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畢業，回想自己的學生生涯，也許這就是我們一生中的“黃金時代”。
提到大師們做學生時的故事，也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網傳的胡適“打牌日記”，或是季羨林回憶清華園時候真性情的吐槽與牢騷……
今天選了幾篇大師追憶上學往事的文章，看看除此“學渣”時刻之外，大師們真實的學生生涯和他們對學府的感情。
不知道是否也喚起了你關於學生時代的記憶。
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學生生活
胡適
我在1910年進康乃爾大學時，原是學農科的。但是在康大附設的紐約州立農學院學了三個學期之後，我做了重大犧牲，決定轉入該校的文理學院，改習文科。後來我在國內向青年學生講演時便時常提到我改行的原因，並特別提及“果樹學”（Pomology）那門課。這門課是專門研究果樹的培育方法。這在當時的紐約州簡直便是一門專門培育蘋果樹的課程。在我們課堂上學習之外，每周還有實習，就是這個“實習”，最後使我決定改行的。
在我的講演集裡，有幾處我都提到這個小故事。其經過大致是這樣的：
實習時，每個學生大致分得三十個或三十五個蘋果。每個學生要根據一本培育學指南上所列舉的項目，把這三十來個蘋果加以分類。例如莖的長短，果臍的大小，果上棱角和圓形的特徵，果皮的顏色，和切開後所測出的果肉的韌度和酸甜的嘗試、肥瘦的記錄……這叫作蘋果分類，而這種分類也實在很籠統。我們這些對蘋果初無認識的外國學生，分起來甚為頭痛！
但是這種分類，美國學生做來，實在太容易了。他們對各種蘋果早已胸有成竹；按表分類，他們一望而知。他們也毋需把蘋果切開，嘗其滋味。他們只要翻開索引或指南表格，得心應手地把三十幾個蘋果的學名一一填進去，大約花了二三十分鐘的時間，實驗便做完了。然後揀了幾個蘋果，塞入大衣口袋，便離開實驗室揚長而去。可是我們三兩位中國同學可苦了。我們留在實驗室內，各盡所能去按表填果，結果還是錯誤百出，成績甚差。
在這些實驗之後，我開始反躬自省：我勉力學農，是否已鑄成大錯呢？我對這些課程基本上是沒有興趣；而我早年所學，對這些課程也派不到絲毫用場；它與我自信有天分有興趣的各方面，也背道而馳。這門果樹學的課——尤其是這個實驗——幫助我決定如何面對這個實際問題。
我那時很年輕，記憶力又好。考試前夕，努力學習，我對這些蘋果還是可以勉強分類和應付考試的；但是我深知考試之後，不出三兩天——至多一周，我會把那些當時有四百多種蘋果的分類，還是要忘記得一乾二淨。我們中國，實際也沒有這麽多種蘋果，所以我認為學農實在是違背了我個人的興趣。勉強去學，對我說來實在是浪費，甚至愚蠢。因此我後來在公開講演中，便時時告誡青年，勸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學習前途的選擇，千萬不要以社會時尚或社會國家之需要為標準。他們應該以他們自己的興趣和稟賦，作為選科的標準才是正確的。
除此之外，當然還有使我轉入文理學院去學習哲學、文學、政治和經濟的其他諸種因素。其他基本的因素之一便是我對哲學、中國哲學和研究史學的興趣。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著作，及比較近代的宋明諸儒的論述，我在幼年時，差不多都已讀過。我對這些學科的基本興趣，也就是我個人的文化背景。
當我在農學院就讀的時期，我的考試成績，還不算壞。那時校中的規定，只要我能在規定的十八小時必修科的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我還可隨興趣去選修兩小時額外的課程。這是當時康乃爾大學的規定。這一規定，我後來也把它介紹給中國教育界，特別是北京大學。在中國我實在是這一制度最早的倡導人之一。
利用這兩三個小時選修的機會，我便在文學院選了一門客雷敦教授所開的“哲學史”。客君不長於口才，但他對教學的認真，以及他在思想史裡對各時代、各家各派的客觀研究，給我一個極深的印象。他這一教導，使我對研究哲學——尤其是中國哲學——的興趣，為之復甦！
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打倒滿清，建立民國。中國當時既然是亞洲唯一的一個共和國，美國各地的社區和人民對這一新興的中國政府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校園內外對這一問題的演講者都有極大的需要。在當時的中國學生中，擅於口才而頗受歡迎的講演者是一位工學院四年級的蔡吉慶。蔡君為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留美之前並曾在其母校教授英語。他是位極其成熟的人，一位精彩的英語演說家。但是當時邀請者太多，蔡君應接不暇，加以工學院課程太重，他抽不出空，所以有時只好謝絕邀請。可是他還是在中國同學中物色代替人，他居然認為我是個可造之材，可以對中國問題，做公開講演。
有一天蔡君來找我。他說他在中國同學會中聽過我幾次講演，甚為欣賞；他也知道我略諳中國古典文史。他要我越俎代庖，去替他應付幾個不太困難的講演會，向美國聽眾講解中國革命和共和政府。在十分躊躇之後，我也接受了幾個約會，並做了極大的準備工作。這幾次講演，對我真是極好的訓練。蔡君此約，也替我職業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方向，使我成為一個英語演說家。同時由於公開講演的興趣，我對過去幾十年促成中國革命的背景，和革命領袖人物的生平，也認真地研究了一番。
這個對政治史所發生的興趣，便是促使我改行的第二個因素！
還有第三個促使我改行的原因，那就是我對文學的興趣。我在古典文學方面的興趣，倒相當過得去。縱是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的散文和詩詞習作，都還差強人意。當我在康乃爾農學院（亦即紐約州立農學院）就讀一年級的時候，英文是一門必修科，每周上課五小時，課程十分繁重，此外我們還要選修兩門外國語——德文和法文。這些必修科使我對英國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不但要閱讀古典著作，還有文學習作和會話。學習德文、法文也使我發掘了德國和法國的文學。我現在雖然已不會說德語或法語，但是那時我對法文和德文都有相當過得去的閱讀能力。教我法文的便是我的好友和老師康福教授，他也是我們中國學生聖經班的主持人。
我那兩年的德語訓練，也使我對歌德（Goethe）、雪萊（Schiller）、海涅（Heine）和萊辛（Lessing）諸大家的詩歌亦稍有涉獵。因而我對文學的興趣——尤其是對英國文學的興趣，使我繼續選讀必修科以外的文學課程。所以當我自農學院轉入文學院，我已具備了足夠的學分（有二十個英國文學的學分），來完成一個學系的“學科程式”。
