劇”和“破窗效應”也在共享單車的使用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但共享單車公司卻沒有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是公用物品,所以少有人珍惜,如果發現某些車已經有損傷,人們還會更粗暴地對待那些車,這導致共享單車損壞得特別快,在某些三四線城市、縣城及郊區,共享單車甚至會被偷走,或隨意扔進河裡。“基於目前中國的國民素質狀況,共享單車的設計還是過於理想化。”一位城市交通業政策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

過量投放和亂停亂放侵害公共空間,引起了政府部門的注意。原本並不介意共享單車擴容的國家及各城市交通管理、市政管理部門開始介入,無限制投放被遏製,路面上已有的單車也遭到清理,依靠擴大規模做大業務量的共享單車公司被扼住了增長空間,這加速了它們的衰亡。

在共享單車的投放和管理中,出現了單車公司和城管部門的矛盾:單車公司認為完好的單車被突然清理到單車“墳場”,方式粗暴,城管部門認為共享單車影響市容市貌,加大了城市空間管理難度,也有很大怨氣。

吳國勇在拍攝共享單車的過程中與單車公司和城管部門打過多次交道,他認為,一些部門缺乏科學的城市管理手段,從一開始不設定門檻,鼓勵共享經濟、鼓勵單車投放,到後來強製性粗暴回收,變化過於隨意。他注意到,城管人員將單車清理至停放點後,會通知共享單車公司用贖金贖回單車,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一家公司願意這麽做,它們怕這會使得自己一投放單車,城管就收繳,形成灰色鏈條,而已經拉到堆放點的單車不少已經損壞,它們更不願意拉回去。

“共享單車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和政府監管,這兩個都是大難題。”共享領域住宿預訂平台小豬短租副總裁潘采夫對《財經》記者說。負責制定共享單車相關政策的交通部科學研究院副主任尹志芳亦表示,共享單車行業的良性發展需要建立在為共享單車開放路權的基礎上,中國的機動車亂停亂放問題還未解決,就對共享單車的秩序要求過高,未免苛求,政府的管理創新還未跟上新業態發展的需求。

目前交通部門和多個城市已對共享單車做了總量控制,不準擴容,一些路段也不允許共享單車進入。作為共享單車領域的微光,摩拜已將投放城市大幅收縮,擴張被抑製,盈利不確定性增加。

實體經濟受影響

相較於O2O等以往被創投圈吹大的互聯網泡沫,共享領域的不同在於,這是中國互聯網經濟泡沫首次牽連實體制造業,共享單車公司的衰亡導致眾多共享單車生產廠商賠得血本無歸。它們成了共享經濟資本狂歡背後最大的受害者。

在共享經濟“風口”吹起的過程中,資本的野蠻一面表露無遺。為了搶市場,各類項目拚命擴大規模,這一點在共享單車領域尤為明顯——2014年至2017年出現了近百個雷同模式的公司。為了爭奪市場份額,這些公司都不計成本地砸下大筆單車訂單。

天津王慶坨正是在這些訂單下催生出來的共享單車生產基地,這座僅有4萬人口的小鎮在共享單車發展的鼎盛時期,擁有整車企業160余家,零配件企業260多家,年生產各類自行車1500萬輛,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共享單車。那時,王慶坨經常以共享經濟受益者的身份出現在媒體的報導之中。

然而好景不長。單車的過量投放導致城市空間超負荷,供給大大超過需求,又因為對單車資源的管理不善,單車被盜及被野蠻拖走,在重資產投資的拖累下,大部分公司要麽消亡,要麽艱難維持。隨著共享單車公司的大批死亡,2018年成為了王慶坨的衰敗之年。

“在王慶坨做共享單車的廠子裡,沒有一家賺了錢的。”一位曾為多家共享單車供應零件和整車的王慶坨老闆對《財經》記者說,“共享單車公司倒閉了,訂的車不拉走,還壓了很多零件,這些零件我們只能當廢品賣,所以也虧光了。”

供貨巔峰時期,這位單車廠商曾向六七家共享單車公司供應單車和零組件,而它只是王慶坨幾百個共享單車生產商中的一員。共享單車公司相繼倒閉,生產共享單車的廠商失去訂單,拿不回欠款,貨品堆積壓倉,生產陷於停頓,大部分已經生產的單車和零件都是專用顏色或型號,無法二次利用,只能按廢品處理,虧損難以挽回。

廠商們辭退員工,另尋出路。上述老闆的職業身份在幾個月間已經多次轉換——從賣共享單車,到後來賣少數單車拆卸後可用的零件,如今已經改行做起了化妝品微商,與共享單車再無瓜葛。

同樣位於天津的自行車廠商,如ofo的大型供貨商飛鴿、富士達、雷克斯等,也遭受到巨大衝擊。由於ofo采取賒账形式採購單車,將風險轉嫁給供應商,在其資金鏈出現問題後,ofo對這些單車公司的欠款均達上億元,對物流方和城市運維方也欠下巨額款項。

王慶坨見證了共享單車泡沫是如何被吹大,又如何破碎。單車廠商們對共享單車的感情,從喜愛到恨,不過短短四年。“王慶坨很倒霉,”上述老闆說,“現在王慶坨人對共享單車超級反感。”

