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見丨這一年，中國金融改革蠻拚的！

騰訊財經《灼見》特約作者 李庚南（銀行監管部門人士，資深金融從業者）

無論從監管體制改革的突破性還是監管制度的創新性，抑或金融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的異常複雜性而言，2018年都將在中國金融業改革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我們認為2018年中國金融改革主要有四大特點。

一是靈活性。即貨幣政策實施在保持穩健中性基調基礎上體現了更多的靈活性特徵。2018年，央行貨幣政策以年初“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為導向，在堅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的基礎上，更加注重鬆緊適度，保持市場流動性的充裕性；有別於上一年運用MLF、PSL、SLF、SLO等數量型工具，“縮短放長”逐步推動利率中樞上移的導向，2018年央行更加注重運用差別化政策（包括差別化準備金政策和差異化信貸政策），通過定向或非定向降準,引導資金更多地流向小微企業、“三農”等普惠金融領域。2018年，先後實施4次降準，共釋放增量資金逾2兆元，大大增強了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信貸投放能力，體現了明顯的靈活性特徵。

這種靈活性特徵同樣體現在匯率市場方面。2018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體現了較強的順周期性，雙向波動區間有所加大。隨著國內經濟開局良好到下行壓力增大、美元的走弱到走強以及外部經濟不確定性的逐步更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也經歷了先漲後跌、慢跌到加速下跌到低位盤整的走勢。央行恪守匯率政策中性承諾，對匯率波動的容忍度明顯提高，體現了引導匯率雙向適度波動、增強匯率機制韌性的政策取向。從年初宣布暫停使用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中的逆周期因子，到 8月3日恢復對遠期購匯徵收外匯風險準備、8月24日重啟逆周期因子，恰恰體現了央行對匯率波動適度性的合理把握，恰恰體現了央行匯率政策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結合。

二是突破性。即監管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2018年3月，我國組建成立了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這標誌著長期以來困擾中國金融業的監管體制改革問題有了實質性突破，在全國層面形成了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長官下的“一行兩會”監管框架；在地方上，隨著12月17日銀保監會下轄的36個銀保監局的統一掛牌、各地方金融監管局的相繼掛牌，則將形成新的“一行三局”。

新的監管框架初步厘清了原來一些比較模糊的監管邊界，促進了監管協同。按照新監管體制安排，原銀監會、保監擬訂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央行。這有利於促進巨集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銜接與協調性。實際上，新體制的優勢在今年以來防範化解民營企業債務危機、互聯網風險方面已經得到很好的印證。同時，另一方面，新的監管體制將銀行與非銀金融機構（特別是保險機構）納入統一監管，將有效壓縮了監管套利的空間。

三是系統性。即監管制度補短板取得整體性推進，監管制度體系的系統性得到大大提升。以金穩會為長官的新監管體制，某種程度上為熨平不同市場之間監管政策與力度的差異性創造了條件，極大地推動了金融監管制度補短板的進程。2018年以來，一行兩會及發改委、財政部等相關部門共發布200多部金融監管法規與政策，其中央行體系59部、銀保監會體系60余部、證監會體系67部，內容涉及資管和理財市場、互聯網與民間借貸、信託行業、證券市場、銀行表內外業務、房地產等多個領域的治理與規範，以及服務實體經濟、對外開放等方面。特別是資管新規的頒布，統一了銀、證、信託等行業的資管業務規範，增強了同類業務監管標準的統一性、系統性，從而促進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性。

四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階段性成效。總體看，2018年金融風險的複雜性、市場傳染性特徵非常明顯。金融風險在不同的部門、行業之間隨機遊走，從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到影子銀行、房地產市場，再到外匯市場、數字金融行業與互聯網金融，相對集中於三大領域：

