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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始建於完成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的京杭大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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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
結束魏晉南北朝三百年分裂，文治武功一度達到鼎盛的大隋王朝，究竟是因為什麽原因二世而亡？我們或許可以從隋朝糧倉的建立與管理制度中找到一點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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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糧倉，一座火山
貞觀十一年，禦使馬周也上疏唐太宗：“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貞觀政要·卷六》）
在馬周看來，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在百姓困頓、國力耗竭的情況下與民爭利，建立了大批糧倉。這些糧倉並沒有發揮應有的王朝支撐作用，反而成了隋王朝快速滅亡的“加速器”。
縱觀隋末歷史，幾乎每一場反叛和暴亂都和糧倉有著直接而複雜的關聯。
隋朝疆域圖
大業九年，隋煬帝不顧第一次東征高麗的失敗和民怨沸騰的國內形勢，悍然發動了對高麗的第二次戰爭。此時，隋禮部尚書、開國大將楊素之子楊玄感授命在黎陽一帶督運糧草。看到義民蜂起、局勢動蕩，素有野心、又備受隋煬帝猜忌的楊玄感就地發動叛亂，率領八千船民起兵造反。以雲集黎陽，準備運往高麗前線的糧草補給為依憑，楊玄感迅速集結起十幾萬人馬，發動了對東都洛陽的進攻。雖然楊玄感最終由於策略失當、力量懸殊而失敗，但給了隋王朝以沉重打擊，也開啟了關隴貴族集團拋棄隋王朝、另尋代言人的歷史進程。
值得說明的是，隋煬帝對一呼百應、從者雲集的楊玄感十分憤恨，對跟隨楊玄感起兵造反的部眾痛下殺手，大興株連，“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資治通鑒·隋紀六》）。楊玄感圍困洛陽時，曾經開倉賑濟百姓，隋煬帝連這些饑民也不放過，明令“凡受米者，皆坑之於都城之南”。
結果四方嘩然，“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隋書·食貨志》）原本為恫嚇天下百姓染指糧倉之心，卻不想在大亂之後又掀起了一場腥風血雨，也將民眾徹底推向了王朝對立面，刺激起更大規模的反叛。而同時，遍布兩河、關中的糧倉也成為各割據勢力競相追逐的對象，隋末亂局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李密、李淵、劉武周、王世充、羅藝等原隋朝體制內精英眼見社會動蕩、政局不穩，預見到隋朝必亡的趨勢，加入反叛陣營，意圖於亂世中獲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而饑民充塞、哀鴻遍野的社會現實也成為這些有志之士野心得以膨脹、圖謀得以實現的現實條件。
以劉武周為例，劉武周本是馬邑郡的鷹揚府校尉，也是當地富甲一方的財主，後在突厥支持下公開造反，甚至號稱皇帝。究其根源，當時當地百姓饑饉、餓殍遍野，馬邑郡太守王仁恭不肯開倉放糧，給了劉武周造反的絕佳借口。武周於郡中慷慨陳詞：“今百姓饑餓，死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舊唐書·劉武周傳》）王仁恭百口莫辯，被劉武周率領暴民殺死，劉武周順勢“開廩以賑窮乏,馳檄境內,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加入了隋末群雄爭霸、逐鹿中原的行列。
而更加典型的，莫過於李密率領的瓦崗軍了。李密是原西魏“八柱國”之一司徒李弼之後，與李淵同屬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楊玄感起兵後，李密立即前往投效，並提出襲涿郡、據關中、攻洛陽“上中下”三策。楊玄感采納了攻打洛陽的“下策”，最終失敗。此後，李密輾轉於兩河各造反勢力，最終加入了翟讓的瓦崗軍，自此，才開啟了自己殺伐決斷、縱橫天下的快意人生。
憑借李密的周密籌謀，瓦崗軍大敗隋軍大將張須陀、劉長恭，收降了裴仁基、柴孝和等隋軍將領，聲威大震。為進一步壯大瓦崗軍力量，李密又將目光投向了洛陽周邊的兩大國家戰略儲備糧庫——洛口倉和回洛倉。《資治通鑒》記載，洛口倉和回洛倉都建立於大業二年,儲糧總量超過兩千六百萬石，足夠四百萬人吃整整一年。
李密將攻佔這兩大糧倉提升到了推翻隋室、再造王朝的戰略高度。
他指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資治通鑒·隋紀七》）果然，瓦崗軍以極小的代價攻佔了兩大糧倉，此後“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繈負,路線相屬”，兵力迅速達到百萬以上，成為當時最具實力的武裝集團。
