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清知府，真能搞到“十萬雪花銀”嗎？

隋風/文

在古裝劇裡，常能聽到一句話，說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表示當官的人即使不貪贓枉法，幾年功夫，也足以搞到“十萬雪花銀”級別的巨量財富。

這種說法，究竟是事實陳述，還是修辭誇張？

歷代地方官的俸祿

在中國古代，地方官的俸祿不算高，但大多數時候，都能過上比較好的生活。

漢代官員俸祿通常是“半谷半錢”。地方官中，郡守屬於高官，秩兩千石（“石”的多少代表官秩大小），月俸為粟米120斛（1斛大約13.5千克）和1.6萬錢；縣令（管理萬戶以上大縣）秩六百至一千石，縣長（管理萬戶以下小縣）秩三百石至五百石，比郡守差很多。

崔寔曾任秩三百石的縣長，到手月俸是粟米20斛和2000錢。他在《政論》一文中列舉自己每月的開銷：1000錢雇一名隨從，1000錢買肉、菜等食物，和隨從吃粟6斛。剩下的粟，還要用於供養父母、購置衣被、四時祭祀、往來應酬等，有些入不敷出。

進入唐代，官員俸祿擴展為四項，即祿米、俸料錢、職分田和祿力。地方官層面上，州刺史分三等，為從三品、正四品上和正四品下；縣令多達六等，最高的是京城所轄各縣的縣令，位在正五品上，最低的下縣（千戶以下的縣）縣令，不過是從七品下。

以唐代前期來說，地方官正四品的月俸約是祿米23.3石（1石大約59千克），另有職分田8頃、力役36人；正七品的月俸約是祿米6.25石，另有職分田4頃、力役13人。通常來說，職分田的地租收入，和祿米大致一樣。此外，俸料錢不固定，來源是當地公廨田（地方官署的公田）的地租、公廨錢利息等，各地相差不小。目前可知的是《夏侯陽算經》中作為數學題的一個實例，在那道題中出現的州刺史，所得俸料是12.731貫。

唐代後期，藩鎮常常自行加稅，地方官俸祿增長很快，甚至有些“州刺史月俸至千緡”。由此京官大都希望外放，薛邕由左丞貶為歙州刺史，家人竟然“恨降之晚”。白居易在蘇州刺史任上，有詩說，“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生活的相當富裕。

官員俸祿在宋代有了一個重要變化，那就是從實物為主，轉向為以錢幣為主。按《嘉佑祿令》的規定，州刺史的月俸是錢100貫、粟50石，以及職分田6-20頃；縣令的月俸是錢10-30貫、粟3-5石，以及職分田4-6頃。此外，朝廷還發給錢幣、衣料、柴薪等補貼。

對比唐宋官員俸祿，可以發現，到了北宋中後期，地方官的錢、粟收入都超過了唐代。但是官員開支大，一人俸祿常常要養幾十口人，有時候也不免困頓。

到了電視劇中經常表現的明清時代，官員才開始“賺銀子”。

朱元璋實行“薄俸”政策，官員正俸僅有祿米一項，正四品的知府每月領米24石；從五品的知州每月領米14石；正七品的知縣每月領米7.5石。從糧食數量上看，明代地方官領的不比唐宋時期少，但事實上，祿米並不實發，其中相當一部分要折為寶鈔、絹布或銀兩。

按照規定，寶鈔1貫折米1石，後來寶鈔急劇貶值，有如廢紙；絹布1匹折米13.3石，差不多是市價的10倍，將祿米折為寶鈔和絹布發放，使官員俸祿大為縮水。

明代中後期，官員俸祿折銀發放，使官員的實際收入進一步下降。朝廷按非市場價折算後，地方官的月薪是，知府白銀5.17兩、寶鈔153貫；知州白銀3.14兩、寶鈔83貫；縣令白銀2.29兩、寶鈔30貫，此外每人每月還可領祿米1石。有學者按成化年間米價，即白銀0.47兩/石、寶鈔94貫/石計算，可知知府、知州、縣令每月實際收入分別是米13.6石、8.5石、6.1石，和法定的俸祿相比，縮水多至一半左右。

僅靠俸祿，明代的一些知府、縣令等中下級官員不免困頓。比如，杭州知府陳複死後，家人無錢裝殮，多虧同僚接濟，才得以下葬。

清代官員的俸祿同樣不高，以月俸來說，從四品的知府是白銀8.75兩、米4.4石；從五品的知州是白銀6.67兩、米3.33石；正七品的知縣是白銀3.75兩、米1.9石。這個標準僅比明代略高一點，如果再考慮幾百年間物價的上漲，清代官員可真是“清貧”至極了。

