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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我在1996年7月在敦煌曾經遭遇過一次沙塵暴。那年我帶學生去莫高窟，就在遊覽鳴沙山的時候，遇到了沙塵暴，那個沙塵暴是個什麽情況，真的就跟核爆炸一樣，遮天蔽日，一堵黃牆整個就橫推過來了……我只體驗過這一次這樣的沙塵暴，可是他們在一年中要承受二十多次這樣的沙塵暴，可想而知，常年生活在莫高窟要承擔多麽大的艱辛！——郝春文
反映樊院長的擔當精神和風骨的事例有很多。當然最重要的是她頂住了“打造跨地區旅遊上市公司”和將敦煌莫高窟和月牙泉捆綁在一起的大景區規劃。這兩件事實際都是政府行為，以下級的身份來頂住這樣的政府行為需要多麽大的擔當精神，而樊院長以其瘦弱的身軀大聲疾呼、四處奔走，愣是頂住了可能毀壞莫高窟的錯誤規劃。——郝春文
鄧稼先去世後，楊振寧給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裡多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恆的才是有價值的。”貫穿《我心歸處是敦煌》這本書的就是這種對於永恆價值的精神追求。有了這種精神追求，心靈就得到了安頓。這種精神追求為人生注入了一種神聖性。——葉朗
莫高窟人是中國的脊梁
文 | 郝春文
一
我特別特別敬重莫高窟人。這是因為：我深知他們背負的重擔，我自己背負不動；他們承受的艱辛，我也承受不起。而且，我敢斷言，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承受不起。
我說這些話，在座的多數人應該會同意，凡是讀過《我心歸處是敦煌》的人也都會同意。但我這裡要強調的是，要想真正讀懂這本書，要想真正懂得莫高窟人，需有一點實際的體驗。沒有體驗，你讀的只是故事，故事背後莫高窟人背負、承載的東西有多重，你根本就掂量不出來。
這裡我想講自己的三個小的體驗。
1984年，我第一次去敦煌，那個時候是施萍婷老師和賀世哲老師接待我們。我到他們的宿舍去，看到他們家裡的寫字台是土坯搭的。而且他們那裡冬天三個月沒有蔬菜。我自己也曾在鄉村生活過，別管好壞，上一世紀50年代的時候我們家裡用的就是木頭桌子。至於冬天的蔬菜嘛，1980年代大白菜總還是有的。所以，當我看到他們如此簡陋的生活條件時，心靈確實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其實，1984年的時候，莫高窟人的生活條件較之以前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了，喝的水已經不是宕泉河的苦水了，電也通上了，但是其他的生活條件依然是這樣，大家可以想象在那裡生活的艱辛。
我想談的第二個體驗是敦煌的沙塵暴。《我心歸處是敦煌》講到了敦煌的大風和沙塵，特別是春秋兩季。我覺得只有去過敦煌才能真正體驗到沙塵暴的厲害，春天和秋天有時候就是沒日沒夜的刮風。我在1996年7月在敦煌曾經遭遇過一次沙塵暴。那年我帶學生去莫高窟，就在遊覽鳴沙山的時候，遇到了沙塵暴，那個沙塵暴是個什麽情況，真的就跟核爆炸一樣，遮天蔽日，一堵黃牆整個就橫推過來了……我帶著十幾個學生只能背著風趴著，不能張嘴，只要張嘴，嘴巴裡就全是沙子。就這樣趴了大概有二十多分鐘，等到風沙過去，沙子基本把我們給埋了。等我們從沙土裡爬出來，再回到莫高窟山下的時候，山下賣東西的小攤一個也沒有了，莫高窟也關了，地上隻留下厚厚的一層沙子。我想這不就是《西遊記》裡寫的“黃風怪”嘛！我只體驗過這一次這樣的沙塵暴，可是他們在一年中要承受二十多次這樣的沙塵暴，可想而知，常年生活在莫高窟要承擔多麽大的艱辛！
我想講的第三個體驗是，《我心歸處是敦煌》回憶了樊錦詩老師和彭金章老師的故事，雖然書中敘述的事我早就知道，但我讀這一段的時候還是落淚了。我不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淚點還是比較高的，使我落淚的原因也不是他們的愛情故事，那當然也是很動人的。使我落淚的原因是感覺他們真的太難了。他們承受了一般人無法承受的重負，而且這樣一種經歷不但影響了夫妻的生活，還嚴重地影響了對子女的教育。你想想，整整十九年，我們真的是沒法想象他們是怎麽度過的。彭老師一個人帶著孩子在武漢，夫妻兩地分居，這真是我們一般人忍受不了的。而且對我來說，這兩個人是鮮活具象的人啊！我的感受和不認識他們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對我來說，他們兩個人的經歷不是故事，而是實實在在的身邊朋友的生活。相比樊院長的內斂，彭老師更加活絡，他總是樂呵呵地主動和你攀談。我們每次見面都聊得很開心。在與他的接觸中，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有一顆值得我們仰視的強大的內心。
