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全面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加快改革進程。只有這樣，中國的民營企業才能迎來發展的春天，中國經濟才能穩步發展
《財經》記者 馬國川 | 文 蘇琦 | 編輯
“目前從我接觸的民營企業來看，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壓力，形勢很嚴重，”四通控股董事長段永基說，“堅定民營經濟的信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中國當代民營經濟發展史上，“中關村模式”佔有重要位置，而段永基則是“中關村模式”的代表人物。早在1984年他就“下海”和同事們一起創辦了四通公司，是中關村公認的“村長”，在民營企業家中享有很高聲望。
9月初，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這位72歲的企業家回顧了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在他看來，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私有製是創造財富的重要驅動力，產權制度是創造財富的關鍵驅動因素。
段永基認為，中國處在一個偉大的轉型過程中，民營企業一方面要為改革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視核心技術的創新。作為一名企業家，段永基呼籲，“進一步解放思想，以實際行動駁斥各種謬論，切實推動改革。”
段永基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應該全面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加快改革進程。只有這樣，中國的民營企業才能迎來發展的春天，中國經濟才能穩步發展。”
“知識是可以創造財富的”
《財經》：據我們所知，最早“下海”的是“文革”後返城的知青，政府為了減輕就業壓力，允許他們自謀出路。1984年又出現了在國有部門的正式員工“下海”、成立公司的現象，這是為什麽呢？
段永基：因為到1984年農村改革取得了成功，農村改革經驗引進城市，城市改革由此展開，流行的說法是“包字進城，一包就靈”。另外，當時有一本書《第三次浪潮》非常熱，它指出世界上出現了第三次技術革命，技術可以產生價值、創造財富，這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希望。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民營企業。
《財經》：具體到您個人，為什麽有勇氣下海呢？當時您在什麽部門工作？
段永基：1967年我從清華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航空部下屬的一個研究所工作，屬於真正的“鐵飯碗”。1984年，北京海澱區委書記賈春旺提出，動員一些知識分子辭去公職，不端鐵飯碗，隻端泥飯碗，辦公司試試看。我被動員辭去公職。當時不允許黨員辭職，如果硬要辭職就開除黨籍。賈春旺同志講了一句很著名的話：如果因為參加四通開除黨籍，到四通以後重新發展入黨，黨齡連續計算。
《財經》：在民營經濟發展史上，四通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公司。為什麽叫“四通”呢？
段永基：一個是取“四通八達”的意思，另一個和海澱區四季青鄉政府有關。當時我們這些辭去公職的科技人員沒有錢，政府也沒有一分錢投入，就向海澱區四季青鄉政府借了2萬塊錢，辦起了公司。鄉政府是有膽略，但是沒眼光，因為一年後讓我們還清了，所以沒有股份。當時只有集體所有製、全民所有製、私營個體，辦公司必須得掛靠。四通最早成立的時候就掛靠在四季青鄉政府。
《財經》：聯想公司也是1984年成立的。當時在中關村出現了一批公司，被稱為“中關村模式”。
段永基：民營經濟有三個模式：一個叫“蘇南模式”，一個叫“溫州模式”，第三個就是“中關村模式”。那時候民營企業蓬勃發展，似乎一夜之間，中關村就冒出來很多公司。中關村模式的誕生有兩個原因：一是允許個人脫離集體去創業，二是知識分子比較多。中關村的公司裡都是知識分子，許多人都受到了《第三次浪潮》的影響，當然也受到了濃厚的改革氛圍的鼓舞。
《財經》：對於民營企業來說，當時的社會氛圍怎麽樣？作為最早丟掉“鐵飯碗”的下海者，您當時有什麽樣的感受？
段永基：並不像現在人們想象的那樣順利，因為許多人的思想仍然被舊觀念束縛著，不承認私有製的合法性。一個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歷來就認為“無商不奸”，鄙夷商人；另一個是革命哲學的教育，認為資本是萬惡之源，資本家都是壞蛋。社會的普遍認識是，好人都是政府負責安排工作。
我們注冊公司的時候，北京就流行一個說法，只有“兩勞人員”辦公司。勞改釋放和勞教釋放這兩類人屬於壞人，政府不負責安排工作，他們沒有出路，只好去辦公司。所以我參加四通以後，兒子上學登記家長部門，我說別登記我，登記你媽媽部門。原來冷冷清清的中關村，突然出現那麽多公司，也遭到了非議。有輿論說，中關村是“騙子一條街”。海澱區政府反覆向媒體宣傳，中關村不是“騙子一條街”，是“有騙子的一條街”。