在李密主持下，從兩河到江淮，群盜莫不響應，李密旋即“大修營塹以逼東都。”大勝之下，李密傳檄洛陽遠近州縣，祖君彥痛斥暴君隋煬帝的雄文“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舊唐書·李密傳》）自此傳遍天下。無疑，在瓦崗軍一日千里的進展中，攻佔糧倉、賑濟百姓成為其關鍵節點。
作為建立新朝的真正勝利者，李淵起兵之初，自然也將開倉賑濟作為其收攬民心、增強實力的必備戲碼，“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資治通鑒·隋紀八》），自此一路向關中進軍，李淵並沒有遇到多大險阻。臨近長安，他又“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饑民”，結果“吏民及群盜歸之如流”，從而打下了攻取長安、定鼎天下的民意基礎。
遍覽隋末風雲，無論是朝廷官員，還是地方勢力，抑或草莽英雄，凡舉兵造反者，莫不以開倉放糧為招兵手段和善後措施，這說明隋王朝糧食滿倉和民眾造反之間，的確存在著因果關係。從隋文帝開始，隋王朝積聚糧食、充實府庫絕不是為了資助反叛者，但客觀上卻使這些糧倉成為反叛者和割據勢力競相爭奪的戰略要地。結果，越是關中、兩河這樣的王朝腹心、重中之重，只因為設立著堆積如山的糧倉，越是成為隋王朝和造反軍隊之間反覆爭奪的四戰之地，也成為王朝社稷最先傾覆的所在。
一項國策，一朝失衡
那麽問題來了。都知道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本，為什麽隋朝末年會出現糧倉堆積如山、饑民餓斃如蟻、百姓思亂日甚的局面？
《隋書·張須陀傳》中有這樣的記載：“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鹹曰，須待詔敕,不可擅與。須陀曰：今帝在遠……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
張須陀要開倉賑濟災民，但屬官認為不能擅自賑濟，須要先向朝廷請示，得到皇帝準許後方能開倉。可見，皇帝授權是地方官開倉賑濟的制度規定。但正如張須陀所言，此時皇帝正在遼東親征高麗，等詔旨傳來，必然遷延時日，難解百姓饑餓的“倒懸之急”。最終，張須陀寧願自己獲罪而開倉濟民，所幸最終皇帝也沒有責怪他。
史料記載，隋朝末年“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爨，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隋書·食貨志》）。剛開始百姓還有樹葉吃，沒多久就發展成了人吃人，但官吏懼法，不敢開倉賑濟。就連守著幾個大糧倉的洛陽，在飽受楊玄感、李密等勢力的圍攻之際，也不能充分利用洛口倉、回洛倉的巨量存糧，坐視其被瓦崗軍據為己有，進而大舉圍城。
那麽，如此悖謬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隋代運河和糧倉示意圖
隋朝時期，國家管理糧倉的形式有很多種，除去大型國家糧庫，與百姓關係最為密切，在抗災中作用最明顯的，便是“義倉”。這種糧倉形式發源於民間推行已久的社倉，是開皇五年，由長孫平提議，得到皇帝支持的新製。“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隋書·食貨志》）
社倉本是民間結社進行公共積累和自發救濟的一種方式，是歷經魏晉南北朝數百年戰火紛爭考驗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民間機制，而隋朝的義倉則把社倉的經驗推廣到國家層面。但是，民間自發經驗一旦上升到國家制度層面，就必然體現國家意志。
洛口倉發掘示意圖
開皇十四年，關中發生了文章開頭的那場大旱，隋王朝自然把手也伸向了義倉。文帝下詔：“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捐，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余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
隋文帝首先否定了百姓因災自救、自我賑濟的合理性，反而說他們“不思久計，輕爾費捐”，沒有長遠眼光，進而將各州義倉“並納本州”，還明確規定，如果真發生因災缺糧的情況，可以先賑以雜糧和舊年陳糧，這就等於將百姓本來具有的自我救濟措施完全剝奪。此後，隋文帝還以上中下三等稅，規定了百姓各家各戶上交義倉的糧食定額。這就必然導致救濟政策制定和實施與蔓延迅速的災情實際之間的脫節。
隋朝糧倉遺址
對於隋朝糧倉制度運行的問題，宋元之際的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有著清晰的論斷：“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裡以就龠合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文獻通考卷二十一·市糴考二》）
將本屬民間的義倉收為國有，一旦有水旱之災，文書往來路途遙遠，程式繁瑣，再加上貪官汙吏巧取豪奪，魚肉百姓，大發國難財，或者逢迎上意，粉飾太平，視民命如草芥，“守著糧倉餓肚子”的情況自然普遍存在。中小義倉尚且如此，國家大型糧倉情況必然更加複雜，管理更加嚴苛繁瑣，賑濟之功難以兌現。而此時若有一二黔首振臂一呼，四方民眾應者雲集的景象也就不難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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