1965 年，樊錦詩與彭金章莫高窟合影
樊錦詩、彭金章夫婦2015年7月下旬在貴陽
如果有了一點體驗，你就會同意，在莫高窟工作的人，待在那裡就是貢獻。這句話是我在2011年段文傑先生追思會上說的，今天我願意再說一遍。
可能不少人已經注意到了，包括樊院長和彭老師在內的莫高窟人，都有一種超然物外的淡定氣質，寵辱不驚。這樣一種氣質其實就是常年風沙陶冶的結果。莫高窟人放棄了大城市的優越生活，甘願接受艱苦環境的洗禮。“此心安處，是吾故鄉”，他們將自己的心安在敦煌，把敦煌當作自己的故鄉。和莫高窟人的付出相比，多高的獎賞都會顯得那樣地蒼白無力。
二
反映樊院長的擔當精神和風骨的事例有很多。當然最重要的是她頂住了“打造跨地區旅遊上市公司”和將敦煌莫高窟和月牙泉捆綁在一起的大景區規劃。這兩件事情在《我心歸處是敦煌》中都提到了，在298至306頁。具體情況大家應該都了解了。我這裡想說的是，這兩件事實際都是政府行為，以下級的身份來頂住這樣的政府行為需要多麽大的擔當精神，而樊院長以其瘦弱的身軀大聲疾呼、四處奔走，愣是頂住了可能毀壞莫高窟的錯誤規劃。
需要說明的是，在2014年，伴隨著所謂“大景區規劃”，當時甘肅省的某位領導還給敦煌和敦煌學做了重新定義，聲稱我們敦煌學界過去從事的敦煌學都是小敦煌學，他們定義的敦煌學是大敦煌學。由於這些宣傳具有政府的背景，大家都不敢發表反對意見。當年6月，甘肅方面組織了一場高層論壇，把我也請去了。估計是希望我能表態支持大敦煌學。我說我是北京來的，甘肅省管不著我，所以我可以講些不同意見。我在論壇上向甘肅的幹部講了兩個意思，一是什麽是敦煌學應該多聽聽敦煌研究院和蘭州大學專家的意見。領導不是敦煌學專家，不能自己定義敦煌學。二是莫高窟的開放必須考慮到它的可持續發展。如果我們為了發展旅遊而毀了莫高窟，那就是對民族的犯罪。我的演講，甘肅電視台、報紙都報導了。看來輿論界也不認可某些領導定義的大敦煌學。據說從那以後，甘肅省就不讓再提大敦煌學的事了。
“我說的都是大實話”，這是樊院長的口頭禪。在當今學術界，特別需要樊院長這樣講大實話的人。樊院長的擔當意識和俊朗風骨，特別值得表彰！
2004年5月，在莫高窟第85窟壁畫修複現場檢查工作
三
樊院長，包括其他莫高窟人，雖然說待在那裡就是貢獻，但是他們在業務上並沒有懈怠。
樊院長的學術成果表現在很多方面。當然最重要的是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首卷，即《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這本考古報告的意義在於：一、改變了過去一提石窟報告就提日本學者成果的狀況；二、創造了石窟報告新的範式，為以後編寫莫高窟其他洞窟和我國國內其他石窟群的考古報告提供了模板；三、首次採用了最新的科學技術（如三維雷射掃描技術和GPS定位等）。
我最近在總結敦煌學學術史，將有價值的論著分為帶有總結性的論著和帶有開拓性的論著兩類。推出一個領域帶總結性的成果，等於給這個領域樹立一座里程碑，後來者要在這一領域繼續前進，必須要瞻仰它，也就是繞不過去它。開創某一領域或專題研究的學者實際上是拓荒者和奠基人，通過披荊斬棘，為後來者開辟了道路。而《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是既具有總結性，又具有開創性。所以它既是一座豐碑，又為後來者開辟了道路。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
在座的各位都應該知道魯迅關於中國脊梁的論述，他用的是例舉法，舉了幾種人是中國的脊梁。我覺得應該再加一種，即加上“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窟人，他們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脊梁。
最近40多年來，中國的敦煌學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局面。完全取得了國際敦煌學的主導權和話語權。我國的敦煌學所以能夠形成今天這樣的局面，根本原因是我國的敦煌學家在最近數十年來創造了一大批為國際敦煌學界公認的原創性成果。而這些成果的出現，就是因為我國敦煌學界有一批像樊院長這樣不圖名利默默奉獻的學者。
（郝春文，首都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本文為作者在《我心歸處是敦煌》座談會上的發言）
