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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燁上台與田壯壯擁抱，謝飛微笑站立一旁。這才是閉幕當夜最激動的時刻，而非海清那番關於中年女演員困境的發言。First展映的多數長片，並不符合相關政策規定：缺少龍標和上映許可證。這也造就了某些期待：“首先要看沒有龍標的，因為以後未必有機會看到；沒有龍標大概率比有龍標的好看，因為沒有經過刪改，完全是導演的自主表達。”一位影評人總結道。《平原上的夏洛克》是今年另一部“爆款”。第一場產業放映結束後，兩天24個洽談時段被全部約滿。導演徐磊一場都沒去，這是他的處女作，但他並不關心這片子的市場價值。來First，“就是想看看這片子的藝術性有多少”，“在這個氛圍裡待幾天，我就覺得激發了你那種鬥志。哎……就是，覺得下回我必須得弄一個特別牛X的東西，就會有這種刺激。”
文/李南飛 編輯/露冷
這十天，西寧新城區方圓一公里內，“現實主義”“長鏡頭”“場面調度”“個人經驗”等名詞，在耳邊此起彼伏。在某個會議廳門口，演員王傳君一次又一次被攔住嘮嗑。每天都有各式酒局飯局，影迷圍坐一起，熱情洋溢地談論彼此的喜好：“《春潮》結尾那個水流的意象我太喜歡了。”“生活裡有小魚那樣的男孩，我肯定會愛上。”
這就是First電影節。影迷、志願者、主辦方、影評人、媒體、青年導演、評審、電影產業人士等逾千人聚集在7月底的西寧。這是高濃度與高純度的幾天，只要你說想聊電影，和誰都能聊上。他們中的多數，真誠而又野心勃勃。
海拔2261米的西寧，此時真正的坐標並不在東經101°77′北緯36°62′上。它更像是不屬於經驗之內，由想象與熱愛堆起的為期十天的烏托邦。
一坐下來就知道聊什麽
人們穿州越省來到西寧。自駕一周，或者坐30個小時綠皮火車的故事，在這兒都算不得稀奇。購入一張或兩張半程觀影證，560元每張，即可預約每日展映，以及開閉幕影片。
每個影迷都掛有一塊印著“cinephile”掛牌，憑此互相辨認。大家交換微信，建群，約飯，然後就是朋友了。
“初衷是一致的，大家都是喜歡電影。我來這裡第一天就發現，大家非常容易交流，一坐下來就知道聊什麽：你有什麽期待的片子，誰是你最喜歡的導演，有沒有特別喜歡的演員。話題永遠不會斷。”21歲的羅飛鵬最初來這裡是想來看宋佳和胡歌，但“我來之後，發現對明星沒有那麽狂熱。那些都是皮毛，我有更高的期待。”
更高的期待是什麽呢？
“是電影和交流。我覺得這裡匯聚了中國最有希望的電影人，我能和他們有個交流。”羅飛鵬說。
“交流”，也就是“聊天”，在First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每場展映結束後，會有主創映後談。每晚10點，還會在一家書店舉行不同影片的主創交流會。羅飛鵬發現這兒的觀眾提問，都讓他頗有收獲，“比如看完《世外之子》，我聽觀眾的提問，才知道這部電影的風格和貝拉·塔爾相似。”
電影即是氣味——這些年輕人在別處，很容易讓人覺得格格不入，但在First，他們迅速嗅到了同類。比如每天工作結束，志願者們會坐在青旅客廳的沙發上聊天。有人播了一段自己拍的短片，王泓霖突然喊停，說：“你下一個鏡頭是不是要接小時候的樣子？”對方驚喜，連連點頭。“你能明白麽，知己的感覺。”王泓霖說。他今年大二，編導專業，喜歡的導演是萬瑪才旦。即便是和電影相關度這麽高的專業，他在學校的時候，也很少有這種“知己感”“同類感”。畢竟，志願者是從3971中選出來的153位，篩選率3.8%，略高於競賽片2.4%左右的篩選率。
年輕的女志願者曉璐會和別人聊胡波。她14歲離開寧夏，隨母親移民美國。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個影展上，她看到了《大象席地而坐》。她被這部電影喚起了某種共鳴。後來看胡波的書，知道了First，她覺得這裡是“一方淨土”，“我來了之後每天都會提胡波的名字，我會主動和人說。”她想用這種方式，“繼續去喚起這個人的名字，喚起他留下的一些東西”。有些時候她會得到熱烈的回應，有些時候則不，“有人知道就接著聊，不知道就無所謂”。
影評人想和導演多聊聊，在First也能實現，“這些導演天天就在這兒晃悠。在這兒抽根煙的時間，就跟導演聊很多了，聊著聊著就收不住了。”影評人柳鶯說，“青年導演沒有那麽多條條框框，願意聽你的看法。”
