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我們今天仍沒有完全讀懂阿城？

今年是《棋王》誕生35周年。6月11日，新京報·文化客廳聯合理想國、網易聲音圖書館在北京鼓樓西劇場，舉辦“世事如棋”阿城文學之夜。我們邀請了眾多嘉賓一起朗誦阿城、分享感受。賈行家認為，直到今天許多中國作家都沒能達到阿城當年的文字質感。

在《棋王》出版的35周年之後的今天，阿城的作品對於當下讀者的意義是什麽？作家賈行家在《一世讀阿城》一文裡，呼籲我們“回到阿城”，我們為什麽要“回到阿城”？從文化變遷的譜系來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阿城是如何在“廢墟”上重寫中國話的？為什麽我們今天仍然沒有完全讀懂阿城？

6月11日，新京報·文化客廳第三場活動，由新京報·文化客廳聯合理想國共同舉辦，活動嘉賓有編劇史航、演員陳數、演員張頌文、主持人董浩、知名原創音樂人邵夷貝、青年作家賈行家、作家楊葵、青年作家東東槍、歌手張瑋瑋和浙江省特教學院學生李意豪。大家一起朗讀阿城的作品，並分享自己對阿城作品的感受。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

“不合作”是一種在被俘獲之前把握自己的態度

賈行家在《一世讀阿城》一文中評價道，阿城的“三王”顯露出阿城的一種“不合作之氣”，“‘不合作’就是眼裡沒有，你的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眼裡依舊可以沒有你。對魏晉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思考的結果。‘不合作’要先想清楚自己。”那麽，我們到底該如何具體理解這種“不合作”與“想清楚自己”之間的聯繫呢？

在本報記者對他的採訪中，賈行家解釋道，這種“想清楚自己”的感覺，就像美劇《絕命毒師》中得了肺癌的男主角一樣，他告訴自己，他現在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不被疾病控制住。我們並不是拒絕跟某個明確的對象合作，“不合作”指的是我們掌控自己的一種方式。

賈行家

這就像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的主人公一樣，他們都自己掌控著自己。在《棋王》裡，王一生說，不用去找書記，他自己找人下棋。在《孩子王》裡，主人公要按自己的教法來教學生，若不被允許他便回去。

此外，若我們和一個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東西進行對抗，我們會下意識地去學習它，進而變成它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對抗也是一種合作。而“不合作”，是指在被不可避免的結局俘獲之前，自己先把握住自己的一種態度，我們也可以把它叫作“逃避”。而在八十年代初，很少有人會有這種意識。所以，阿城在那個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

阿城在“廢墟”上重寫了中國話

賈行家認為，阿城是一個文體家，他在“廢墟”上重寫了中國話。這種重寫是一種回歸。但是，其實這種回歸不僅是指把舊的傳統撿回來了，更是一種創新。因為在那時，中國人嘴裡的那套話語體系都是規定好了的，而這樣的說話方式又決定了人們的思考方式。而阿城讓我們回歸到了中國語言最本真的一面，也是最世俗的一面。他通過自己說自己的話，奪回了思考的方式的自主權利。這是在廣義上來說，阿城在文體上做出的貢獻，也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意義的貢獻。

阿城

對於寫作者來說，阿城文字的質感和美感是我們很熟悉的，帶有某種古意，但其實，阿城的文字又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阿城的文字由此變成了一種標誌性的東西。賈行家十分敬畏阿城的文字。他認為，直到今天，許多中文寫作者對中文的虔誠和用中文的能力，都沒有達到阿城當年對文字的質感的把控水準。

和一群人說話時，也猶如和一個人說話

賈行家在評價《閑話閑說》的時候，說“這本書還開辟了一種路數，就是面對面的姿態。阿城和一群人說話時，也猶如和一個人說話。”賈行家解釋道，這是因為這本書建立了一種對象感。就如博爾赫斯有一次在和讀者開音樂會時說的那樣，“我不是和你一起在聊天，我是和你們每一個人在聊天”。

當一個人對著一群人說話的時候，或者一群人對一個人說話的時候，都存在著一種權力關係。阿城知道，這不是一種很好的交流的關係。阿城喜歡聊天，他在聊天中形成了特殊的文體。阿城自己說，他寫《常識與通識》是為了致敬為大家普及常識的房龍，而他寫作都是一對一的。因為只有“一對一”，我們才能回復到正常的關係中。阿城說，我一對一跟你們聊天，我可以跟你們交心，我跟一大片人一起聊天，我怎麽可能跟你們交心？阿城始終在尋找我們個體之間談話的方式。

賈行家提到，我們在和父母聊天的時候，父母不僅僅是父母，而是代表了一個家族，他們從他們這個家族出發，所以會問我們什麽時候結婚、什麽時候生孩子之類的問題。“大到兩個國家，小到兩個人，我們為什麽不坐下來進行一對一的平等的交流呢？這種平等對話其實不是很常見的。”

阿城的小說是度量好小說的尺度

在聊到阿城對當下中國青年作家的意義時，賈行家認為，阿城的小說是一個特別好的尺度。“好多讀者不知道一本好小說到底好在哪？或者這本小說是不是好小說？這是需要尺度和標準的。阿城的小說是實實在在的，沒有故弄玄虛。我們用阿城去度量其他小說的話會很合適。”

另外，阿城的書對人本身是一種重新的發掘。“我聽喜歡哲學的朋友講，雖然好多中國小說家提供了很多哲學研究的樣本，但他們對於自己人物的思想的了解，按照哲學的角度來講，其實是錯誤的，只不過因為他們很天才。比方說，余華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他的《活著》展示的東西和他理解的東西的層面是不一樣的，但是他有著很高的小說家的本領。”

“阿城有個不同之處，他對他的筆下人物的把握是全方位的，甚至，他看自己都是站在很遠的出發點去看自己的。他對人的重新發掘，對每一個人生活本身的發現力度，我們是可以不借助其他方式，自己去讀就讀到的。這是很神奇的一面。”

賈行家還認為，阿城反覆提醒我們的一個詞是世俗，這是他對文化、常識的基本態度。他想通過自己的世俗小說來表達一些文化層面的意義。當時，阿城和韓少功一起被看作尋根文學的代表。但是，“阿城不像韓少功為小說尋找文化，阿城是為了文化而提供小說的樣本。所以很快，阿城的小說就脫離了我們的視野。”因此，賈行家認為，我們今天仍沒能在廣義上在中國傳統文化譜系當中充分理解阿城的作品，“大家還沒有完全讀懂阿城”，“我覺得在三十五年後再讀他的作品，依然沒有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