康乃爾文學院當時的規定，每個學生必須完成至少一個“學科程式”才能畢業。可是當我畢業時，我已完成了三個“程式”：哲學和心理學，英國文學，政治和經濟學。三個程式在三個不同的學術範圍之內。所以那時我實在不能說，哪一門才是我的主科。但是我對英、法、德三國文學興趣的成長，也就引起我對中國文學興趣之複振。這也是促成我從農科改向文科的第三個基本原因。
我既然在大學結業時修畢在三個不同部門裡的三個不同的“程式”，這一事實也說明我在以後歲月裡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生命。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麽專家。今天我幾乎是六十六歲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但是我也從來沒有認為這是一件憾事！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不論別的，單說求學。我到英國是為要從盧梭。盧梭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夠，還做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漂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一為他在戰時主張和平，二為他離婚，盧梭叫康橋給除名了，他原來是
TrinityCollege的fellow，這一來他的fellowship也給取消了。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下，夫妻兩人賣文章過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從學的始願。
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裡混了半年，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oldsworthyLowesDickinson——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orm John Chinaman）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兩本小冊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著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裡吃茶，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家裡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是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裡說好了，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佔著了。
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裡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著，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鋪子。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單獨”是一個耐尋味的現象。我有時想它是任何發見的第一個條件。你要發見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與他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你自己的真，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一個地方（地方一樣有靈性），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我們這一輩子，認真說，能認識幾個人？能認識幾個地方？我們都是太匆忙，太沒有單獨的機會。說實話，我連我的本鄉都沒有什麽了解。康橋我要算是有相當交情的，再次許只有新認識的翡冷翠了。啊，那些清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疑似的在康橋！絕對的單獨。
但一個人要寫他最心愛的對象，不論是人是地，是多麽使他為難的一個工作？你怕，你怕描壞了它，你怕說過分了惱了它，你怕說太謹慎了辜負了它。我現在想寫康僑，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我不曾寫，我就知道這回是寫不好的——況且又是臨時逼出來的事情。但我卻不能不寫，上期預告已經出去了。我想勉強分兩節寫：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學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極簡的寫些，等以後有興會時再補。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字是葛蘭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Cam）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遊是有名的拜倫潭——“Byron'sPool”——當年拜倫常在那裡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騫斯德，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
這是上遊；下遊是從騫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鍾聲，聽河畔倦牛芻草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
