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字，從 2018年2月開始，全國共摸排約40萬家校外培訓機構，整改27.3萬家。圖/視覺中國）
《財經》記者 袁建勝 相惠蓮 | 文 朱弢 | 編輯
“創新”這個詞對黃雅來說有點怪怪的味道，但她必須這麽做。
距離北京教育培訓重地海澱黃莊20公里，有一所能容納700個孩子的新建小學。它在海澱區邊緣，與一片農田相鄰，沒有知名的培訓品牌觸及此地，但仍毫無意外地形成了一個減配版的焦慮中心。
近幾年，周邊的兩個新建社區陸續入住大批在北京漂泊的“新移民”，改變了之前頗為寧靜的鄉村氣息。在新建小學終於達到6個年級完整建制的最近兩三年裡，周邊的1公里內冒出十幾家小微教培機構。
即使是減配版，在此地拓荒的教育機構業務核心類型，和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即學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階段）相關行業並沒有本質不同，一是語數外各類學科輔導；二是琴棋書畫音體美的“素質教育”。
黃雅創立了其中一個。
和業內稱之為“作坊式”的小微機構一樣，她的商業模式並不複雜，家搬到郊區，孩子就近入學、自己上班遙遠，做一個教育機構，從託管開始積累生源，再延伸到學科輔導課程。
“創業確實挺難，做了兩年多也算站住了腳，但2018年開始，情況變了。”黃雅說。
一年來，當地的鄉政府帶隊教育、衛生、警察、消防等多個相關部門連番前來檢查，十幾個成人瞬間擠滿並不寬敞的教室。
一直堅持正規經營的黃雅起初並不擔心，但她很快明白過來，一年來的檢查主題只有一個，禁止各種類型的補課、培優課程。
黃雅主動停止了這些項目，也切斷了這家小微機構的主要盈利來源。“現在只有營收沒有利潤，如果不想其他的辦法，只能是白忙活。”她說。
在告別了教育行業調控檔案層出不窮的2018年後，1月10日，距海澱黃莊2公里開外 ，教育投資機構無界加速器和拚圖資本在一家咖啡館裡舉辦了一場K12教培市場的趨勢研討會。主辦方原本準備了50個座位，現場卻來了接近3倍的聽眾。
這次討論的主題也透著行業的“焦慮”：政策頻出，路在何方？
分層與壁壘
據《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2018年，國務院、教育部以及其他部門頒布與K12相關的政策達到了13個，平均每月超過1個。12月28日和29日兩天內發布了兩個政策，嚴禁有害APP進校園的政策和“史上最嚴”減負30條，為這一罕見的“調控年”畫上句號。
過去一年裡，這些政策在不同層面“規範”著教育行業的現狀，不斷抬高教育市場內部的壁壘，約束各類資源流轉速度，迫使供需矛盾、主體競爭在逐步變小的市場空間裡，加速摩擦和調整。
首先是學歷教育。其中市場最關注的是《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的征求意見稿和送審稿，為該法案畫出“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兩個“圈兒”，並制定具體的操作方案。
特別是2018年8月送審稿禁止集團化辦學企業和機構通過兼並收購、加盟連鎖、協定控制等方式控制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直接觸發港股教育板塊大跌，個股最高跌幅超過50％。
行業的下跌趨勢在三個月後加劇。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乾意見》公布，學前教育階段不管營利性還是非營利性企業和機構，都禁止資本化操作和上市。美股紅黃藍連續兩次觸發熔斷，最大跌幅接近60％，港股教育板塊也受政策影響整體下跌。
