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財經《灼見》特約作者 譚雅玲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 首席經濟學家
年初以來，我國人民幣雙邊走勢較為明朗，但趨勢性前景存有不確定，且市場爭論凸顯。尤其是人民幣在受製美元因素變化很小的前提下，美元基本穩定和窄幅調節中人民幣走勢如何評估，這無論對當前匯率政策指引，或人民幣市場調節，尤其是外貿企業的實際需求而言不僅十分緊迫，也相當糾結、難料。
筆者作為長期觀察金融市場以及匯率走勢的研究者，尤其是在人民幣尚不可兌換，又處於我國經濟轉型、調整的關鍵時期，人民幣預期的要素與基礎是值得權衡與自我選擇需求認知與方向取向的。
首先從外貿數據比較思考匯率水準選擇
今年以來我國外貿數據顯示的結果十分不利於我國經濟脫虛向實的信心穩定，其中外貿企業的心氣受挫嚴重。尤其是與去年同期比較的思考則更為必要，甚至形勢相當嚴峻。根據我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9年2月出口下降16.6%，進口下降0.3%；2月出口同比(按人民幣計)-16.6%，預期7.1%，前值13.9%；2月進口同比(按人民幣計)-0.3%，預期6%，前值2.9%；2月貿易順差344.6億人民幣，收窄84%，預期順差2523億人民幣，前值順差2711.6億人民幣；2019年前2個月我國外貿進出口小幅增長0.7%，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4.54兆元人民幣，比2018年同期增長0.7%；其中出口2.42兆元，增長0.1%；進口2.12兆元，增長1.5%；貿易順差3086.8億元，收窄8.7%；按美元計價貿易順差437億美元，收窄13.6%。
與此同時我們比較2018年3月8日海關總署數據比較，2018年2月我國進出口總值2兆元，比2017年去年同期增長17.2%；其中出口1.11兆元，出口增長36.2%；進口8,881.6億元，微降0.2%；貿易順差2,248.9億元，2017年同期為逆差730億元。下圖1顯示的我國2018年2月與2019年2月出口反比落差值得思考與論證，我國外貿萎縮局面十分嚴重，上述階段人民幣走勢則為：下圖2人民幣區間6.26-6.34元之間和6.71-6.74元，人民幣由升值到貶值趨勢清晰可見，但是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外貿的影響則完全背離貨幣原理與實體經濟的關係邏輯，人民幣貶值沒有促進外貿發展，反之打壓與傷害外貿發展嚴重，這使得我們研究金融和貨幣思路的深刻反省，深入探尋原因的發現面臨真知灼見和吸取教訓。
1、我國貿易2018年和2019年2月同期比較的反差大
2、人民幣升值與貶值對貿易累加打擊結果嚴重
依據筆者對匯率以及企業調研的觀察，我認為中美貿易恐慌心理帶來打擊是外貿企業放棄主業和產業的重點與焦點，外貿環境面臨的政治因素、國際競爭愈加激烈和嚴峻使得本土化偏重的外貿企業難有底氣應對。尤其是今年以來中美談判的各種信息更突顯美國主動與我國被動局面，加之國內產業結構性調整正在糾結和不確定狀態，這對外貿形勢的影響不言而喻。此外，2018年第一季度和2019年至今人民幣升值態勢的殺傷力已經令外貿企業損失加大，對匯率無準備外貿企業受到市場偏激情緒、脫離實業的升值預期打擊再度上升，進而從2018年2月外貿企業承受不起加緊了結訂單和業務放棄形成外貿局面惡性循環，這或是我國外貿形勢嚴峻所在。匯率趨勢性變化對外貿的實際意義是升值不利、貶值被動的局面值得重視。
市場有輿論認為，匯率對外貿不是根本問題，貨幣升值對外貿影響有限，縱觀上述數據與現實值得深思，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匯率本身的方向不是保護外貿意義何在，保護股市和房產市場所為論證是否妥當、適宜對路子嗎？一個國家經濟循環中外貿為主的時代依然不過時，所謂投資拉動經濟、消費拉動經濟可持續嗎？經濟循環規律的出口、投資、消費是經濟周期和循環路徑的節奏與順序，並不能隨意發揮，甚至以惡製惡亂了方寸，實體經濟沒有收益率必然導致實體經濟信心、心氣不足，經濟壓力來自實體經濟受困、受阻、損失凸顯，分析角度應以維護外貿實業發展為主，並非簡單價格、指標，如此簡單論調預期，側重背離實業將無法發揮價值收益率。
其次從外部環境焦點論證匯率博弈對策。
去年至今，尤其是上周美國總統川普連續兩天表態抵製強勢美元，他特別強調“我們有一位美聯儲的先生非常喜歡強勢美元……我也想要強勢美元，但我想要的是對我們國家有利的強勢美元，而不是過於強勢以至於妨礙我們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易的美元。”回想美國歷屆總統都反對強勢美元政策，美國需要的強勢美元勢力，即市場份額，並不希望美元走勢走強；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連續3年為美元貶值呼籲，美國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事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聲美元高估順理成章；但是我們需要思考作為有經驗、新經濟、現代市場的美元為何不希望美元升值。透過美國商務部數據不難發現其原因與背景。