目前,王慶坨鎮在試圖走出共享單車帶來的癲狂和恐慌,單車廠商正努力恢復被打亂的生產線和供應鏈,重新投入普通代步車、山地車、兒童車等的生產,少數廠家選擇與一些地方政府和景區合作,配合它們在封閉環境內試驗共享單車的可能性。

今年8月吳國勇去王慶坨,看到那裡的共享單車“墳場”已經長滿了草。“這裡面的教訓太深刻了。破產的、勉強撐著的,很多人在裡面折戟沉沙,很多資本歸零,它就是我們當下的一種醉生夢死的盛世狂歡,資本的狂歡。”

資本不能再任性

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是,在《財經》記者的採訪過程中,很多創投人士都表示,“共享經濟已進入寒冬”,認為追談這一話題既不合時宜也毫無意義,他們對時下最時髦的領域更感興趣。這些投資者沒有思考的問題是,創業不僅僅是商業發展,也是社會實驗,對社會環境會產生影響,因共享單車的大乾快上,社會也跟著承擔了資本試錯的成本。

“投資圈存在一種不健康的氛圍,他們不考慮一件事情最終會產生什麽影響,隻考慮擊鼓傳花,把自己參與投資的項目成功推到下一輪投資裡。”崔傳剛說。資本催熟下的互聯網創業模式,其缺陷是容易盲目,將創業和投資變為“喊口號”、“造詞匯”,甚至將一個概念吹大至與它的實際潛力不匹配的“風口”,以抬高項目估值。

在共享單車領域,“口號”和“風口”並未帶來預期的市場和盈利,公司和投資方都沒有意識到這門生意到達天花板的速度有多快,更沒有做到預估風險和及時止損,導致供應鏈跟著受損,被無序霸佔的城市公共空間也需要清理,大量消費者被拖欠押金,造成了巨大的自然資源、資本資源和人力資源浪費。

如果說社會對共享單車還是有需求的,只是需求被放大了,那麽許多跟風應運而生的“共享”項目根本就沒有相應的需求。這些項目所共享的物品不是低價值、低使用頻率物品,就是小眾物品,沒有形成規模的可能。然而,在“風口理論”的支持下,很多這樣的項目也拿到了融資,生產出了產品,鋪開了網絡,然後很快就悄無聲息。這對資本和社會資源來說是巨大的浪費。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共享寒冬的到來凸顯了互聯網創業圈創新乏善可陳,一位創投人士表示,在眾多共享項目興起的幾年中,“投資人手裡有錢,但是他們真的不知道投資什麽,又實在找不到概念,只能投資共享項目,你會發現所有一線基金都去投了。”

這場寒冬也表明互聯網經濟已經進入成熟期和瓶頸期,互聯網創業亟待回歸企業經營的本質。許多互聯網創業項目言必曰數據,聲稱資本可以教育市場、培育用戶,數據挖掘也是合理的商業模式,卻忽略了產品本身的應用場景是否扎實、數據是否有落地場景及能否盈利。朗盛投資消費投資人馮珍珍對《財經》記者說,一個創業項目首先得有基礎的變現能力,即使是燒錢攻城略地,也應該在快速擴張之前衡量到底多大體量的資金能燒出多真實的壁壘。深圳微總部創新產業聯盟副主席呂林林表示,很多創業者和投資人認為,只要能把項目做到上市,賺股民的錢,即使前期不賺錢,砸錢也值,這種向二級市場轉移風險的想法給風投的燒錢行為更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IBIS Capital投資人馮志良認為中國的創業圈應投入更多精力在創新上,投資方也應提高門檻,用更成熟的態度看待風險投資。“在美國,大家願意把自己的產品做得更好。”他說,但在中國,會出現幾十,甚至上百、上千家公司做同質化的東西,靠資本催熟,這是比較瘋狂的行為。同時,在同樣創業氛圍濃厚的美國,較少出現大量創投基金投資多個雷同項目的情況。“美國投資人會看一個領域有沒有進入門檻,會看很多問題,投資態度更長遠。”他對《財經》記者說,“如果一個項目只是因為幸運拿到一千萬,而別人沒拿到,錢成為最大的優勢,那創業就變成了錢的遊戲。”

共享經濟在中國的敗退,已迫使創投圈和二級市場警惕資本對創業項目的揠苗助長。一位前摩拜投資方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即使佔據了共享單車業的第一位置,對摩拜的投資也絕不是成功的。遠望資本創始合夥人田鴻飛認為,儘管在逐輪擊鼓傳花的投資過程中,除項目倒閉前的接盤者之外,大多數投資人沒有虧損,但他們只是收回了成本或翻一倍的錢,對風險投資來說亦不算成功。“就好比進賭場,隻贏了10塊錢,風險和回報不成比例。”他說。

二級市場投資人、展巨集資產管理創始人周展巨集認為,基於目前一級市場的狀況,以及互聯網新經濟公司上市後的不佳表現,二級市場對一級市場的估值方式已產生疑慮,一級市場的非理性投資也在降溫。

共享單車等重資產共享模式已入寒冬。但潘采夫認為,若一些創業項目回歸共享經濟的本源,用平台串起閑置資產和參與方,將更多精力放在如何比傳統模式、比行業現有狀況更精確地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投入於智能化和數據處理,共享經濟依然空間廣闊。

(本刊實習生鄭慧對此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刊於2018年12月24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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