也有一些人，是被大家期待的聊天對象。“反正大家這幾天都在這裡，也跑不掉。”製片人耐安說，她有超過30年的製片經驗，在西寧，一茬又一茬的年輕人想同她交流，她一一應允，日程排至凌晨三點半。
正在成為“未來”的人
四天裡王泓霖隻睡了6個小時，但他看上去熱情高漲。身為志願者，每次他聽到影展CEO李子為講話，或是看到活動前放映的VCR，都會興奮：“很牛，我們在參與一件很牛的事情，在參與建造中國電影的未來。”
他們中的有些人，確實已經在成為中國電影的未來。
“這兒蠻烏托邦的。”在西寧，仇晟說。他的身份是導演。
他坐了21個小時綠皮火車從北京來到西寧——實打實的坐票，留在餐車過夜還需加購40元的夜宵券。這是仇晟第三次來First。
第一回在2016年，他畢業一年不到，回了杭州，天天給人做宣傳片，常態是他和甲方都不高興。有天洗澡，仇晟“特別特別恐慌，心裡一直在想，這輩子不會就這樣了吧。”他還是想拍電影。夏初，他來到First電影人訓練營。到西寧第一天，行李落在出租上，同學替他著急，他也不慌。“我特別高興，覺得逃出了杭州，沒有行李也不要緊。”
那屆訓練營的同學裡還有王通，當時他的短片《吉日安葬》已經入圍金馬獎和釜山電影節；甘劍宇，他的《鋌而走險》入圍今年上海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沙漠，網劇《你好，舊時光》的導演。
訓練營結束後，仇晟帶著行李去了北京，開始真正地做導演，朋友當他的製片。兩年後，2018年，他第二次來First，帶著自編自導的處女作長片《郊區的鳥》。
第一場放映，在萬達影城的一個普通放映廳，一百來號坐席。結束後，有觀眾對他說，“導演，我覺得你這部片子裡面每場戲都沒有任何意義，我看不到任何意義。”他問剩餘觀眾，有多少人有一樣的想法。十幾個人舉起了手。仇晟感覺“自信心被打擊”，口齒不清地解釋了一番想表達的主旨。
連續的兩極分化評價刺激著仇晟，到閉幕前一天，“自我認知已經非常低了，我就覺得我拍了一個什麽片啊。”他說。結果閉幕當晚，《郊區的鳥》獲得第12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劇情片。仇晟上台，臉漲得通紅，大家都以為他哭了。
這就是First。雖然也會有失望，但總有希望。
今年，仇晟帶著新劇本來到西寧，折戟於創投會。他寫了一段話發在朋友圈：“……創作漫長，多少天都是死寂的，跟自己搏鬥，沉潛往複。……不管唱的是鳥之歌，犬之歌，還是大象之歌，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人唱，有人聽，彼此心意相通。”
這段話被四處轉載。耐安在聊天途中，聽人讀了一遍；演員張頌文讀給團隊成員聽，問，你們在當中看到了什麽？
年輕的經驗
今年的第一個“爆款”是柴小雨的《魚樂園》。
第一場放映簡直可以用“騷動”來形容。笑聲不斷、掌聲雷鳴，“牛X”的喊聲此起彼伏。年輕的觀眾用言語或者肢體動作，去表達對《魚樂園》的喜歡。放映結束後，柴小雨從後排走上前，途中有觀眾用力拍了他大腿，有觀眾在他耳邊大叫“牛X”。柴小雨接受了一個又一個好友申請，都是影迷，“他們有的人告訴我說你可以不用加，但是我覺得大家挺好的，怎麽能不加呢。”
“共鳴”、“貼近年輕人”、“沒有距離”，這是年輕觀眾對《魚樂園》最常用的形容詞。影評人這樣形容：“可貴的是大部分院線電影都捕捉不到的當下性”；“十分精準的捕捉了北京年輕人的那種感覺和狀態”，評委會主席刁亦男說，此片“最接年輕人的氣”。
連續幾年參與國內外電影節的柳鶯說，First最珍貴的就在於“野”，年輕導演帶來的這些獨立作品，個人表達強烈，風格明顯。“雖然有些片子挺雷的，非常不成熟或者非常基礎，但還是挺珍貴的。你很難在其他的影展上密集的看到這樣的片子，真誠又自我。”
柴小雨就是這樣的“野生導演”。整個製作團隊不到二十人，演員不是親戚就是朋友——這在青年導演處女作中十分常見，今年另兩位獲獎導演顧曉剛、徐磊亦是如此。資金來源不是自己掏錢就是朋友讚助，劇本攝影剪輯，都是自己完成。
一個共識是，原本如《魚樂園》這樣的手工藝品是First最亮眼的部分，但如今越來越少。從今年的參賽影片來看，越來越多具有工業水準的影片進入First，製作更加團隊化和系統化。《第一次的離別》背後有多個出品方參與，《春潮》由郝蕾和金燕玲主演，《馬賽克少女》由黑鰭影業參與出品發行，《平原上的夏洛克》的監製是饒曉志。
與此同時，今年First的競賽片質量被普遍認為高於去年。就豆瓣評分而言，今年被提名的劇情長片，有五部高於7.4分，而去年只有一部高於7分，為7.1分。