帶有永恆價值的精神追求
文 | 葉朗
《我心歸處是敦煌》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書。很多人讀了這本書都很感動，並且覺得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種提升。
這本書是由樊錦詩口述，顧春芳撰寫。很明顯，這本書要寫得好，有兩個條件：第一，樊錦詩的人生經歷很精彩，用現在常用的詞來說，樊錦詩的人生要有故事，要有精彩的故事；第二，顧春芳要把這個精彩的故事寫出來，而且要寫得好。這裡又有兩個條件，第一，顧春芳必須和樊錦詩心靈相通，這樣她才能深切地理解、領悟樊錦詩的人生價值。我們從這本書看到，顧春芳確實和樊錦詩心靈相通。第二，顧春芳必須為這本書下大功夫，因為樊錦詩的人生涉及敦煌的歷史，涉及石窟藝術，涉及佛教哲學，涉及考古學，而這些並不是顧春芳的專業，顧春芳的專業是藝術學、戲劇學、電影學，所以顧春芳必須重新學習，必須下大功夫。我們從這本書看到，顧春芳實為寫這本書下了大功夫。這一點，樊錦詩先生在“自序”中也說了。
我在編《文章選讀》的時候，曾提出，文章要寫得好，應該做到有思想，有學養，有情趣。《我心歸處是敦煌》這本書達到了這個要求，有思想，有學養，有情趣。這說明樊錦詩人生經歷的故事精彩，也說明顧春芳寫這本書下了大功夫。
顧春芳（左）與樊錦詩
關於這本書可以談很多。下面我談兩點。這兩點是緊密聯繫的。
第一，這本書不僅寫了樊錦詩自己一個人，而且寫了敦煌“莫高窟人”這一個光華燦爛的群體。
什麽是“莫高窟人”？就是在艱苦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下為守護敦煌、研究敦煌，為傳承中華優秀文化而貢獻自己一生的人。
當然大家首先會想到常書鴻、段文傑以及於右任、張大千、向達這些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者，但是樊錦詩這本書不僅寫了這些大家熟知的有名人物，而且寫了一大批為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獻身的默默無聞的人。我這裡特別強調“默默無聞”。莫高窟人的可貴就在於“默默無聞”。莫高窟人的人生的神聖性就在於“默默無聞”。大家看這本書的最後一節“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讀了這一節，我真是感慨萬分。
這一節第一個寫了李仁章，他從腳手架上踩空摔下來，內出血，因為當時醫療條件不好而去世，才32歲。第二個寫了許安，她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會計，兩次剖腹產，引發腸粘連，最後死於腸梗阻，才40歲。還有一批學者，如霍熙亮、賀世哲、孫修身，他們在敦煌壁畫和佛教文化的研究中都有發現和突破。當然還有彭金章，樊錦詩的丈夫。他本來是武漢大學考古專業的創辦人，研究夏商周考古，因為樊錦詩在敦煌，他也到敦煌，改行做佛教考古，主持莫高窟北區兩百多個洞窟的清理發掘工作，完成了《莫高窟北區石窟》的考古報告。還有一批手工技藝突出的工匠師傅，如竇佔彪師傅，幾乎每個洞窟都離不開他爬上爬下修修補補。還有李複師傅，他是老資格的裱畫師。還有范華，他在行政辦公室工作，還有吳信善，他是園林工人，他們都為敦煌文物事業作了貢獻。還有劉鍱，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任書記。他因為晚上心髒病發作，救護車來得太晚，沒有得到及時搶救。這些人都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敦煌的文物保護和研究事業，獻給這樣一個人類偉大的文化遺產。他們默默無聞，他們是不朽的。
這本書寫了這一批默默無聞的莫高窟人，這是這本書的價值之所在。
第二，這本書不僅寫了樊錦自己的人生，而且寫出了追求永恆價值的“莫高精神”。
什麽是“莫高精神”？就是“堅守大漠，勇於擔當，甘於奉獻，開拓進取”。這種堅守、擔當、奉獻、進取的精神，在心靈深處是一種處變不驚、守一不移的淡定的境界。這整本書可以說都是寫這種“莫高精神”，特別是書中“莫高精神的傑出典範”，以段文傑先生為例，從心靈境界的深度來呈現這種莫高精神。
