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幾十年來，搖滾樂的定性從荼毒青年的惡靈變成易碎的情懷，理想青年想讓它的怒吼再次響徹大地，卻無能為力。吊詭的是，讓它重新進入主流視野的是一檔綜藝節目。搖滾老炮一個個在台上瘋癲，真要面對鏡頭，個頂個的難受。最抓狂的是和馬東聊天，他們覺得這種正經的場面無話可說，非常尷尬。一到這個環節，反光鏡主唱就把話筒往旁邊遞。木馬樂隊唱過“把愛壓製成信息，隔離開人們”。劉陽子覺得，北京地下文化的衰敗就是從智能手機出現開始的，年輕人不再聚在一起喝酒，或者創造一些東西。
文/郝庫編輯/向榮
Cindy
金屬網狀的大幕升起，Cindy和搖滾樂隊新褲子一同登場。
“她來幹啥？”一陣尖叫之後，質疑從台下擁擠的人群中冒出來。Cindy是00後，和兩個同齡人組成3unshine，2015年出道，是熱搜常客，得到了一些流量和很多罵聲。
這個看起來與搖滾絲毫不搭界的姑娘，和新褲子合作表演了一首《艾瑞巴迪》。龐寬跑到超級樂迷的舞台上對唱，觀眾興奮起來。
有了“女神合作賽”的噱頭，《樂隊的夏天》第七期的熱度再攀新高。在河北廊坊大廠鎮影視基地的見證下，這個節目的夏天也緩緩來臨。錄製現場旁邊的白色棚錄過《青春有你》，《樂隊的夏天》第一次錄製時，偶像男團帶來的喧囂熱鬧剛剛散去。
明亮的藍黃布景擺放在錄音棚周圍的草坪上。觀眾被安排在空地上，舞台很低，台下的觀眾觸手可及，最大限度還原了Livehouse的現場環境。暖場導演放大音量在廣播中講解注意事項，“看到喜歡的樂隊，不要喊牛逼，喊了還得剪掉，你們不想看到好好的演出被剪了，對吧？”
人群中發出心照不宣的笑聲。現場導演走下舞台，轉頭叮囑觀眾後排的攝影師注意安全，“他們（樂迷）嗨起來自己都控制不住”。乾冰製造的煙霧沿著光柱向上竄，《樂隊的夏天》八強戰第一回合“女神合作賽”開始了。
每一位“女神”的出現都讓人意外，Cindy則是意外中的意外。馬東問她聽沒聽過新褲子，“沒聽過”，她回答得很乾脆。新褲子主唱彭磊和大張偉聊起屬於他們的90年代、年輕時的搖滾往事，同台而立的Cindy神態有些遊離。
爭議聚焦到Cindy與“大神”新褲子的合作上。青年文化媒體VICE中國的主編劉陽子，是當天坐在二層觀眾席的專業樂迷。他告訴《貴圈》，“我特喜歡Cindy，我覺得特別牛逼，你們愛說什麽說什麽，我根本不在乎……這是年輕人應該有的東西。”專業樂迷王碩也說，Cindy可能代表了一種年輕的朋克形式，只是我們不懂。
“胡說八道！”持不同意見的代表是老牌朋克樂隊反光鏡。在他們的工作室裡，貝斯手田建華顯得有些生氣。“每個女孩是都應該有展示的機會，但是大姐，你們倒是練練業務啊，那業務也太次了。”他強調這個看法和形象無關，他比畫著指向反光鏡的成員，“你說這兒誰長得好看，但是我們起碼手裡都有點活兒，真得練。”
話雖如此，但Cindy的出現總歸讓大家興奮。除了新褲子較低的得分之外，現場沒有跡象表明此舉有任何不妥。遵循商業邏輯的綜藝節目與反商業文化的搖滾樂共處一室，聽起來就像天方夜譚。
幾十年來，搖滾樂的定性從荼毒青年的惡靈變成易碎的情懷，理想青年想讓它的怒吼再次響徹大地，卻無能為力。吊詭的是，讓它重新進入主流視野的是一檔綜藝節目，就像兩個基因完全不同的物種結合，卻開出了迷人的花。
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其中充斥著兩種價值觀的角力，牽涉其中的人不斷碰撞，又盡可能妥協，最終達成某種和解。
碰撞
《樂隊的夏天》播出之後，田建華的朋友圈裡出現兩種聲音。一種表示支持，“樂隊終於有一個夏天了”；另一撥人覺得，“樂隊怎麽能上這事兒（綜藝節目）”。