但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權，著名的“Backs”這兩岸是幾個最蜚聲的學院的建築。從上面下來是Pembroke，St．Katharine’s，King’s，Clare，Trinity，St．John’s。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鄰著王家教堂（King'sChapel）的巨集偉。別的地方盡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二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群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肖班（Chopin）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棵大椈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著一大方淺草坪，是我們的校友居（fellowsbuilding），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著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頭，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浼的永遠直指著天空；更左是克萊亞，啊！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St．Clare）的化身，哪一塊石上不閃耀著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潢貴最驕縱的三一學院（Trinity），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著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堤上的西泠斷橋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鏟平了，現在它們跟著蒼涼的雷峰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泄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瞰五老的奇峰，下臨深潭與飛瀑；它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隻掩映著細紋的波粼與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蘭與蘭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著，更凝神的看著，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曾汩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還得選你賞鑒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壞，逢著
連綿的霧盲天你一定不遲疑的甘願進地獄本身去試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謬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漸緩最豔麗的黃昏，那才真是寸寸黃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啊！我那時蜜甜的單獨，那時蜜甜的閑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闌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鈿的波紋：
我倚暖了石闌的青苔，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仿佛那遊絲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桔綠，
那妙意只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
1926年1月15日
我的大學生涯
冰心
我在國內的大學生涯，在我的短文裡，寫得最少的，就是這一段，而在我的回憶中，最愜意的也就是這一段，提起筆來，就說個沒完沒了……
我從貝滿女中畢了業，就直接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我選的是理預科，因為我一心一意想學醫，對於數、理、化的功課，十分用功，成績也好。至於中文呢，因為那時教會學校請的中文老師，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講的都是我在家塾裡或自己讀過的古文，他們講書時也不會旁征博引，十分無趣。
在理預科學習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1919年——“五四”運動起來了，我雖然是個班次很低的“大學生”，也一下子被卷進了這興奮而偉大的運動。關於這一段我寫過不少，在此就不多說了。我要說的就是我因為參加運動又開始寫些東西，耽誤了許許多多理科實驗的功課，幸而理科老師們還能體諒我，我敷敷衍衍地讀完了兩年理科，就轉入文科，還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後，功課就輕鬆多了!就是這一年——1920年，協和女子大學，同通州潞河大學和北京的協和大學合並成燕京大學。校長是司徒雷登。我們協和女子大學就改稱“燕大女校”。有的功課是在男校上課，如哲學、教育學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會學、心理學等。在男校上課時，我們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廠去。當時男女合校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因此我們都很拘謹，在到男校上課以前，都注意把頭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課前後，也輕易不同男同學交談。他們似乎也很靦腆。一般上課時我們都安靜地坐在第一排，但當坐在我們後面的男同學，把腳放在我們椅子下面的橫杠上，簌簌抖動的時候，我們就使勁兒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們的腳就忽然砰的一聲砸到地上。我們自然沒有回頭，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們伸出舌頭笑了沒有?