然而，古代地方官的合法收入，遠遠不只是有數的俸祿。

巨量的“額外合法收入”

在討論古代官員的其他合法收入之前，有一點必須強調：即使只有以上列舉的俸祿，地方官收入也已遠遠高於他們治下的百姓。

在漢代，一個家有百畝地的農民，年收糧在百斛左右，交完田賦、口賦、算賦、更賦等後，所剩無多，而當時一個收入最少的縣令，年俸中包括的糧食就有240斛。

明代地方官俸祿實發雖少，但也足以維持一個普通家庭的生活（雖然有可能捉襟見肘），如謝肇淛所說，“今外官七品以上，歲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贏余。”

再以清代為例，一名勞工的收入除了東家供給的飲食外，一年收入大概是白銀5-10兩，而縣令的法定年俸是白銀45兩，相當於前者的數倍。

俸祿之外，古代地方官的其他合法收入，多種多樣。

首先是皇帝賞賜。在漢代，每逢四時節慶，皇帝都會對百官大加賞賜，如杜延年“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相對來說，地方官獲得賞賜的機會較少，不過只要政績突出，朝廷也常常會“增秩賜金”。潁川太守黃霸就曾因政績突出，被賞賜”黃金百斤“（1斤黃金相當於1萬錢），這大約相當於他5年的年俸。

其次是免除賦役。按照漢代法律，“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為”，即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員，在任期間，全家只需要負擔軍賦，其他全免；將軍和秩二千石以上官員，在退休後，可繼續保有此項特權。地方官中的太守、縣令滿足以上品級要求。

在明代大多數時候，官員都有免役特權，其中京官全免，地方官免一半。“一條鞭法”實行後，徭役並入田賦，官員名下的土地隨之也不必再繳納賦稅。

第三是變相補貼。為了改善官員生活，歷代朝廷都會在俸祿之外，給官員一些變相補貼。

宋代各級官署都有專門的辦公經費，稱為”公用錢“或”公使錢“，交官員自由支配。自北宋中期，這筆錢被隨意用於官員間的相互饋贈、請客，成為慣例。

在明代，朝廷按照不同品級，會給每名官員分配若乾個“隨從皂隸”，這些人要想免除勞役，每人一年需要繳納白銀12兩，稱為“柴薪銀”。按照規定，分配給知府、縣令的“隨從皂隸”都是4名，那麽他們一年可獲柴薪銀48兩，相當於1-2年的年俸。

到了清代，補貼名目更加繁多。放在明面上的有“養廉銀”，一個知府每年能領取白銀1200—4000兩，一個縣令每年能領取白銀600—2000兩。

私下裡又有各種“陋規”，包括“火耗羨余”（州縣徵收錢糧時，以彌補損耗的名義，多征的部分）、奇零折算（將百姓納稅時多出的零頭歸公）、操縱匯率（以高於市場的銀錢比率，折算百姓上繳的銅錢），以及亂征雜稅等。

這些收入名義上全部充作衙門公費，因此收受“陋規”通常不被視為貪汙。

那麽，地方官究竟能從中受益多少呢？光緒年間的官員胡家玉說：

“即以南昌一縣而論，丁銀四萬八千余兩，每兩以加二錢四分計之，歲取銀萬餘兩。漕米五萬六千余石，每石以加三錢二分計之，歲取銀一萬八千余兩。該縣養廉銀一千九百兩，比養廉多十五六倍，比巡撫、藩司養廉多三四倍……此盈千累萬者，徒飽該縣私囊也。”

這即是說，江西南昌縣的縣令，在正稅以外，每年至少加收白銀3萬兩，作為額外收入。

學者張仲禮發現，依據當時宗族要求族中官員捐款的額度表，知府要捐的款項比縣令多50%，於是他在《中國紳士的收入》一書中推算，知府每年的額外收入至少在白銀5萬兩左右，大約是其固定薪俸和養廉銀總額的20倍。

綜合來說，中國歷代地方官的俸祿不高，常常有人“哭窮”，但事實上，他們的俸祿收入已遠遠高於治下百姓。再加上官員本身的特權及額外收入，地方官基本都能過上較好的生活。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乃是毫不誇張的現實。

注釋

趙光懷：《吏員制度與秦漢政治》，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3頁。

瀏海峰：《論唐代官員俸料錢的變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元）脫脫等：《宋史·職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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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兆凱：《兩漢棒祿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

楊振紅：《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 續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7頁。

胡鐵球：《明代官俸構成變動與均徭法的啟動》，《史學月刊》2012年第11期。

歲有生：《清代州縣經費研究》，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42—46頁。

柏樺、吳愛明：《明清官員俸祿——兼論高薪養廉》，《法治研究》2015年第2期。

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第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