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告訴你，兩千年來我們這個民族的頭腦裡都在想什麽

一個民族的千年頭腦史

文/陶林

本文首發於總第875期《中國新聞周刊》

善於化繁為簡是讀書人一項極其了不起的本領，既需要很好的“量識”，也要很好的“見識”，既需要對知識的廣泛博覽，也需要對世界的深刻思考。厚厚的中國思想史，可以寫成汗牛充棟的體量，也可以寫成郭建龍先生的《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一書那樣，去繁就簡，直入問題的本質。他在書中要探討就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問題：這兩千年來，我們這個民族的頭腦裡都在想什麽。

關於這個問題，簡而言之，在“五四”之前，可以用“法儒道釋”四個字囊括。相比當下熱鬧的哲學院和“國學複興”，在近代從日本引入“哲學”這個詞之前，中國人對哲學並沒有什麽想象。反覆被提及的只有“道”一詞，就是說法、門道、路子。治國需要“法道”，處世需要“儒道”，修身養性需要“道道”，出世避世需要“釋道”。

郭建龍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跟他所寫的《中央帝國的財稅密碼》一樣，是從西漢開始的。

眾所周知，西漢時代有個赫赫有名的關鍵詞“大一統”。這是先秦自由時代法儒兩家交合的產物。經歷過秦末大亂，無論是法家還是儒學，面對統一的帝國，都有一個負責整體解釋的需求。

郡縣製取代封建制之後，全新的秩序需要全新的解釋。中國的讀書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更早心領神會了一條騰達之道：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漢帝國比秦帝國更注重“哲學”，從劉邦開始到東漢末年，光皇帝親自主持的學術大討論，如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就有很多次。古文經學、今文經學爭論不休，《公羊傳》之類的解經之學和《春秋繁露》這樣的讖緯之學交替並行。沒有清晰的概念，也沒有公認的邏輯體系，要說這些爭論究竟如何，簡而言之，雞同鴨講。

就在這漫長但品質並不高的切磋中，儒學變成了儒教，勉強給中國人的認識打了一個“大一統”的底色。尊卑高下，至少能勉強給予一份心安。與此同時，過於簡單的文本，與之不對稱的複雜闡釋系統，則給予了後代一本正經胡說的很大太空。

之所以說勉強，是因為隨後漫長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帝國糊出來的這套儒教學說，被更具美感的“魏晉風度”所衝擊和折服。與此同時，更長於思辨的印度佛教傳入。它那能言善辯的格局，讓強詞奪理的儒家有點招架不住。說到底，儒家是一種原始狀態的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的雜燴，沒有這一套理論，帝國也能發明一套說法自我維持。言說，往往只是權力的注腳。

到了唐宋，為帝國服務的儒家學說改進出了“理學”。至於說哪裡有了改進，在郭建龍先生看來無非是一種“重建的神權政治”。就是把儒家的人情味全部榨乾，只剩一個僵硬的教條殼，以方便科舉，尊幾個聖人。

這種格局到了明代總算有所打破，王陽明、李贄等人的“心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讓儒學重新誕生了一遍。

所以，清代崇尚的“實學”，逐字逐句去反思兩千年道統話語的成色，就顯得十分難能可貴。沒有清人的自省，沒有那份生逢末世的“紅樓夢”式苦惱，也就沒有近代的大覺醒。比之中東、南美、非洲，從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寬度和速度上來看，中國人其實並不算慢。

至於帝國的主宰者為什麽會樂於看到一代代學人在帝國的話語迷宮裡繞行，通過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可窺其趣：

公元1254年至1258年，統治半個地球的蒙古大汗蒙哥把治下所有學派、教派的人，統統召集起來討論世界真理問題。儒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更細的教派）甚至薩滿教的教士都來到大汗帳下，大家爭論不休，都號稱自己掌握世界的終極奧義，並與異教者勢不兩立。結果，蒙哥大汗卻宣布，入了全部的教。

這種大肚能容的務實，庶幾就是民族千年頭腦史的最好寫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