一是民營經濟領域的信用債違約風險和股票質押風險。近年來，在投資多元化、融資公眾化趨向下，一些大型民營企業擴張過快、過猛，投資過多、過雜，杠杆過高、財務複雜，債券融資、股票質押佔比過高的民營企業成為風險易發對象。部分民營企業利用市場準入政策寬鬆視窗期，大量湧入債市和信託、券商資管等非標領域，大量對接私募基金、高比例質押股權。在外部市場蕭條、資本市場低迷、“去杠杆”持續推進多重因素疊加下，出現流動性困境，導致企業信用債違約、頻頻“暴雷”，高比例股票質押頻頻觸及平倉線，面臨被強平風險。

二是互聯網領域的P2P網貸平台風險。今年以來，處於專項整治、驗收階段的P2P網貸行業依舊是爆雷不斷。據統計，6月19至6月26日僅一周時間，全國共計有42家網貸平台出現問題；7月1日—7月18日兩周多時間，當月共有183家平台出問題。

三是以長租公寓為爆點的房地產市場風險。2018年，在持續調控模式下，房地產市場固有的各種風險在逐漸集聚，中小房地產企業資金鏈風險、居民高杠杆風險以及房價波動下的個人抵押貸款風險都在潛滋暗長；而新的風險因素也逐漸顯然，其中長租公寓頻頻引發的“爆雷”事件成為2018年房地產市場風險新的關注點。2018年以來，已有超過10家長租公寓因發展過快出現資金問題。

一年來，金融監管部門以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為首要任務，以新的監管框架為依托，圍繞守住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底線這一要務，努力尋找防風險與強服務的平衡點，加強監管協同，在化解民營企業債務風險、持續化解P2P網貸平台風險方面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針對民營企業面臨的債務危機及融資困難，先後頒布了一系列紓解民企困難的政策，如推出民企貸款專項融資產品；視窗指導銀行將額外提供的MLF資金用於支持貸款投放和信用債投資；推出紓困專項債，支持有關機構通過發行專項公司債券募集資金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質押風險。據WIND數據，截至12月28日末，A股全市場質押股數達6349.77億股，環比下降0.89%，連續2個月環比下降，扭轉了此前延續45個月連續增長態勢。

在防化互聯網金融風險方面，監管部門先後發布了《關於開展P2P網絡借貸機構合規檢查工作的通知》等檔案，將P2P惡意逃廢債借款人資訊已被納入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和百行征信的系統，並指導四大AMC主動作為以協助化解P2P的暴雷風險；通過開展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測評工作，建立存管白名單。目前，P2P存管白名單已擴至42家銀行。在防控長租公寓風險方面，監管部門協同地方政府部門建立規範租賃市場發展的長效機制。總體上，金融市場各類突出風險在多方政策協同下得到有效紓解，守住了區域性、系統性風險底線。

讓資金真正流入實體經濟仍是金融改革的關鍵

2019年，中國金融業發展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無疑會更複雜、更充滿不確定性和挑戰性。全球經貿規則演變，美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持續抬頭對其自身經濟及其他經濟體的影響，歐元區復甦乏力，新興經濟體大面積爆發金融風險的可能性上升，都將成為將拖累世界經濟的疊加因素；而世界經濟的疲軟，勢必通過產業鏈的創導，使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使我國金融業運行的環境更加不利，各種潛在或集聚風險將逐漸顯現，穩金融的任務更加艱巨。

從中央提出的2019年七大重點工作任務看，對金融領域提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其重點是調整優化金融體系結構，包括發展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推動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業務逐步回歸本源。二是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強化監管和服務能力，重點則在於打造一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其他六大任務雖未著金融一字，但也均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從金融業發展的角度看，毫無疑問，做好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和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依舊是2019年中國金融業發展的主旋律。

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如何疏通貨幣政策傳導管道，實現寬貨幣向寬信用的有效傳遞，引導市場資金真正流入實體經濟，將是問題的關鍵。

2019年央行貨幣政策或更多地兼顧“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要堅持結構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與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現實，實際操作或穩中略寬。中央對2019年貨幣政策定的基調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何謂鬆緊適度？與此前沿用的“穩健中性”表述比較，“鬆緊適度”並未偏離貨幣供給端穩健的導向，而是在適度寬鬆中更注重需求端的實際需求或有效需求。這顯然排除了市場存在的可能出現“大水漫灌”之遐想。

