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再也回不到往昔“經”的位置是現代儒學的必然命運，那麽除了國家（state）這個領域，另外的領域儒家是怎麽去接近的？所謂另外領域，即市場與社會。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全面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社會，從那以後，市場化環境得以生長，社會太空破土而出，個體化悄然地進行。現代儒學在市場改革和社會重建等過程中卻若隱若現。
上世紀90年代末，他們提出過一些通俗化的書寫和傳播觀念，包括改寫自己的語言，接近大眾讀者，希望擴大社會基礎。但回到通俗的書寫，只是一些傳統文化與個人道德修養，而這一領域面臨著異常激烈的競爭，因為對手是成功勵志學，是心靈雞湯。或許更根本的改變不必在此。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羅東
1979-1999
市場改革與“兩個議題”
1995年8月3日，“儒家思想與市場經濟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平谷開幕，正如會議主題所示，與會者圍繞“儒家思想”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展開了一場討論。而根據中國知網的搜索顯示，前一年，即1994年關於儒家經濟思想的期刊論文也首次破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1992年後已經是一個政策事實，於是他們也都以這一事實作為最基本的思考語境，並主要產生了兩個議題。
第一，是論證儒家“義利觀”等思想與商業文明不是對立或矛盾關係，比如引證孔子曾經所說，追求利也是正當的，“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第二，是重述儒家“天人合一”的倫理思想，主張“天”的神聖性，以後現代主義的方式解決市場經濟和個人主義造成的迷茫、孤獨、異化等現代化困境。
實際上在此之前，儒家較少參與市場經濟探討。最早者或許是陳煥章，1911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而自1978年至1992年則很罕見，且基本上都受海外思想環境影響——20世紀70年代，日本等亞洲經濟體的成功在國際上產生了一場是否重估儒家思想的熱議。所以1989年，陳來在《中國青年論壇》第4期發表的《儒家倫理與工業東亞》，張鴻翼同年出版的《儒家經濟倫理》（版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這些為數不多的寫作，都是要從儒家倫理中尋找商業文明因素。其間參與國內市場改革討論則更罕見。
《孔門理財學》 作者：陳煥章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5年7月
那麽，市場化環境在中國社會是如何生長出來的？最早的嘗試如擴大國有企業的自主權，被證明行不通，邏輯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隨後是依靠當時非常邊緣的力量，包括個體戶、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等群體。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是通過借助這樣一些自下而上的力量才創造出市場化環境，也才有後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奇跡。
這個時候對於人們來說，商品經濟突然要變得正當了，不可避免地迎來一個道德價值體系崩潰和重建的過程。企業家要重建尊嚴，從政者要去重新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更普遍地，勞動者也遭遇價值觀的衝突危機。改革早期，往往是膽大者踴躍突破限制，冒險去做工、營生，卻在倫理上不具備正當性。商業精神的激進辯護者如安·蘭德等人的作品經過大眾傳播，變成了一種重建倫理秩序的思想資源。個人正當的物質欲望、追求合法範圍的“自私自利”隨之在倫理上逐步得到了認可。然而，儒家卻沒有參與這一歷史性觀念變革。
到了世紀之交，1995年那場研討會和1994年前後數年的期刊論文所聚焦的議題，有了一些變化：一是，市場經濟的觀念變革已告一段落，通過論證儒家思想和商業文明的相容關係，再也難以增進新的知識或思想；二是，中國社會的個體化轉型，全面改變了家庭形態和婚姻觀念，也致使重視生活世界、日用倫常的傳統倫理缺少響應的現實基礎。
相反，商業化運作的“國學總裁班”則成了儒家傳播經典儒學最具規模、也最受歡迎的管道之一。他們講授企業管理的儒家智慧，借助於“國學熱”，通過經典儒家的語錄來論證一個常識，比如說，“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塑造企業核心價值觀與領袖修身”，“企業管理，歸納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與此同時，一些以經典儒學先賢為旗號的、不知所謂的“女德班”，與近代以來追求的平等自由性別關係產生衝突。即便它們被認為是“冒牌”，也不受儒家群體待見。
2017年9月28日，山東省曲阜市舉行的紀念孔子誕辰2568年祭孔大典。圖/視覺中國
2000年至今
社會重建與“不在場”
轉眼到了21世紀，受加入世貿組織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中國GDP繼續高速增長，在2007年達到14.2%，是自本世紀以來迄今為止最高的一個巔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帶來短暫的波動，中國經濟隨之出現了一個相對漫長的經濟下降周期，即數年後說的“新常態”周期。
當儒家，或者說新儒家還在論證儒家倫理與商業文明不矛盾的時候，中國社會的另一個階段“社會重建”已經到來。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社會處於被壓縮狀態。具體來說，社會被認為是這樣一個自主太空，與國家和市場等兩大領域相互平衡，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且以追求成員自由平等為理想。
保護社會，甚至更激進者在學術研究上提出要重新回到階級分析，這樣一些話語的出場，既是在思考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也是在反思20世紀八九十年代市場化改革所產生的現實問題，包括財富分配、階層流動、農民工在勞工關係中的處境、區域經濟協調等。其間，由陸學藝等人編著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通過社會學實證方法較早進行了一些描述。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作者: 陸學藝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
在此背景之下，經常被誤認為不關心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也在這一階段由注重一般生產要素，轉向注重關於人的權利境遇。從國內最高經濟學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獲獎論文就可一窺他們的現實關注，比如《營養、健康與效率——來自中國貧困農村的證據》（張車偉，《經濟研究》2003年第1期）、《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改革》2006年第5期）和《中國扶貧績效及其因素分析》（李周主編，節選自《中國反貧困與可持續發展》第六章/科學出版社，2007年2月）等論文就對外出打工者的就業和個人權益、貧困與反貧困提供了經濟學解釋。
同期，2003年，蔣慶出版了《政治儒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提出他設計的王道政治，即所謂“三院製”，批判“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學研究。不久後，“大陸新儒家”的提法形成。他們認為儒家或儒者必須有一種價值認同，晚清以來，儒學的命運被大變局改寫，即便從情感上也需要挽救這一失落命運。隨後在政治、文化或宗教等維度上出版了一批作品。他們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線路，重建制度，實現政治理想，像北宋大家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實際上從那至今，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具體困境，都少見儒者或新儒家的身影。
《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作者: 蔣慶 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5月
嚴格說來，即便是社會重建，激進之舉也可能造成傷害，歷史上因此出現過災難；即便是介入現實，所謂“關懷”也可能變成給別人設計生活，而不顧對方的主體性。這一點在百年來各種鄉村建設運動上顯得尤其突出。如果沒有嚴謹的實證研究，沒有切身的感知，沒有包容的心態，單憑思辨與一腔熱血的行動無法成功。
然而，新儒家對這樣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公共領域並不感興趣，與具體的現實問題保持距離。儒學是中國非常重要的文化組成部分。問題在於，新儒家群體本身是什麽樣的人，他們的修養，他們的言論，他們參與知識競爭的水準，以及他們對現實的乾預或關心及其方式、方向和程度，直接影響著現代儒學在大眾心中的印象。被讚譽為“最後的大儒家”的梁漱溟，即便他的鄉村建設受到爭議，但在重要公共議題上所表現的勇氣和學識還是讓他廣受尊重。
本文整理自2018年9月12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8版。撰文：新京報記者 羅東；編輯：李妍、安安。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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