反光鏡是《樂隊的夏天》製作方米未最早接觸的樂隊之一。“綜藝這種東西特別怕被玩兒。”田建華說起他們最初的戒備和抵觸。多年前，他們參加過一檔綜藝，上台後被要求做一些“愚蠢的遊戲”，這對一支老牌朋克樂隊來說無法忍受。
面對導演組的邀請，三個人心裡打鼓。鼓手葉景瀅第一次去和米未談，上來就問，“你們是請我們來當評委的嗎？”節目組聊起願景，他說，“聽上去挺有意思，你們做啊，特別好，我也想看，但我不會參加”。接著就“各種否決”，不管對方說什麽，都是“不行，不可能，不成立”。
但他內心已經開始說服自己“他們是對的”。“我在等他們倆否決我，你知道嗎？”出乎他意料，另外兩人很快被說服。他們明白上綜藝的好處，事實證明，節目播出後，反光鏡樂隊微博明顯活躍了很多。流量是繞不開的話題。彭磊也為流量煩惱，他甚至想買些僵屍粉，因價格太貴作罷。他開玩笑說，是為了漲粉才來參加節目的。
各路樂隊集結完畢，氣象漸漸熱起來，樂手卻都穿著長衣長褲，用來遮擋紋身，後來才知道還可以用粉底和膠布。反光鏡的三個人穿上節目組建議的服裝，田建華取下了他的骷髏項鏈。他們坐在第二現場，開始漫長的等待，每支樂隊面前擺著一台GoPro，“隨時裝逼，24小時裝孫子”。
搖滾老炮一個個在台上瘋癲，真要面對鏡頭，個頂個的難受。最抓狂的是和馬東聊天，他們覺得這種正經的場面無話可說，非常尷尬。一到這個環節，反光鏡主唱就把話筒往旁邊遞。
和滾圈同行長時間共處一室也讓他們難受。玩搖滾的人很多都不擅長應酬，平時演出，在後台見著了寒暄幾句，聊聊燈光音響，就該上台了，這樣的交際讓他們覺得舒服。和平和浪的吉他手小雨告訴《貴圈》，和不熟的樂隊只能彼此商業吹捧聊音樂，和熟悉的樂隊，一起抽抽煙扯扯淡，反而很少聊音樂。反光鏡的辦法是能躲就躲。錄第一期時，經紀人都急了，說你們怎麽老出去抽煙。一看門口，一幫樂隊都在呢。
後來經紀人給他們立規矩，錄節目時不準喝酒。不過這不太現實。田建華開玩笑說，那些天，大廠便利店的啤酒銷量一定是全北京最高的。每天錄製結束已經很晚了，樂隊們還要聚在一起喝大酒，拉著節目組導演一塊兒喝。二十多個人擠在一個標間裡開party，坐的地方都沒有。
早起讓他們不適，鏡頭讓他們不適，連軸轉的採訪讓他們不適，少抽煙少喝酒就更別提了。幸好節目組請來的觀眾很給面子。反光鏡第一次出場唱完，接受超級樂迷採訪，中間隔了六七米聽不清對方說話。後來有觀眾解釋，因為當時台下喊了5分鐘“牛逼”。
錄節目之前，這31支樂隊裡，節目總製片人牟頔聽過的不超過4支。她的生活方式和樂隊完全不搭調，對樂隊的認知僅限於“這幫人挺酷的”。她和刺蝟樂隊鼓手石璐是中國傳媒大學校友，印象中上學那會兒，石璐已經在學校玩樂隊了。“和我們不太一樣，他們經常去外頭參加一些活動。”牟頔說。
和她一樣，最初導演組對樂隊的概念並不熟悉，聽他們講起滾圈八卦也是一臉茫然。更重要的是，他們想象中的搖滾battle並沒有出現。節目上，高曉松說“保鏢準備好了嗎”，馬東說“竟然沒有打起來”，但類似的包裝手法像是打在棉花上的拳頭。人們印象中滿臉不服、一點就著的搖滾樂手們，一臉平和就來了，全程表現得“Love and Peace”，還挺高興。
牟頔不覺得這是件難堪的事，節目組也在呈現自己逐漸打破刻板印象的過程，“那些東西不就是傳統的大家認為樂隊會有的樣子嗎”。第一期播出後，水花不大。有人評價它“美好但有一點蠢鈍”。田建華說得更直白，“它還不夠綜藝”，“沒什麽像樣的故事，有點脫離了大部分不接觸搖滾樂的人”。
但逆轉很快到來。
逆轉
“大家對《樂隊的夏天》最大的誤解是什麽？”
“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我們要振興中國搖滾。”牟頔說。
位於北京東五環的米未是一家年輕的公司，忙碌的年輕人聚集在一個開放式辦公空間。房頂上懸掛著顏色鮮亮的紙牌，上面寫著“沒有人可以拒絕變化”，“你表達的觀點與你無關”。