《財經》：在這種情況下，四通公司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段永基：四通不像聯想，沒有國家科研院所做依托，上世紀80年代主要致力於辦公自動化產品的開發經營。我們這種企業沒有資格貸款，銀行不給貸款，沒有外匯和進出口權。不過一些國有企業、政府部門還是蠻開放的，最初我們跟國家科委借錢。後來業務發展了，就向中科院的“科海公司”借錢，再後來還向中信公司借過3000萬美元。
人的本質是某種精神、某種信念的載體，辦企業也是要有精神的，四通的精神支柱一條是創新開拓，一條是百折不撓。我們和美國、日本等國家的企業合資，引進管理經驗，實現了高速發展。上世紀80年代四通每年利潤增長300％，1986年成立了集團公司。直到90年代初期，四通集團收入雄踞中關村科技公司的榜首。一個大學畢業生第一個月工資，比工作幾十年的爸媽都多。我們用事實說明，知識是可以創造財富的。
“民營企業是改革的先鋒”
《財經》：在上世紀80年代，民營經濟一方面不斷發展壯大，另一方面又經常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打擊。例如典型的“傻子瓜子”事件，一個普通公民因為瓜子炒的好，多雇了一些人，就被視為“剝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段永基：假如沒有鄧小平說話，“傻子瓜子”恐怕早就完了。鄧小平講過三句非常有影響力的話，一個叫作“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二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第三個是對“傻子瓜子”事件的表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這三句話克服了好多政策障礙，更重要的是開啟民智，解放思想。這三句話蘊含著一個很深刻的道理，就是給每個人機會，允許社會成員自己去發財致富，這完全符合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規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一章第一句話就說，什麽叫政治經濟學，國家管理的核心是什麽？就是給全社會公民以平等的發財機會。所以，小平同志那三句話從這個理論上、從思想上清除了障礙。特別是1992年的南巡講話，為中國改革指明了方向。
《財經》：1992年是中國的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歷史節點，因為中共十四大承認了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出現了下海創業潮。
段永基：此後民營經濟的壓力就少多了，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雖然四通公司因為不懂得現代的企業經營管理，後來走了下坡路，但是一大批民營企業誕生，也產生了一大批有影響力的企業家。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在GDP中的份額越來越大，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財經》：在這個過程中，民營經濟仍然不時遭到非議。特別是在2005年前後的改革大爭論中，關於私營企業“原罪”的議論一度盛行。作為企業家，您怎麽評論“民企原罪論”？
段永基：首先，原罪這個詞非常不準確，它出自於宗教，是與生俱來的罪。憑什麽說民營企業與生俱來就有罪？其次，非法獲得財富確實是罪，少數民營企業可能有，但不是所有民營企業都有，憑什麽認定所有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都有問題？這種“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說法是荒謬的。另外，一些民營企業違反當時不合理政策，這些政策後來成為改革對象。所以這些民營企業不但沒有罪，反而應該給予鼓勵。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民營企業是中國改革的先鋒。
舉個我的例子。1984年底，四通公司大概賺了100萬元，當時很多老專家寫信告我們有罪，最後查來查去，走私販私、倒賣外匯、倒賣物資都沒有，就說我們違反物價政策，要罰90多萬元。因為當時物價政策規定，進口商品只能加價20％，超過算違法。我和北京物價局局長爭論，這個規定本身就不合理。
《財經》：在爭論民營企業原罪論的時候，您曾擔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段永基：工商聯一直堅決地支持、保護民營經濟發展：一是進行政策呼籲；二是促成了政策調整，例如2005年、2010年的兩個“非公經濟36條”，都是全國工商聯和社會各界共同推動的結果；三是法律保護。我曾被工商聯派去擔任中紀委特約監察員，當時給我的任務就是為民營企業說話。我給中紀委長官寫過一個報告，提出經濟犯罪和刑事犯罪有本質區別。刑事犯罪對社會有即時的危害，經濟犯罪沒有即時危害，所以對企業家涉嫌犯罪，應該學習香港，在沒有審判之前，建議不要采取抓捕措施，因為一旦被抓，民營企業停擺，就會造成社會失業，對國家也是損失。在工商聯的支持下，這個報告起了一定作用。