儘管川普一直在努力削減貿易逆差，但最新指標——2018年12月美國貿易逆差激增至598億美元，超出市場預期；2018年全年美國與其全球夥伴之間的貿易逆差為6210億美元，這是2008年以來最高；此前市場預計美國12月貿易逆差將為573億美元，高於11月的503億美元，11月的數據修正後增加了10億美元；美國貿易逆差擴大主要是進口增長2.1%至2649億美元，而出口下降1.9%至2051億美元。去年至今，美國發端全球貿易製裁，不料結局可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美國有苦難言，進而美方延緩與我國的貿易談判則顯示既不放棄原則，也要等待機會和條件，美國經濟與結構是關鍵；老道的美國對策值得關注，其中與美元匯率的關聯則是重點。川普強烈抵製強勢美元為美國經濟減壓和經濟可持續的含義是明確而精準的，貿易逆差雖然對美國不是利潤損失，但畢竟結構扭曲將可能破壞政策趨勢與執行，美元難以實施貶值與整個大環境與錯配指數有關聯。
3、美元指數上行趨勢加大美國貿易逆差
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態度都是抵製自己貨幣升值，其中英鎊、歐元、澳元、加元、瑞郎等十分明朗，這對我們的啟發格外重要。如英國面對脫歐，2017年評估英國的嚴重經常帳赤字導致英鎊在G-10貨幣中高估程度最高，以經常账測算，英鎊在貿易加權指數高估19%。瑞士央行行長喬丹2017年在接受瑞士金融經濟報採訪時表示，瑞郎仍然“被嚴重高估”；瑞郎兌歐元被明顯高估。發達國家貨幣資質發達國家比我們優質，自由化資質是重要基礎；發達國家經濟實力和周期與我們有差異，經濟實力體現在平均收入與產業競爭力；發達國家市場化經驗與能力高於我們，貨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主觀見地明確，市場經濟機制、形態、結構清晰健全；我們與之差異明顯，自己貨幣取向的學習借鑒十分必要和重要。
最後從綜合因素考量預測匯率趨勢前景。
匯率問題對當今國家經濟乃國際競爭十分敏感和重要。我國經濟周期、結構調整、升級品質、強化技術正處於關鍵期，匯率保護和穩定信心、調整與促進、控制與節奏顯得更為重要。縱觀2015年至今匯率的變化，我國自主主見逐漸成熟，人民幣雙邊走勢基調十分有效，進而匯率水準變化順應外部主導趨勢、適應我國實際需求、加快機制方法改革以及穩定心理政策選擇較為貼切和穩定，並且市場適宜以及接應技術、心態、情緒和能力逐漸常態化。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國經濟實際需求與匯率水準選擇則缺少數據支持、利潤效應、產業保護以及企業利潤的支持與適合，進而市場比較突出的表現在於：人民幣升值興奮偏多，金融投資投機較強；人民貶值恐慌較大，輿論導向偏激利益短期化突出；加之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較大，競爭性態勢落差嚴重，貨幣訴求主觀與客觀脫節，甚至背離加劇貨幣方向與趨勢判斷的短期化、偏激性、超預期，人民幣與美元順從、背離已經呈現不同的關聯與結果，此時對人民幣主觀判斷的重要意義前所未有。
近期我國兩會答記者問的招待會格外醒目，央行行長易綱的表態透徹出關於我國貨幣改革進程與未來，尤其在談到中美剛剛結束的第7輪經貿磋商談判問題時，易綱行長表示，確實就匯率問題進行過討論，比如雙方討論的內容包括如何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雙方都應堅持市場決定匯率制度的原則；雙方都應遵守歷次G20峰會的承諾，比如不搞競爭性貶值、不將匯率用於競爭性目的，且雙方就外匯市場需保持密切溝通；雙方都應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透明度標準，承諾披露數據等問題。在眾多關鍵和重要問題上，雙方已達成了共識。這對前期市場傳聞美國將強加我國關於匯率的第二個廣場協議的輿論抵製和糾正十分重要。畢竟目前人民幣離岸價格引導和影響較大，借題發揮炒作人民幣被不攻自破。由此，我們發現目前政策宗旨的調控清晰而明朗，尤其是今年人民幣升值的節製力凸顯匯率水準的權衡逐漸成熟與有主見。因此，回顧我國人民幣2016年至今走勢規律，我們不難發現，2016年人民幣雙邊走勢偏升值、2017年人民幣雙邊走勢偏貶值、2018年人民幣雙邊走勢偏升值，由此預計2019年人民幣雙邊走勢偏貶值。我們所言的雙邊中偏向是區間走向，並非整體走勢。加之我國經濟當前的重要形勢，經濟轉型方向正在磨合中、產業技術重心重要發力中、企業主業方向正在梳理中、結構調整側重重在重整，人民幣走勢對經濟、信心、改革、開放的安全、穩定、持續含義十分重要。因此，我建議人民幣雙邊走勢偏重貶值有意義、有作用、有結果、有希望。我國畢竟是一個外貿大國，但並未達到外貿強國的地位和水準，因此以匯率保駕護航外貿資質、品牌、技術、地位的提升是當前我國脫虛向實結構調整、注重質量與技術的重心與側重。
當前美元貶值難度很大，但此時的美元貶值對經濟利益和對外競爭格外重要，美元如何應對值得關切。其手法老道或超乎預料，其平台多元可用性寬泛，更重要的其合作同盟配合，市場面臨風險值得重視。市場變化有特性周期技術氛圍經驗策略多重考慮，美元路很寬道很多經驗豐富霸權特殊，看得清與看不透兩面糾結，我們的人民幣不要被動隨從，未來有主見和立場是關鍵，我們人民幣自己的控制力要有底線限度和尺度分寸，我們的市場從原點開始，努力探索發現穩住很重要。
2019年3月12日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