中午一點，牟頔匆匆扒了幾口飯來到會議室。她覺得搖滾樂的意義與使命感和一檔綜藝沒有關係，“就像我從來不認為我們是為了振興中國辯論，才做的《奇葩說》，我們就是為了做一個選大噴子的好玩的事。”一檔綜藝節目自有它的規則和表達，“我們當時的立意就是從人的角度出發，不是從音樂的角度。”
牟頔是一位極富專業精神的綜藝人，曾是央視最年輕的總導演，與馬東、劉煦一起創立米未後，製作了《奇葩說》這樣的爆款節目。如果和她接觸，不消片刻就能感受到一股實乾家的果決明快。還有自律，凌晨她還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跑步裡程。她信奉實乾，“你天天在那兒逼逼逼空談，沒有用”。
前期準備花了不少工夫。公司請來輕鬆調頻DJ李源給導演們科普搖滾樂歷史和流派。核心團隊去拜訪摩登天空、太合音樂等音樂廠牌，了解樂隊的個性、趣味和生存狀態。
他們甚至扒出一支資深搖滾樂迷都沒聽過、去音樂節投簡歷都被拒絕的年輕樂隊，九連真人。導演們去看九連演出，當即決定邀請他們。導演組把九連排在第16個出場，因為相信他們一定能衝上去。
不出所料，九連真人的主唱阿麥一聲號響炸開，讓節目正式進入狀態——淘汰出現了。緊張感隨之蔓延。沒人不想贏，年輕人想出人頭地，老炮們的壓力大多源於審美上的較量，用劉陽子的話說，“往台上一站，看著對面，我總不能輸給那麽一個樂隊吧！”
樂隊主要的顧慮就是比賽，“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你說拿一個朋克跟金屬（怎麽）比？”田建華說。但在前期溝通中，節目組幾乎滿足了樂隊的所有條件，唯有採用比賽這種形式不肯讓步。
現實情況似乎也印證了樂隊的擔憂。1V1比拚中，痛仰樂隊改編的《我願意》，用一種不易察覺的方式重構歌曲，得到張亞東的誇讚，但得票卻不理想。後來盤尼西林主唱小樂參加《樂隊我做東》時直言，這是因為“大家聽不出他的好”。張亞東也在節目裡說，一些樂隊還不知道怎樣去比賽。
比賽的緊張感拉起節目的起承轉合，故事也隨之出現。觀眾津津樂道面孔的堅守、盤尼西林的耿直。後來反光鏡在1V1對決中落敗，葉景瀅的一位台灣朋友安慰他們，順便聊起在節目中發現的“寶藏樂隊”。“那刺蝟”，葉景瀅模仿起台灣腔，“我看了三遍哭了兩次”。
“我說不至於吧。”
“主要就是他們的故事太感人了！”台灣朋友說。
錄完節目沒多久，是葉景瀅40歲生日。很多人問他什麽感覺，他說沒有感覺。他不喜歡講以前的事，“好多苦的事你說來說去，弄的哥幾個歲數倍兒大、苦大仇深的，賣慘那種，不好玩”。這支成立20多年的朋克樂隊更想讓大家看到他們“陽光的一面”。
“但人家不是講故事，人家是真故事，比什麽溜光大道好！”田建華補充說，反光鏡樂隊的成員聊起天來和玩搖滾一樣默契，彼此的話都接得住。
主唱立刻插話，“早說啊！我也有故事！”
他們忘了說搖滾有問題
即便《樂隊的夏天》豆瓣評分已經從7.4飆升到8.4，但質疑聲從未消退。龍神道樂隊貝斯手國囝在微博上說，“這個節目真的推動了中國原創音樂和樂隊文化的進步和發展嗎？我認為恰恰相反，它只是讓商品更像商品，讓音樂更不像音樂，讓年輕人更沒有方向……”
“女神合作賽”上，旅行團樂隊和周潔瓊合作的表演得分很低，在現場引起不小的爭議。大張偉覺得，旅行團的表演打破了他們固有的套路，值得誇讚；但劉陽子覺得，這只是大張偉的一廂情願。
“忘了自己是誰了已經。姑娘跳舞不錯，我看著也挺高興的，但你樂隊的核心東西在哪？你這跟一個晚會有什麽區別？”劉陽子對《貴圈》說。不過，“如果他（旅行團）能上春晚，我鼓120個掌”。
