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書評》
深度訪談
姚中秋
筆名秋風，現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書院院長。 已出版《建國之道：周易政治哲學》《大義淺說》《堯舜之道：中國文明的誕生》《孝經大義》等著作。
我們總樂於把歷史的進程比作一條長河，數千年來，人類順流而下，時而遇到暗礁險灘，時而一瀉千里，時而萬丈狂瀾。而對於文明源頭的想象與探索，是窮盡歷代文人志士所孜孜不倦探求的課題。
而對於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秋風（姚中秋）來說，這也是他站在現代立場上，重新解讀儒學的起點。《禮記·中庸》有雲，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正是在著作《堯舜之道：中國文明的誕生》的寫作過程中，秋風亦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本源、思想的源頭。
由華夏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溯源而去，秋風找到了中國文明的根本所在：孝。在秋風看來，孝是中華文明的生命支柱、諸德之本。以這樣的眼光再去看諸般知識，無論是何種問題，都大概有了判準
姚中秋：
中國應以儒學的義理發展社會科學
秋風，最早被大家所熟知，是作為著名的時評作家和“自由主義”學派學者。然而，人到中年的他卻冷不丁一個急轉彎，收起如刀之筆，從研究自由主義、市場、法治等問題，轉向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一名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
他大張旗鼓地帶領弟子拜孔子、穿漢服，凡事必稱儒，於是引來眾人注目。旁人難以理解，甚至認為他分裂、逆行，而他自己卻坦承，儒學是他必然的歸處，這是隨心而行。
在秋風眼中，儒者和儒學研究者隔著的那條鴻溝，其實也就只有兩字——“踐行”。他將自己近些年在儒學方面的研究歸納為三點：解經、述史與創製，而他在西學方面所經受的學習和訓練，正成為了他探討現代儒學新發展時的優勢。
接受我們的專訪時，秋風談起自己帶領著十餘名弟子在安徽池州小九華山每日誦讀《孝經》、體認生命的經歷。“於幽靜的山林自然中，感念天地、父母，這不像西方哲學需要思辨才能了解，而是要我們回到自己生命中去體認。”此時已過知命之年的秋風，身著深色漢服，密密叢叢的花白胡須與頭上的銀發更顯氣度不凡。他用半生的尋覓，終能自得地行走於自己的儒學之道上。
《孝經大義》
姚中秋 著
中國文聯出版社
2017-11
對“孝”的批判
是我們在文化上走的一條岔道
Q
在“四書五經”這麽多的經典中，您為什麽會選擇作《孝經》的注解？
秋風
《孝經》的重要性是我在完成我的另外一本書《堯舜之道：中國文明的誕生》的過程中才深刻體會“孝”是中華文明中基礎性的價值。儒家的思想，或者說中國人的思想，大體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敬天，二是孝親，這兩者是緊密相關的。因為我們敬天，所以孝親，通過孝親則可以把握天地，鞏固我們敬天的意識。所以在我看來，孝可能比“仁義禮智信”更基礎，它是一個根基，而“仁義禮智信”這樣的“德”都是從這裡生發出來的。因為我們愛我們的父母、敬我們的父母，由這個本源就可以擴充發展出普遍的仁愛之情。
《堯舜之道：中國文明的誕生》
中國文聯出版社
2016年11月
Q
漢人十分重視《孝經》，五經設博士，五經博士不論專治何經，均通《論語》《孝經》。自漢代則確定了《孝經》為教育的基本內容後，歷代朝野無不重視，直至20世紀卻遭到冷遇。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反轉？
秋風
20世紀初，西學東漸之風興起，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在那個時候，中國人的一個主要訴求就是求富強，而當社會的一些不適開始出現時，國人也開始對比西方來檢討自身文明中的不足之處。那時，西方的一些現代價值則湧進來了。在西方，“家”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並不重要，相反他們推崇的如個人主義、男女平等等觀念似乎更有助於當時的中國實現富強，所以許多知識分子就開始把這樣的理念作為一個現代的新觀念接過來，並以此來批判“孝”。
Q
所以《孝經》自然而然地被視為現代觀念的對立物了。
秋風
對。這種批判，不僅體現在文字上，還體現在各種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中，包括對社會制度、婚姻制度的重建，其實它們背後基本的訴求都是求富強。這個特點在那個時期的許多文學作品中也有所體現，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控訴舊家庭和封建禮教的罪惡，父親都是專製的，青年都想著出走，這甚至已經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母題。