該領域的企業和機構措手不及。最高層級的發布也顯示著堅決的態度：通過公辦和普惠幼稚園的形式，扭轉該領域以市場化機構為主體的態勢，轉而由政府承擔主要責任。義務教育禁止營利性機構、限制集團化辦學，而學前教育隻給市場留了20％的份額，整個K12階段的學歷教育市場被嚴格“圈禁”起來。
在北京民辦教育學會副會長馬學雷看來，國家在基礎教育方面的政策走向有三個關鍵詞，學前教育是“普惠”義務教育是“均衡”，高中則是“普及”。
這三個關鍵詞預示著政府將致力於“抹平”三個階段的不同地域、不同層級甚至不同性質學校之間的品質落差。前期築起的壁壘，也在約束市場和資源從這些落差中快速遊走以尋找機會。
需求會變嗎
輔助學歷教育的教培市場也在教育調控中經歷震蕩。圍繞“減負”“整改”的4個政策貫穿了2018年全年。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字，從2018年2月開始，全國共摸排約40萬家校外培訓機構，整改27.3萬家。
在規範教培市場的同時，標準也隨之確立下來：生均面積不低於3平方米、下課時間不得超過晚上8點半成為明確的“紅線”。
如今這場“運動”結束，在海澱區邊緣，黃雅的機構暫時存活。緊挨著她機構的另一家小機構堅持做學科輔導，結局是不得不“關張”。原先的各色奧數杯賽們被叫停，或改名求生。
大刀闊斧的改革後，家長和孩子們的學習、升學焦慮並未消散。
在2018年的尾巴上，西城區家長李曉寧在海澱黃莊給六年級的女兒爭取到了一個奧數集訓班的席位。每周四晚上她和丈夫都陪著女兒從6點半學到8點半，在她看來，這裡的輔導熱度沒有受到什麽影響，品牌大機構屹立不倒，來往的孩子和家長依然絡繹不絕。
李曉寧在西城區有一套學區房，她一直不讓女兒考試、參賽拚海澱名校，只想安靜地等待學區的電腦排位。這個想法到孩子六年級時全線失守。班上大部分學生都上奧數班，她擔心女兒會在同學中間“受挫”。老師抓得也緊，打電話告訴她，她的女兒在最近三次的數學模擬測驗中都差幾分考到“優”，希望家長多投入精力輔導。
除了現場聽課，李曉寧也讓女兒上過網課，但她偶爾會走神兒，畫起畫來，這是曾經讓李曉寧驕傲的特長。為什麽不先做完作業再畫畫？她問過孩子。女兒回答很乾脆：做完肯定到晚上11點，不可能再有精力畫畫了。
距離海澱黃莊1200公里外，在上海一所公辦小學任教的陳虹羽，也在疲於應對此次“減負”運動。“減負30條”嚴格控制了考試次數和作業量，小學一二年級不能留書面家庭作業，三至六年級的家庭作業則不得超過60分鐘。這個目標令陳虹羽左右為難。以她帶過的四年級學生為例，有的孩子在放學前就可以完成全部作業，有的卻總要拖到半夜十一二點。
提出作業負擔太重的家長並不是很多，相反，若作業太少，有些家長會對老師頗有微詞。但在眼下各類政策的影響下，老師們開始把“家庭作業”稱呼為“課堂作業”，把“考試”稱為“測試”。有人說回家作業是一張張考卷，看起來“嚇人”，各學科的老師不得不把考卷裝訂成冊，改稱“校本作業”……
陳虹羽眼中“不可能的任務”還包括既要保證教學品質，又要提出種種限定讓學校和老師絞盡腦汁地應對。真正的問題不僅是學生負擔過重，也是如何讓有能力的學生獲得更多的機會。
“為什麽有能力、又喜歡學習的孩子，卻硬要我們照顧均衡，限制他們學呢？”陳虹羽說。
不管是被裹挾進焦慮中心的李曉寧的女兒，還是陳虹羽那些“喂不飽”的學生，都面臨著切實的學習需求。
政策一方面陸續禁絕“重點班”“快後段班”的內部分類，學校辦學自主權越來越小；另一方面又在約束市場的供給，並沒有給這些需求預留供給和出口。
馬學雷認為，2018年的“政策調控”意味著教育評價標準開始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從考試成績到素質教育，這是教培行業面臨的風險和機遇。“趕快丟掉現有的模式，不斷創新才有出路。”
在他看來，教培行業正在面臨迭代式轉型的階段，2000年以前的20年是野蠻生長的“遊擊隊模式”，2000年之後是以好未來為代表的規模化、產品化、資本化企業運營為主流，如今又20年過去了，學科輔導這條最大的賽道將會越來越窄。
