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智囊：吳小平糊塗！應該給民營經濟吃顆定心丸

　　國務院智囊：吳小平糊塗！應該給民營經濟吃顆定心丸

　　國研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馬建堂。來源：視覺中國

　　如今，民營經濟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創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創造了80%左右的就業崗位。

　　9月16日，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泰康保險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東升在會上說：“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國企、民企、外企這四股力量推動的。”

　　國研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馬建堂表示，我國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伴隨著改革開放全過程，最早認為民營經濟是利己的力量，後來認為它是有益的補充，再後來，認為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如今，民營經濟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創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創造了80%左右的就業崗位。那麽“它和我們國家、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有什麽關係？是不是執政基礎的一個部分、一個主要的內容？這方面的認識還需要深化，還有探討的太空。”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表示，（當前，）中國經濟大格局發生了變化——國進民退現象比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調查稱，在廣東、深圳、浙江等民企民營資本最發達的地方，國資都在高歌行進。

　　四通控股董事長段永基稱，“從我接觸的民營企業來看，目前的感覺是形勢日趨嚴重、信心大減”，“到底深化改革怎麽搞？信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便是在國有企業混合經營之下，民營企業也是很難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表示，現在出現的一些現象值得注意，比如說今年年初說是要消滅私有製，最近又是（私營經濟）要退出。這都是一種不和諧的聲音，但是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過辯論來達成一致，一項一項的把它落實。

　　這次研討會，民營企業、私營經濟之所以成為熱點議題，是因為日前自稱金融行業人士的吳小平在自媒體發表文章，鼓吹“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文章一出，輿論嘩然。

　　9月13日，經濟日報在時評版頭條刊發了題為《對“私營經濟離場論”這類蠱惑人心的奇葩論調應高度警惕——“兩個毫不動搖”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的文章，對此論調進行批駁，隨後，人民日報官方微信號頭條轉發。（詳情請戳：經濟日報重磅批駁，人民日報接棒轉發，“私營經濟離場論”究竟有多荒謬？）

　　據悉，“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的主題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經濟50人論壇發起人劉鶴出席了此次活動，眾多企業家和專家學者與會，就私營經濟、深化改革等多個話題進行了討論。

　　以下是部分精彩言論（略經刪節）：

　　深化對私營經濟地位、作用的認識

　　國研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馬建堂發問：民營經濟能否是執政基礎的一部分？

　　近段時間，自稱金融行業人士的吳小平發表了一篇文章引起極大爭議，文章稱民營企業應逐步退出，馬建堂直言，“吳小平這篇文章觀點比較糊塗，這與（他的）認識錯亂有關係，也和當下民營企業有一些擔心有關係，（與民營企業）對一些經濟政策不甘心，或者不滿有關係”。

　　馬建堂分析稱，這種擔心可能是對公平競爭和公正執法，法制不健全的擔心，對於產權真正保護的擔心，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怎麽看待民營經濟”。

　　馬建堂稱，社會上都在呼籲、期盼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如果要有一個讓人吃定心丸的改革項目，那應該就是對民營經濟地位、作用、認識的再深化。

　　馬建堂指出，我國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伴隨著改革開放全過程，最早認為民營經濟是利己的力量，後來認為它是有益的補充，再後來，認為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如今，民營經濟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創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創造了80%左右的就業崗位。

　　那麽“它和我們國家、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有什麽關係？是不是執政基礎的一個部分、一個主要的內容？這方面的認識還需要深化，還有探討的太空”，馬建堂表示，“如果在這些認識上、在這些探討上有進步，我想民營經濟的信心就會增強，擔心就會削弱，然後與它相關的那些改革很多就會倒逼，就會順勢而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私營經濟應退出的聲音不和諧，應辯論達成一致

　　吳敬璉表示，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並用適合於我國國情的具體方法去執行改革任務”。

　　“在這40年中，凡是市場化、法制化改革推進得比較好的時候，中國經濟增長的品質和速度都表現得比較好，人民群眾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較多的提高，社會和諧的氣氛就能夠保持。反過來說，當改革進行得不順利，甚至出現曲折的時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速度就會出現減慢甚至倒退”，他總結道。

　　我認為40年來的主要教訓就是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這40年中，凡是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推進得比較好的時候，中國經濟增長的品質和速度就表現得比較好，人民群眾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較多的提高，社會和諧的氣氛就能夠保持。反過來說，當改革進行得不順利、甚至出現了曲折的時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就會出現減慢甚至倒退。

　　我們的改革是在一個目標指導之下曲折前進的，40年的改革過程中有很多的波折和起伏。研究這樣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夠加深我們對於改革的經驗和教訓的認識。

　　比如說70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大家都覺得總方向是市場取向，當時的說法叫“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但是到底市場經濟是什麽樣的，因為我們跟國際經濟學的主流已經隔絕了很多年，因此，當時是在用蘇聯學來的那套政治經濟學解決問題。進行了幾年以後，發現並不太成功，於是就出現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推向計劃經濟為主。