《平原上的夏洛克》是今年另一部“爆款”。第一場產業放映結束後，兩天24個洽談時段被全部約滿。導演徐磊一場都沒去，這是他的處女作，但他並不關心這片子的市場價值。來First，“就是想看看這片子的藝術性有多少”。在西寧待了幾天，他覺得自我要求還是太低了。“在這個氛圍裡待幾天，我就覺得激發了你那種鬥志。哎……就是，覺得下回我必須得弄一個特別牛X的東西，就會有這種刺激。”
在《魚樂園》的放映現場，一位志願者高興地說，希望柴小雨以後能拍出更多好作品，“等他成為大導的時候，我要說他的第一次首映是我幫他做的。”
誰不希望呢，在First見證一位大導籍籍無名的時刻，見證歷史與未來。
人類的悲歡，此刻相通
First的最後一個獎是“年度面孔榮譽”，由謝飛與田壯壯頒發。頒獎前，大銀幕播出了一段影片混剪，都是影迷熟悉的面孔：24歲的周迅，25歲的郝蕾，2019年的宋佳，還有賈宏聲、郭曉冬、秦昊等。
場內尖叫、歡呼。場外的影迷對著銀幕上的直播尖叫，大喊：“婁燁，牛X”。隨後，婁燁上台與田壯壯擁抱，謝飛微笑站立一旁。這才是閉幕當夜最激動的時刻，而非海清那番關於中年女演員困境的發言。
在First，所有人都熱愛甚至親近婁燁，無論他們是否喜愛他的影像風格。柴小雨說婁燁是浪漫的，是自由的，是精神上的動力。“婁燁代表了自由，我挺追求自由的，但是很難。”
《人物》雜誌這麽描述“婁燁”二字超越影像的意義：“婁燁成了一個象徵，一個自由電影的同義詞，一個沉默但穩定的坐標系”——一個在這個時代保留完整自我的人。
這也是在西寧，一個令First憂心且驕傲的事實：First展映的多數長片，並不符合相關政策規定：缺少龍標和上映許可證。
這情有可原。單槍匹馬完成處女作的獨立導演，在沒有發行公司的情況下，誰還有能力去搞個龍標。同時也成就了某些期待：“首先要看沒有龍標的，因為以後未必有機會看到；沒有龍標大概率比有龍標的好看，因為沒有經過刪改，完全是導演的自主表達。”一位影評人總結道。
事實上，雖然外界熱衷讚美鬥爭與反抗，但每一個入圍的長片導演都表達了影片公映的心願。與婁燁合作三十多年的耐安早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你在歷史或者在時代的洪流裡面，你永遠都是被裹挾著。如果我們要換一個時代，可能也不是這樣，但是弄得好像跟鬥士一樣，其實是嗎？這不是我們的本意。”
《魚樂園》兩場放映結束後，一位影評人囑咐柴小雨，最後一場的映後交流會，你得好好說，好好表達你的想法，因為這可能是你最後一次與觀眾交流的機會。
在First，有無數人同柴小雨說，你這片子肯定沒法公映。這令柴小雨感到困惑。“這真沒想到。之前大部分咱們聽說沒公映的，都是政治因素比較大。色情暴力我也沒有。我之前還挺想讓他們露一下，最後也放棄了。關於拆遷的也沒拍。”那人們到底是為什麽覺得不行？——有人說是粗口太多，有人說是因為混亂的感情狀態突破倫理，還有人說是人物命運不夠積極。但無論是哪種，柴小雨都希望能通過適當的修改，以爭取公映的機會。
被觀看，是電影應當的歸宿。
7月27日，閉幕式前一天，First影展官方微博發布消息，宣布因“技術原因”取消閉幕片《寄生蟲》的放映。
在當天某場活動的主持中，李子為有些走神，說自己因為這件事緩不過來，全場響起掌聲。那一天，好像在First的電影人都被拴在了一起：他們對取消放映並無意外，所以更顯共患難的悲情。
這一刻，他們的悲歡相通。
但一方面，這似乎又只是這些人——這些“少數人”的情緒。在First電影節舉辦場地不遠處，美食節的活動也如火如荼。幾天看下來，總還是民族歌舞和美食節的大喇叭更吸引路人。
First的嘉賓指南裡寫道：“據說西寧的司機師傅不知道First電影節，如果方便的話，請幫我們核實下。”在西寧的5天，多數時候我們都圍繞著唐道計程車，大約問了15個司機，沒有一個人知道西寧有個電影節，即使電影節的海報在唐道附近招搖。
迪克斯坦在他那本著名的《伊甸園之門》裡，這樣描述1969年那場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只有那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但對於中國的文藝青年來說，7月底的西寧，電影或許拯救不了世界，至少可以打撈這些參與者自己——從無數個庸俗的日常裡，打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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