大家知道，敦煌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極其艱苦。戈壁沙漠，風沙彌漫，冬天的氣溫在零下攝氏20度左右，卻沒有任何取暖設備，他們當時住在破廟裡，無水無電，物質貧乏。因為太冷，早上出被窩時眉毛鬍子都會結霜。這是生活條件的艱苦。同時，段文傑先生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50年代，段先生成了重點批鬥的對象，被降了六級工資，妻子受株連也丟了工作。白天讓他進洞臨摹，晚上還要參加重體力勞動。他就是在這段時期完成了第217窟的《西方淨土變》的臨摹。文革時期，他再一次受到衝擊，被批鬥，被除名，被下放農村勞動。在農村讓他養豬。他把豬養得很好，成了遠近聞名的養豬專家。同時他堅持思考和研究敦煌藝術，寫了一大批文章，落實政策後，這些文章一篇又一篇地發表出來。段先生說，自己只要進了洞，就會全然忘了煩惱，內心一片平靜。“一畫入眼中，萬事離心頭。”這種從容淡定、寵辱不驚、圓融無礙的精神境界，是一種高遠的人生境界。
這種精神境界，和敦煌石窟壁畫上傳播的佛教徒的信仰有某種相似和相通之處。書中“守護敦煌的究極意義”這一節就談到這一點。書中說，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事業可以說也體現了佛教所提倡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的精神追求：如果從佛教“布施”角度來看的話，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事業，超越世俗的名利，在困境中保持從容，也是一種“法布施”和“無畏施”；敦煌在西北荒漠，遠離城市的繁榮；莫高窟是一片淨土，是不可複製的人類遺產；在此工作的人肩負文化的使命，需要很高的修養，有為有不為，是為“持戒”；莫高窟人堅守在大漠，在這個過程中還可能受到指責，有時還可能要應對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待遇，是為“忍辱”；凡是對莫高窟有利的工作，當仁不讓，盡力去做，是為“精進”；畫家們幾十年如一日地臨摹壁畫，專注於線條和筆觸，以守一不移的心態應對快速發展的世界和外界的誘惑，是為“禪定”；博覽群書、提升學識、涵養心性、磨煉心智、度化方便、圓通萬事，從個體人生的無明和煩惱中走向智慧和覺悟的人生，不正是“般若”境界的追求嗎？
這種精神追求，就是心靈的安頓。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不知心歸何處。
書中特別講到莫高窟第158窟的涅槃佛像。這尊佛像極其巨大，無比華美，佛像嘴角的微笑發出一種神聖的光芒，呈現出一種無比寧靜、安詳的精神境界。這正是心靈得到安頓的永恆的境界。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釋迦涅槃像》（中唐）
佛教和佛學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有一種積極的影響。馮友蘭先生說，中國傳統哲學中最有價值的內容是人生境界的學說。從表面上看，世界上的人是共有一個世界，但是實際上，每個人的世界並不相同，因為世界對每個人的意義並不相同。世界對每個人的這種不同的意義和價值就構成了每個人的人生境界。莫高窟的保護的歷史實例，說明佛教和佛學對中國人構建高遠的人生境界有著某種積極的影響。過去我們對這方面說得不多，因為研究不夠。樊錦詩這本書也許對我們是一個提醒，今後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樊錦詩在書中說：“我覺得世界上有永恆，那就是一種精神。”
大家知道我們北大哲學系已故教授鄧以蟄的兒子鄧稼先是兩彈元勳。鄧稼先去世後，楊振寧給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裡多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恆的才是有價值的。”
我覺得，貫穿《我心歸處是敦煌》這本書的就是這種對於永恆價值的精神追求。有了這種精神追求，心靈就得到了安頓。這種精神追求為人生注入了一種神聖性。這種精神追求照亮了這本書每個讀者的心靈。
（葉朗，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名譽院長。本文為作者在《我心歸處是敦煌》座談會上的發言）
《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樊錦詩 口述，顧春芳 撰寫，譯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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