“推動改革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財經》：中國改革開放40年裡有一個奇怪現象，總是隔一段時間民營經濟就遭遇輿論的質疑，乃至攻擊。前一段就有“民企退場論”等說法。這是為什麽？
段永基：因為對民營經濟仍然有很多認識上的障礙，沒有得到徹底清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對私有製的看法。不管從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看，還是從人類5000年的歷史來看，或是從過去100年以蘇聯為首的大規模的公有製實驗結果來看，私有製是創造財富的最好驅動力，產權制度是創造財富的最關鍵驅動力。但因為人的稟賦不同，私有製容易造成社會不公，這一點正好觸犯了崇尚“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傳統文化。
為了避免貧富分化懸殊，政府應該通過社保、稅收等政策進行調節。但因為中國是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國家，系統性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在解決貧富分化問題上跟不上。對於通過少量財富就能夠暴富的現象，沒有通過政策及時進行調節，也造成了對私有製的戒心和偏見。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我們完全可以既保護私有產權，保證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又通過各種政策進行調節，來解決貧富分化問題。
《財經》：前不久還有人說，共產黨的目標是消滅私有製，也產生了極大的社會震動，這個說法的片面性何在？
段永基：《共產黨宣言》裡確實是這樣說的，但那是終極目標，絕非現實需要。如果現在就消滅私有製，將對中國經濟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目前從我接觸的民營企業看，面臨各種壓力，形勢很嚴重。堅定民營經濟的信心是個很大問題。今年以來，中央頒布了保護私有產權、支持鼓勵企業家等檔案，都很有現實意義。關鍵在於進一步解放思想，以實際行動駁斥各種謬論，切實推動改革。
《財經》：改革開放40年以來，民營經濟突破各種困難，自身得到發展壯大，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展望未來，您對民營企業有什麽希望？
段永基：民營企業必須認識到，中國處在一個偉大的轉型過程中，從計劃經濟體制向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還沒有結束。民營企業除了在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方面作貢獻，也要對改革事業、開放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勇為改革添動力。因為營商環境不好的話，企業也發展不了。改革不到位，沒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有民營企業發展的良好生態環境。
其次，民營企業要高度重視核心技術的創新，尤其是原創技術的創新。現在浮躁和浮誇之風盛行，從企業、科研機構蔓延到高校，令人擔憂。要在原創技術上創新，一定要克服各種浮躁和浮誇，不被別人發財致富所誘惑，目光短淺地追求短期效益。同時也要經受得住各種磨難，特別是在現階段，全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還沒有完全建立，產權保護制度還不完善，創新的知識產權可能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侵蝕。所以必須在原創技術創新方面投入更多的決心和資源，才有可能成功。
《財經》：您提到的推動改革和保護知識產權問題，其實都是政府應該做的。
段永基：保護產權是政府應盡的責任。產權制度是人們創新、創業、創造財富的最重要的推動力，政府必須完善各種制度，建立法治，提供強有力的產權保護，才能安定人心。
推動改革是政府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是通過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商品的生產銷售等市場化之外，資源配置也要市場化。如果資源配置不市場化，就不可能是完善的市場體制。比如香港曾有個著名的百富勤公司，後來破產了，因為它買了蘇哈托兒媳婦掌握的計程車牌照。這是典型的權貴配置資源。後來蘇哈托下台，百富勤公司失去了計程車牌照，虧損破產。這件事說明，如果資源不是由市場來配置，而是由權力來分配，就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應該全面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加快改革進程。只有這樣，中國的民營企業才能迎來發展的春天，中國經濟才能穩步發展。
（本文首刊於2018年10月15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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