劉陽子曾經和同事一起討論，如果他們來做這檔節目，會有什麽不同。“現在還是有點像那種青歌賽……仍然是一個台面上的東西。”他們更傾向於將錄製現場還原成地下俱樂部的樣子，因為“搖滾樂的靈魂在這裡”。另外推出一整套“文化和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可能不被買账，這是它的問題。”劉陽子說。
他是一位嚴肅又可愛的資深樂迷，幾天前去看Joyside復出演出蹦掉了一台手機。他同時也是觀眾討厭的樂評人，因為評價痛仰改編的《我願意》無聊，遭受了一頓“賽博鐵拳”。
他對商業社會的價值觀保持懷疑，拒絕觀看任何綜藝節目，也拒絕管金主叫“爸爸”。十幾年來，劉陽子見證著北京的青年文化從百花齊放到萬馬齊喑。從廣告商第一次向編輯部要求流量開始，他意識到世界開始變了。他的公司裡，有靈氣的設計師跳槽去了今日頭條，他表示理解，但終究惋惜。
關於《樂隊的夏天》的靈感來源，有著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一個玩兒樂隊的女孩去米未面試，毫不客氣地提出周五和周末不能加班，每年工作11個月，理由是要排練、要演出。真誠的人總是可愛的，牟頔和那個女孩兒聊了很久，最後還是拒絕錄用她。
但即便是苛刻的劉陽子，也不會懷疑節目製作方的專業精神，“硬體都不錯，一進去之後，我們都被震了。”與米未合作的樂隊都會誇讚工作人員的靠譜周到。“他們所有環節都是卡著表做的”，小雨說起，他們最終沒進入十六強，臨走的時候，幾個大老爺們和90後導演小姑娘哭成一片。
“綜藝說到底是一個商業邏輯的東西”。劉陽子說，至於他和大張偉在節目中的爭執，“我們爭論的核心是什麽？價值觀是什麽？綜藝不在乎，綜藝在乎流量，在乎流量帶來的注意力，注意力帶來的廣告費”。
第一期節目，反光鏡第一個登台。他們本來想唱些歌詞更有內容的歌，在節目組的建議下，換成了《嘿！姑娘》。在反光鏡在概念裡，《嘿！姑娘》只是一個“不太過腦”的小品。不過他們也理解編導的用意，第一個上場，得把場子炒熱，“你別一上來給一個slogan，只有音樂才怎樣。我們是做綜藝的，不做音樂也沒關係。放鬆，就完全放鬆。”葉景瀅說。
搖滾樂自誕生之初就埋下反商業的種子，與嘻哈文化不同的是，它抵觸世俗成功。在中國，搖滾被貼上反叛主流的標簽，事隔經年，情懷的濾鏡愈加濃厚。牟頔作為情懷的反面，也遭到一些人的攻擊。她在微博上大方承認“我們就是買了熱搜”。牟頔苦笑著對《貴圈》說，“大家都知道，微博第五位第六位就是買的，一個節目做宣傳，這有什麽好被diss的？”
即便“複興中國搖滾”是個天大的誤會，但牟頔對於節目並非沒有訴求。她希望樂隊能掙到錢。節目採訪Click#15時，問他們玩音樂一年能賺多少，一個說1000，一個說0，然後兩人相視詫異一笑。
《樂隊的夏天》播出之後，不少樂隊的演出費都水漲船高。和平和浪的演出邀約多了一倍不止，魚龍混雜，甚至有養雞場請他們去剪彩。他們都推了——哥兒幾個在上海有工作，有的做金融，有的是廣告策劃，還有工程師，從來沒靠玩兒音樂賺過錢。主唱大寶說他絕不會為了玩音樂辭職，“現在工作挺賺錢的”。
平衡
《樂隊的夏天》試圖在搖滾和綜藝之間找到平衡點。
不同於搖滾樂的黃金年代，生活的邏輯已經改變。牟頔想抓住的是人與人之間久違的親密感。比如盤裡西林的排練火星四射，海龜先生吉他手的離開和歸來，刺蝟樂隊裡有兩個難搞的處女座。但他們都離不開彼此。
這種情感的黏度，是玩樂隊的人最看重的。Nocation樂隊的主唱邢玉龍告訴《貴圈》，他們的樂隊並不出名，甚至隻出過五首歌，沒錢賺，但他依然想做下去，他覺得跟樂隊裡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有家人的感覺。他們每周排練一次，“在北京一周見一次是多親密的關係!”