　　經過了曲折後，在1984年，我們總結了經驗和教訓，就往前進了一步，三中全會時，我們確定了改革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者叫做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但那個時候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者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我們各自的理解也不一樣。

　　經過了80年代中期的反覆討論、選擇，大致在1985年全國黨代表會議上，討論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者叫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經濟形態，最後選擇了有巨集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模式。

　　但是後來又出現了曲折，1986年開始叫做配套改革，但幾個月以後覺得這個東西執行不下去。到了1987年，就選擇了另外一個叫做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模式，國家依靠調節市場來引導企業。

　　1988年前後又出現了一次曲折，部分人認為這種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還是沒有能夠突出計劃，所以口號改了，叫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本來有人主張回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但小平同志說不能改，一個字都不能改。所以就叫做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經濟的性質還是計劃經濟，這是個總框子，於是就出現了三年的經濟衰退。

　　這個曲折最終導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改革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別是過了一年後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了50條綱領，確定了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使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個決定的貫徹使得世紀之交時，中國經濟實現了真正的騰飛。

　　可是到了本世紀初，特別是2005、2006年又出現了新的曲折，部分人認為要強調國家的管理，強調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現了某些“國進民退”的現象。但是很快，這個曲折又引導我們，使我們能夠在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做出歷史性的決定。

　　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改革的綱領，這個綱領應該說是比起十四屆三中全會的綱領更加豐滿、更加準確，而且，改革的目標設定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336項的改革，覆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現在看起來也是非常恰當的。

　　我們雖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經過一次曲折，其實我們都上了一個台階。所以我們現在認為，就應該在這樣的基礎上，把十八大以來做出的各種決定落實到位。

　　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所以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也沒有到位，這就出現了一些問題。我們把它形容為一種“翹翹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也就是說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大量投資去拉動的，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過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在這種情況之下，巨集觀經濟政策就很難處理，如果要降杠杆，那麽增長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那麽杠杆就上來了，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幾率就增大了。

　　有沒有出路呢？其實是有辦法的。關鍵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夠提高效率，這兩方面的問題就都能夠解決。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歸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說到底，要解決當前的問題，就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決定，特別是要貫徹十八次代表大會、十九次代表大會、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這些決定，把它落實。現在看起來，落實不是很容易的。

　　如果說這些東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應該堅決的貫徹。現在出現的一些現象值得注意，比如說今年年初說是要消滅私有製，最近又是要退出。這都是一種不諧和的聲音，但是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過辯論來達成一致，一項一項的把它落實。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經濟下行，民企開始主動並入國企尋求自救

　　李揚表示，中國經濟大格局發生了變化——國進民退現象比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調查稱，在廣東、深圳、浙江等民企民營資本最發達的地方，國資都在高歌行進。

　　李揚認為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有四個：

　　第一，形勢穩中有變，“這個變還是不小，首先受衝擊的是民企，過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補”使得產業鏈條的優勢地位發生變化。因為處於產業鏈上遊，國企賺得不得了，而處於產業鏈中下遊的民營企業發展不足。

　　第三，由於影子銀行受到了抑製，過去大多靠影子銀行融資的民營企業，隨著資管新規的頒布，“財路”沒有了。

　　第四，雖然主流政策上強調不能歧視小企業、民企，但事實上歧視仍然存在，很多企業過不下去了。

　　“這一次的國進民退，是民企在面對經濟下行的劇烈壓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揚稱，不這樣做，恐怕就得不到資金，成本降不下去。而這樣做了的話，企業就活了，利潤就有了，就業就保持了，“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但弊端也是顯然的”，李揚強調，“國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並入國企後，國企就會開始往民企派長官、派書記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來的生命力”。

　　李揚認為，這正是推進國企改革的契機。“在這次浪潮裡，如果不認真落實國企改革的基本戰略，過兩年再看，後果會是令人堪憂的。”

　　四通控股董事長段永基：不能隻給民營企業番號，不給糧草和彈藥

　　段永基強調，要想深化改革就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從我接觸的民營企業來看，目前的感覺是形勢日趨嚴重、信心大減”，“到底深化改革怎麽搞？信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便是在國有企業混合經營之下，民營企業也是很難的”。

　　段永基稱，總說國有企業是執政基礎，“如果國有企業是八路軍，至少民營企業是新四軍，可老把民營企業當忠義救國軍，就給番號，既不給糧草，也不給彈藥”。他認為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現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礙了深化改革，希望經濟學家在這方面多做一點重量級的呼籲”。

　　泰康保險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東升：四股力量共同推動改革開放40周年的成就

　　陳東升表示，價格改革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而產權所有製改革煥發了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又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成長。在其看來，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國企、民企、外企這四股力量推動的。