政策導向一方面在限制“培優式”的學科類輔導，另一方面則希望市場為管理部門倡導的素質教育方向提供“彈藥”，但市場需求顯然還沒有因此發生明顯的改變。
環球優學聯合創始人張建生在前述研討會上介紹，這家以學科輔導見長的新三板企業，2018年在沒有增加投入和加大推廣的前提下，業務增長了36％。
“我看過京津冀三地，家長對這方面確實越來越重視，三四線城市與一二線城市之間的認知差距也在不斷縮小，但是素質教育機構經營狀況都比較差。”張建生說。
政策對素質教育的提倡，和“減負”一樣歷史悠久，它首次出現在中央檔案裡，是在1994年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乾意見》中。
大的趨勢可能在變，但高考這支“指揮棒”本質上仍然是選拔機制，伴隨它產生的、提升學習成績應對各類考試的剛性需求至今未變。在張建生看來，企業的首要任務是滿足市場需求，活下來才能談發展。
未來更難？
K12學歷教育嚴格限制資本進入，過去兩年受追捧的在線教育企業也不好過。中小學生在線輔導機構猿輔導近日向不同媒體確認，因難以杜絕公立學校老師兼職，已主動關閉1對1輔導模式。
拚圖資本創始合夥人王磊提供的資料顯示，從2017年1月到2018年12月，在不同輪次融資過億美元的5家K12教育相關企業，都以線上產品為主營業務，包括“猿輔導”的兄弟產品“猿題庫”。
不管是線上學科輔導還是教輔工具，2018年的政策都有至少一款適合這些公司。校外培訓機構整改行動，要求在線學科輔導按照線下培訓機構同步管理，聘用公辦教師的禁令也被反覆強調。
2018年末頒布的《關於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則針對各類在線教輔工具，也明確了雙責任主體，學校負責選用，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和主管。
行初教育服務機構發起人、上海行仕律師事務所首席業務顧問李春光對《財經》記者表示，管理部門和校長的責任風險，會導致校長和管理部門對APP進校園的積極性變低，進而容易誘發企業進行權力尋租的法律風險。“從理性角度看，讓學校擁有更多自主權，作為市場主體與企業實現自主公平交易，是理想的狀態，但現在障礙重重。政府的招投標制度已經成熟，將其引入教育系統的APP採購程式中是更現實的選擇。”
而目前的情形是，有的地方行政部門隨意設門檻，如要求APP開發企業必須在當地注冊公司，大大提高了企業進入的難度，對市場秩序造成影響。
有害的APP絕對不讓進校園，優秀的也不一定進得去，已經身在其中的，由於壁壘的升起，已經變成某種“寶貴資源”。
李春光把2017年稱之為“聚雲”，以《民辦教育促進法》為主進行政策定調；2018年是“打雷”，落地政策密集頒布；2019年則可能是“下雨”，政策的力度、深度會更加明顯，不只是在線教育，整個教培行業都要做好深刻轉變的準備。
王磊在上述研討會現場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哪家創業公司獲得過投資，應者寥寥。這並沒有讓他意外，在他看來，K12教育相關行業的資本會向頭部已形成規模的企業集中，小微機構融資越來越難，呈現兩極分化的特點。
“現在已經是‘馬太效應’了，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會推動優秀創新企業迅速做大規模，另一方面也對更大範圍的創新活力有所抑製。”王磊告訴《財經》記者。
對於活過2018年、正在思索創新的黃雅來說，未來並不可知。
（文中黃雅、李曉寧、陳虹羽均為化名）
（本文首刊於2019年1月2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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