木馬樂隊唱過“把愛壓製成信息，隔離開人們”。劉陽子覺得，北京地下文化的衰敗就是從智能手機出現開始的，年輕人不再聚在一起喝酒，或者創造一些東西。“要發生衝突，才有創造”。至少在這一點上，評論家與綜藝製作人達成共識。
牟頔近來單曲循環刺蝟樂隊的《最後一班車》，這首歌來源於一個小故事。那時子健和石璐還在一起，一天晚上下大雨，兩人在雨中等待最後一班車，車遲遲沒來，石璐對子健說，我給你唱首歌吧。
主持人馬東在節目裡不斷提及，希望年輕人能聚在一起創造些什麽。就像節目導演、樂隊和樂評人，一群價值觀和行為邏輯完全不同的人一起，做了一件有趣的事，碰撞和摩擦在所難免，這是創造的一部分。
反光鏡的工作室裡掛著一張十年前的海報，對面擺放著獎杯。那是2009年，他們的演出票價還是40塊，但得到了幾個主流獎項。三個人從十五六歲就在一起，頂著40度高溫，光著膀子在牡丹電視機廠食堂排練。對於從社會的不解中成長起來的反光鏡來說，他們的反抗最終有了結果。
也是在那兩年，刺蝟樂隊和後海大鯊魚簽約匡威，大幅海報懸掛在西單的高樓上，他們是當時最酷的年輕人。再往前，酷這個詞屬於花兒，十五六歲的大張偉和幾個哥們兒背著吉他去酒吧演出，結束了給50塊錢報酬，要家長簽字才能領。
現在，快四十歲的大張偉坐在超級樂迷的位置上，聊第一次聽說這節目的反應，“樂隊，這多老的事兒了？”但當新褲子出場，他還是忍不住衝上台唱了一首老歌。
關於酷的定義一直在變化，從當年的玩搖滾變成如今穿著格子襯衫去納斯達克敲鍾。但總要去做些什麽。42歲的彭磊以前周一到周五在家歇著，周末乾兩天活兒，早過了拚命做音樂的年紀。現在他開始健身，努力排練，“突然好像年輕了一把”。
節目錄製完成後，劉陽子在朋友圈寫道：“樂隊夏天錄完了，仍然無法喜歡綜藝，但仍然是挺好的體驗，拓展了經歷之後，就更知道自己該幹什麽……用塞林格的話最對——‘光和光怎麽打招呼？’‘最黑的地方見’。”
反光鏡覺得，現在是搖滾最火的時候。Livehouse和音樂節越來越多，只有五首歌的Nocation樂隊也接到了音樂節邀請。“還是有人在拚命地乾，在探索，說這樣不行，往右來點，右不行，往左來點，慢慢殺出一條路來。比如摩登天空，不管多少人罵沈黎暉，說他是奸商，但人家一直在工作，在行動，這些東西就是踏踏實實地養活著一批人，這在我看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牟頔說，“這個東西它可能就有出路，只要大家別停下。”
搖滾文化與商業邏輯依然水火不容，但“理解”是珍貴的東西。年輕的時候，玩搖滾的以聽周杰倫為恥。後來田建華偶然聽到周杰倫的老歌，感覺“特別高級，都寫的倍兒好！”今年5月，他們在外地演出，看見朋友圈有人分享麥田音樂節的視頻，周杰倫壓軸出場。音樂一響，平時眼高於頂的老炮們都跟著唱，還拿手機拍，妥妥一副粉絲的架勢。
“都聽過！”
“這幫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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