　　“後三股力量應該沒有爭論，關鍵是政府的作用”，陳東升表示，“作為後發國家，我國政府（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他也強調，政府應逐步退出在經濟中的作用。“其實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爭論，所有的對立和差異，都是源自於政府在經濟裡面起何種作用，政府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進程當中該扮演什麽角色（的分歧）。”

　　陳東升強調，國企不是問題，政府是要素的組合者、參與者，國企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國的成功是靠這四股因素，未來需要解決的困難和問題就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深化市場改革，改善從商環境

　　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大幅減少政府乾預， “多一些市場說了算”

　　楊偉民認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要推動高品質發展，必須要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因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

　　在楊偉民看來，目前效率不高甚至近一個時期有所下滑，根本原因是大量的資源配置還是在由政府決定，“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係，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乾預、直接配置，這個其實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但是36條裡沒有這句話，沒有這件事，沒有人去落實。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多一些市場說了算”。

　　楊偉民表示，我國已經形成了國企、民企、外企這三大市場主體，他們都面臨活力不足的問題，“近期要針對這些問題深化改革，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製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注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製分類”。

　　中國民主建國會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提案委員會委員白重恩：完善營商環境，從特惠過渡到普惠

　　白重恩以“夯實經濟增長的市場制度基礎”為題進行了演講。

　　白重恩表示，我國的營商環境還不是很完善，企業如果都照章辦事，就會遇到困難。但是我國有個特惠模式，在營商環境不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會為某些特定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使得這些企業可以克服不良的營商環境所造成的阻礙。

　　但白重恩指出，特惠模式會帶來很多問題，並非最優安排，而僅是次優安排，“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特惠制度還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隨著經濟發展，特惠制度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他呼籲應盡力完善普惠制度，同時在普惠制度還沒有完善的情況下，討論是否需要繼續容忍一些次優安排。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王一鳴：改革約束機制越來越多，激勵機制卻越來越少

　　王一鳴表示中國的改革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過去是在雙軌制基礎上的漸進式改革，我們是先農村後城市，先在國企外圍培育一塊體制外力量，倒逼國企改革。先放開部分價格，然後再並軌，“自以為是比較適合國情的”。

　　但這種改革現在帶來了一系列的遺症，王一鳴稱，新體制的成長和舊體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製衡，由於過去傳統體制遺留的這種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較大的慣性。改革過程中時不時遇到一些問題，就是政府對資源的配置乾預又會強化，就是存在乾預過多的問題，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

　　“我們要深化市場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讓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就要讓渡權力，將政府掌握的資源更多地交給市場來配置，這個往往會遇到阻力。”這種，以雙軌制為基礎的漸進改革，兩種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導致這種腐敗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王一鳴認為，目標應該是向單軌過渡，就是要下決心向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進。現在最大的雙軌，現在就在要素市場，商品和服務經過30多年，將近40年改革，基本市場化了，99%以上市場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雙軌制。

　　土地還是典型的雙軌制，城市和農村的勞動力還是有差異的，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利率還不是完全市場化利率，技術、價格的形成機制也不健全，人才、部門所有製還沒有完全解決，資訊部門這種分隔體制，還有企業的壟斷，現在說平台型企業，以後針對資訊資源的佔有，不光是對經濟，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會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我們現在約束機制逐步在強化、健全，不斷地健全，但是激勵機制沒有很好地去建設。王一鳴認為，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勵性的機制，其中產權的激勵可能是最好的激勵方式。

　　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中國的責任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中國將在2025年變成發達國家，要承擔更大責任

　　林毅夫表示，目前，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到2025年左右，我國將變成發達國家。那個時候，也還有66%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因此，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在2025年左右又將成為高收入國家，就需要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負有更大責任。

　　林毅夫認為，中國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發展是不是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的機遇，在中美正在打貿易戰的情況下，關鍵點是要怎麽樣能夠有理有據地讓美國學界、理論界、民眾了解中國的發展，讓他們知道中美貿易會促進美國老百姓生活水準的提高，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能夠給美國的企業提供更大的利潤太空，這是互利雙贏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胡鞍鋼：把中國崛起經驗輸送非洲，助力非洲發展

　　胡鞍鋼曾在非洲做過調研並撰寫報告，認為我國應全力助推非洲經濟起飛，幫助非洲進行工業化、基礎設施現代化、網絡化和資訊化等。“2000年以後，非洲大陸的經濟增長率已經超過5%。而且戰亂大體過去了，現在已經進入到了發展的時代。”

　　“這次中非論壇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們也在考慮，能不能為這些南方的國家提供發展的經驗和案例”，他稱，“最近在給非洲的一些部長做培訓時，介紹了中國的五年規劃和其他方面的經驗。他們非常感興趣。”

　　此外，胡鞍鋼認為，中國有可能為非洲國家創造最大的市場，“我們可以通過減免關稅，包括對最不發達國家實行零關稅等政策，覆蓋到低收入國家甚至中等收入國家，給他們提供更大的中國市場”。

責任編輯：陳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