但是我們幾個在全校的學生會裡有職務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觸，如校刊編輯部、班會等。我們常常開會，那時女校還有“監護人”制度，無論是白天或晚上，幾個人或幾十個人，我們的會場座後，總會有一位老師，多半是女教師，她自己拿著一本書在靜靜地看。這一切，連老師帶學生都覺得又無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們同在慣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後勝利”，回到家裡，往往有我弟弟們的同學十幾個男孩子圍著我轉。只是我的女同學們都很謙讓，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後來熟了以後，男同學們當面都說我“厲害”，說這些話的，就是許地山、瞿世英(菊農)、熊佛西這些人，他們同我後來也成了好朋友。
這時我在燕大女校“學生自治會”裡，任務也多得很!自治會裡有許多委員會——甚至有夥食委員會!因為我沒有住校，自然不會叫我參加，但是其他的委員會，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時我們最熱心的就是做社會福利工作，而每興辦一項福利工作，都得“自治會”自己籌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戲賣票!我記得我們演過許多莎士比亞的戲，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時我們英文班裡正讀著莎士比亞，美國女教師們都十分熱心地幫助我們排練，設計服裝、道具等等，我們演得也很認真賣力，記得有一次魯迅先生和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看過我們的戲——忘了是哪一出——魯迅先生寫過文章說愛羅先珂先生說我們演得比當時北京大學的某一出戲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學還引起了一番爭論，北大同學說愛羅先珂先生是個盲人，怎能“看”出戲的好壞?我和魯迅先生隻談過一次話，還是很短的，因為我負責請名人演講，我記得請過魯迅先生、胡適先生，還有吳貽芳先生……我主持演講會，向聽眾同學介紹了主講人以後，就隻坐在講台下聽講了——我和魯迅先生的接觸，就這麽一次，我也不知道魯迅先生是從哪一位同學手裡買到戲票的。
這次演劇籌款似乎是我們要為學校附近佟府夾道的不識字的婦女們，義務開辦一個“注音字母”學習班。自治會派我去當校長。我自己就沒有學過注音字母，但是被委為校長，就意味著把找“校舍”——其實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間空屋——招生、請老師——也就是請一個會教注音字母的同學——都由我包辦下來。這一切，居然都很順利。開學那一天，我去“訓話”，看到講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婦女。隻前排右首坐著一個十分聰明俊俏的姑娘，聽課後我過去和她搭話，她說：“我叫佟志雲，18歲，我識得字，隻不過也想學學注音字母。”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她問我：“校長，你多大年紀了?”我笑著說：“反正比你大幾歲!”
這時燕大女校已經和美國威爾斯利(Wellesley College)女子大學結成“姐妹學校”。我們女校裡有好幾位教師，都是威校的畢業生。忘了是哪一年，總在20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長來到我們校裡訪問，住了幾天，受到盛大的歡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禮儀式，女校主任就讓學生們表演一次，給她開開眼。這事自然又落到我們自治會委員身上，除了不坐轎子以外，其他服裝如鳳冠霞帔、靴子、馬褂之類，也都很容易地借來了，只是在演員的分配上，誰都不肯當新娘。我又是主管這個任務的人，我就急了，我說：“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場做戲而已。你們都不當，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當了!”於是我扮演了新娘。凌淑浩——凌淑華的妹妹，當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陳克俊和謝蘭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張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學生，至今我還記得她們的面龐。她們以後在演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話劇《青鳥》中，還是當了我的爺爺和奶奶，可是她們的名字，我苦憶了半天也想不起來!