20世紀的這段歷史，可以說是我們在文化上走上了一條岔道。中國文明自古以來都是以家為中心組織起來的，所以說“孝”為“諸德之本”，正如孝經的第一章所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而西方的文明並不是，所以它並不重視“孝”這樣的一種德。20世紀初的那種觀念，實際上是把中西之別視為古今之別了。在我看來，中西文明在本質上是有重大差異的。不過，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孝”的推崇又開始回歸了，並且回歸的步伐越來越大。
辦書院
與“治國平天下”有相通之處
Q
您是學歷史出身的，之前研究法學、政治哲學、中外歷史，現在卻轉向研究儒學，為什麽有這樣一個轉變？
秋風
大概在七八年前，我正式確立自己要成為一個儒學研究者。當然，說研究儒學，並不代表其它的就再也不研究了。
前一陣子，我還在修訂十多年前翻譯的一些西方經濟學著作，與此同時，我剛好也領了一個研究項目，討論儒家智慧在當代如何發揮作用，恰好可以把這兩個領域結合起來，基於儒家的義理來設想一系列在我看來比較適合當代中國的經濟制度和政策。
其實，我並不覺得這是一種轉變，更恰當的形容是一種成長。儒家的學問是一個以前被我忽略的知識寶庫，而我現在看到了它，並在努力地汲取它，而且我能看到它在我的身上扎根得越來越深，所以這就變成了我的“本”或者“體”。
那麽以前我學習的那些知識，無論是經濟學、法學還是政治學，它們就成了“末”或者“用”。我對我的身體做了一個自我更化，但並不能說那些東西就完全排除了。
Q
擁有這些跨專業領域的知識背景，對您研究儒學有什麽樣的幫助？
秋風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從上大學以來，誤打誤撞，進入過多個知識領域，當然不能說有非常精深的研究，但對其學科範式還是有所了解，也盡最大努力研讀各個學科的經典。而這樣的一番曲折的知識經歷，給我研究儒學以非常大的助益。因為儒學本身其實嚴格說來不是一門學科，而是一套學科，也就是說，儒學實際上包含今天專業化的很多學科，比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倫理學，社會學等等。
當我研究儒學的時候，以前積累的那些龐雜的知識，其實都派上了用場。所以我現在的儒學研究，看起來也比較龐雜，涉及多個領域，以至於主流的儒學界覺得我是個另類，因為主流的儒學者是從哲學系訓練出來的，而我自己的研究比較偏重於儒家的社會科學。
Q
在您的學術研究中，可以看到錢穆先生對您影響頗深。您的碩士畢業論文為《錢穆歷史文化思想述評》，所著《國史綱目》的“國史”二字也取自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而您在書中序言裡亦稱受到錢穆先生影響最大，可以談談您的學思過程嗎？
秋風
確實，錢穆先生對我影響很大，當年我攻讀研究生，專業是中國近代史學史，由於種種原因，選擇了錢穆先生作為研究的對象，而當時內地學界對錢穆先生的研究還是比較少的。因為研究錢穆先生之故，所以也閱讀了其他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著作，這是我第一次系統地接受現代新儒學的學術思想。
而錢穆先生對於我比較大的影響當然還是他的史學進路，所以我自己進入儒學領域，其實還是通過史學的門徑進入的，到今天，我研究儒學也還是習慣於使用史學的方法，也就是說，不僅僅關注儒學的義理，還關注儒家士君子依據這些義理在歷史中所構建的制度。
同樣的，因為錢穆先生的影響，我研究經學，最重視《尚書》，回想起來，目前自己的學理思考是以《尚書》學為基礎的，包括對於《孝經》的研究，也都是從對《尚書》的研究中引申出來的。所以，對錢穆先生心懷感激。
《國史綱目》
海南出版社
2013年10月
Q
這些年來，您一直在思考儒家價值之現代制度形態，推進儒家價值進入現代社會，包括由您擔任院長的弘道書院亦是如此。這項工作的開展難嗎？
秋風
其實我也沒做什麽，因為我畢竟還只是一個學者，一個讀書人，唯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學問、寫文章。因為儒家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也就是什麽問題它都要解決，從生命的安頓、家庭的和睦、國家的治理，到最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問題都在儒者的思考範圍裡。所以想要把經書讀通，然後又用經書中的義理來解決現實的問題，這個就非常繁重了。
但即便如此，我自己仍然認為，一個儒者，絕不能是書齋裡面的書呆子。除了讀書、寫文章、寫書，同時我們也要行走於天地之間，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說辦書院，就算是踐行的一種，它其實和治國平天下之間有相通之處，需要你有德行，有組織和辦事的能力。