因此，寬貨幣或更注重於精準定位的手段。目標瞄準民營企業、小微企業，在貨幣政策工具運用上，或更多地側重於運用定向降準、SLF、MLF、PSL 、OMO、TMLF等工具。尤其是新創設的TMLF（定向中期借貸便利），既有利於緩解當前銀行穩定負債的短板，又有利於通過降低銀行資金成本引導銀行合理定價，彌補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信用風險溢價，將會得到更多的運用。相對而言，原有的傳統貨幣工具或逐漸淡出。至少，在美聯儲加息步伐不減、匯率承壓的情況下，利率工具運用的空間將縮小。

最為關鍵的，還是如何疏通由寬貨幣向寬信用轉變的管道。換言之，就是如何有效激發銀行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動能。除了提高貨幣政策工具本身的精準性外，還需從商業銀行運行機制與頂層設計著手，進一步落實資管新規系列制度，嚴控通道業務，切實縮短資金鏈條；通過督促改進與完善考核激勵機制、落實細化可操作的問責機制，激發基層經營行服務小微企業的動能。

結構性去杠杆如何把握？

在防控金融風險方面, 既有的重點領域風險緩釋尚待時日，市場交叉傳染下新的風險將不斷顯現，風險形勢將更加嚴峻。風險防控的重點或集中在民營企業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互聯網金融風險。如何平衡好結構性去杠杆與防控風險的關係，把握好去杠杆的力度，或尤為重要。

在民營企業風險方面，目前儘管民營企業信用債違約風險和股票質押風險在多方協同的紓困政策下有所緩解，但民營企業多元化融資下高負債形成的堰塞湖尚未得到有效紓解，警報並未解除。一方面，信用利差或繼續走闊，民營企業續發債困難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加劇。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股票質押的風險化解在低迷的股市面前依然非常被動，基本上要看市場的“臉色”。

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方面，儘管整體上看，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水準尚在可控範圍，但其潛在風險卻不容低估，關鍵是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能否真正控制。中央明確巨集觀政策要強化逆周期調節，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要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為重點項目建設提供資金保障，這無疑將為防範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創造更好條件。但是，在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下，地方政府在加大基礎設施補短板的同時，能否做到量力而行、有效管控隱性債務依然是個問題。對於金融機構而言，能否按照穿透原則，有效識別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避免“踩雷”，也將是一種考驗。

在互聯網金融風險方面，P2P網貸平台整治備案仍在路上，進一步規範互聯網金融相關領域的金融行為任重道遠。2019年，“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一項重要任務，消費經濟或將成為明年基礎設施投資之外經濟增長的另一極。隨著消費環境的改善，國內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將得到激發，相應地催生更多的消費金融需求。但同時，消費金融領域各種亂象及風險或將凸顯，加強對消費金融的監管，有效抑製消費金融領域的亂象，將是繼P2P網貸平台整治規範之後又一個新的課題。

深化金融改革應理清中央與地方的邊界

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在新的監管框架下，亟需進一步理清中央金融監管與地方金融監管的關係與邊界，清晰界定機構監管與行為監管的內涵，從而真正將所有的金融行為都納入監管。

目前在地方層面，新的“一行三局”格局初步形成，新監管框架下中央金融監管部門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監管邊界初步厘清，傳統的 “7+4”類機構（包括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的監管邊界已基本清晰；但在互聯網金融領域，特別是在P2P網貸平台監管方面，行為監管與機構監管的職責邊界仍有待進一步厘清；在消費金融領域，大量的依托互聯網的非持牌消費金融機構的存在，其監管職責邊界也亟需厘清，並盡快規範其發展；商業銀行與金融科技機構的合作行為或將成為新的監管點，如何規範聯合貸款、助貸模式等跨界融合業務模式，防範金融風險交叉傳染，將成為亟需研究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