那夜在女校教職員宿舍院裡，大大熱鬧了一陣，又放鞭炮，又奏鼓樂。我們磕了不少的頭!演到坐床撒帳的時候，我和淑浩在帳子裡面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急得克俊和蘭蕙直捂著我們的嘴!
總之，我的大學生涯是夠忙碌熱鬧的，但我卻沒有因此而耽誤了學習和寫作。我的老師們對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師鮑貴思(Grace Boynton)在我畢業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對我說，威爾斯利女大已決定給我兩年的獎學金——就是每年800美金的學、宿、膳費，讓我讀碩士學位，我當然願意。但我想一去兩年，不知這兩年之中，我的體弱多病的母親，會不會出什麽意外?我對家裡什麽人都沒有講過我的憂慮，隻悄悄地問過我們最熟悉的醫生孫彥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楊子玉先生的摯友，小舅舅介紹他來給母親看過病。後來因為孫大夫每次到別處出診路過我家，也必進來探望，我們熟極了。他稱我父親為“三哥”，母親為“三嫂”，有時只有我們孩子們在家，他也坐下和我們說笑。我問他我母親身體不好，我能否離家兩年之久?他笑了說：“當然可以，你母親的身體不算太壞，凡事有我負責。”同時鮑女士還給我父親寫了信，問他讓不讓我去?父親很客氣地回了她一封信，說只要她認為我不會辜負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國的。這一切當時我還不好意思向同學們公開，依舊忙我的課外社會福利工作。
1923年的春季，我該忙我的畢業論文了。文科裡的中國文學老師是周作人先生。他給我們講現代文學，有時還講到我的小詩和散文，我也隻低頭聽著，課外他也從來沒有同我談過話。這時因為必須寫畢業論文，我想自己對元代戲曲很不熟悉，正好趁著寫論文機會，讀些戲曲和參考書。我把論文題目《元代的戲曲》和文章大綱，拿去給周先生審閱。他一字沒改就退回給我，說“你就寫吧”。於是在同班們幾乎都已交出論文之後，我才匆匆忙忙地把畢業論文交了上去。
就在這時我的吐血的病又發作了。我母親也有這個病，每當身體累了或是心緒不好，她就會吐血。我這次的病不消說，是我即將離家的留戀之情的表現。老師們和父母都十分著急。帶我到協和醫院去檢查。結果從透視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狀。醫生斷定是肺氣枝漲大，不算什麽大病症。那時我的考上協和醫學院的同學們和林巧稚大夫——她也還是學生，都半開玩笑地和我說：“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亂想，心緒穩定下來就好了。”
於是我一面預備行裝，一面結束學業。在畢業典禮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張學士文憑之外，還意外地得到了一把榮譽獎的金鑰匙。
這一年的8月3日，我離開北京到上海準備去美。臨行以前，我的弟弟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再三要求我常給他們寫信，我答應了。這就是我寫那本《寄小讀者》的“靈感”！
8月17日，美國郵船傑克森總統號就把帶著滿腔離愁的我，從”可愛的海棠葉形的祖國”載走了！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季羨林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覆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余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後一個想法最終佔了上風，一直到現在。
我為什麽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麽堂皇的理由。我隻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路線，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補於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繫。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秀文化，發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鬥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後的。可是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準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係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裡，想在心裡，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裡面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揚”。怎麽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於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４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５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於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於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獲最大的是什麽，那是並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制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並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只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恆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這個概念。只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於教授。在德國大學裡，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後，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於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後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後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搜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於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餖飣拚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麽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誌，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後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後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裡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乾巴巴的，沒有什麽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於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裡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誇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於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台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畫上了一個後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裡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禦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後，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誌。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裡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後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裡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定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裡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麽能做到呢？他們並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在這裡有幾種情況。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豔稱。背誦的本領更令人吃驚。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寫文章時，用不著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致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這是出上乘的錯。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別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於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現。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只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它什麽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即使發現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９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獲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我不去爭辯。我現在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麽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
1991年5月5月寫於北京大學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