前兩天我們剛給一位快畢業的研究生開餞行會，他自己也說在給書院做事的幾年間學到了很多東西。“知行合一”就是這樣，我們知道一些基本的道理，按照這些道理來做事，同時在做事的過程中加深對它的理解。所以不僅是同學受益非常大，我自己也在不斷地學習中。
我的志向就是要“遍注群經”
Q
您曾將自己這些年在儒學研究方面做的事歸納為三大類：解經、述史、創製。這些年來，是否還有別的補充？能否詳細說一下您在其中所做的工作？
秋風
這些年我在學術上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這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解讀經典。用學術的語言來說，就是發展經學，這應該是整個學術工作的基礎。我們總說“要行道於天下”，那就要首先弄明白這個“道”是什麽。所以我們要去解讀“四書五經”。像《堯舜之道》《孝經大義》，包括前頭我寫過一本《論語大義淺說》和《建國之道：周易政治哲學》其實都屬於這方面。我的志向就是要“遍注群經”，因為這個工作實在太重要了。
第二類是述史。在我看來，20世紀整個中國歷史的敘事有幾次的顛倒。但顛來倒去，都沒有如實地準確地描述我們中國的歷史。因為20世紀大家都是用西方人的觀念來裁剪中國的歷史，結果一百年下來，中國人不認識中國了。這樣的一個對歷史的遮蔽，其實把儒家也遮蔽了。因為儒家本來就在歷史中，過去幾千年，它都是塑造歷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力量，但是你看看在現在我們的歷史敘述裡面，其實都隱而不彰，或者成為一個“壞角色”。
因為我就是歷史科班出身的，所以我也希望通過歷史記錄重述儒家歷史，把中國歷史文化背後的靈魂，儒家的價值揭示出來。這個我目前也做了一些工作，雄心勃勃地準備要寫一套至少十卷本的中國歷史，也就是《華夏治理秩序史》，很慚愧現在也隻寫到周朝。這個工作量太大了，不過由此我退休後也有事做了。（笑）所以後來，我又寫了一本簡明版的叫《國史綱目》。
《建國之道：周易政治哲學》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4年6月
Q
您寫華夏文明的開端似乎與許多傳統史學的開端不同。
秋風
對，我的中國歷史是從堯舜開始寫的，基本上現在還沒有人這麽寫歷史。首先，在許多人看來，堯舜隻不過是神話人物，很多歷史往往是在考古地裡跑來跑去，從山頂洞人開始講起。但在我看來，這些都沒有意義。當然，在另外一個層面而言，這些說法也有另外的學術價值。
但是，作為中國文明演變的歷史而言，我們這個文明的魂魄是什麽？《中庸》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果不從堯舜這裡開始講，那等於孔子在文化上的祖宗沒了，我們的本源也就沒有了。那後面的演變更講不清楚了，因為往後兩千年，士大夫在討論國家的制度建設、政策設計時，開口閉嘴就會說到“堯舜如何”。
當然，我最後要落實的也是收尾於今天，甚至是未來。讀者為什麽要讀歷史，就是要銘古致今。這是我的想法，當然其中也與我們現在主流歷史學界的敘事有很大區別。
Q
那剛剛所說的第三類工作，應該是在前兩部分的研究基礎上所展開的吧？
秋風
對，其實就是基於儒家義理，參照歷史經驗，解決當下問題。這個範圍就涉及得比較廣，包括法律政策、制度設計等，我個人覺得自己在這方面還是有一點點優勢的，以致對現實問題做一些討論，還不至於太離譜。我認為這個還是很重要的，行大道於天下，必須要通過制度，總不能指望每個老百姓讀過《論語》，念“仁義理智信”，然後天下就變好了，老百姓就是困而不學，你能怎麽辦？那麽就要通過禮樂法度吧，但同時，你也不能把古代的制度照搬複製到今天，必須根據我們新的民情來創想。
《
大義淺說》
中國友誼出版社
2016年8月
Q
您有什麽計劃嗎？
秋風
這些年，我初步形成一個想法，前段時間也剛提交過相關論文，即現代儒學發展應該走社會科學化這條路，建立儒家的社會科學體系。現在的社會學科，如法學、政治學、經濟學全都是從西方來的，它的預設都是西方文明的基本意識，比如個人主義，然後基於這些西方價值建立一套理論體系，比如經濟學裡面所說的個人收益最大化。這興許能夠解決西方的問題，但對中國人可能就不太行得通。
而我們照搬西方這些經驗，則會與中國社會現實存在差距。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社會科學需要一個範式轉換，也就是基於儒家的義理來發展社會科學，同時從儒學的角度來說，儒學本身也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個社會科學體系，拿出具體的辦法，使高明的道落實於現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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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 鄧曉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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