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董卿的生日。
1年前，《朗讀者》節目開播，董卿第一次擔任製片人和總導演。
節目裡採訪過多位嘉賓，有一類嘉賓讓董卿特別難以割捨。跟《環球人物》記者聊起他們，她一會兒開心地笑，一會兒動情地落淚，有說不完的話。她牽掛他們的平安與健康，她說：“這是一群‘珍稀’的人，珍貴的‘珍’，稀有的‘稀’。”
他們，就是參加《朗讀者》的先生們。
“惟君心與我心同，方敢傾懷與君說”
差不多10年前，有人跟我說，你可以嘗試做製作人，主持人兼做製作人不是沒有先例。但我總覺得，好像還沒有水到渠成的感覺。跟大家看到的不太一樣，我並不是很自信。比如，很多人都出書，其實好多年前就有出版社來找我，說你做了這麽多節目，經歷過大大小小的場合，你可以出書。可是，或許跟我的家庭有關係，我從小就覺得，那些擱在書架上的書是要踮著腳尖去拿的，翻開每一本書都是挺鄭重的一件事。我覺得自己似乎沒達到那樣的水準，包括做製作人也是。
直到2015年，從美國做訪問學者回來，我不太想重複以前的東西了，才真正決定去做製作人，選擇了一個直到今天看起來仍覺得難度很高的節目——《朗讀者》。
這個節目的形式決定了它的難度，首先是嘉賓的數量。第一季《朗讀者》每期有6位嘉賓，第二季每期有5位，跟通常的一期訪談一個人物的節目不同，它的資訊量極大，它好看也就在這裡。我父親也是新聞人，第一季播完時他打來電話，說：“你太奢侈了，怎麽可以在一期節目裡有這麽多嘉賓？”我回答他：“一個人物的訪談節目已經有很多年，而且有很多檔。今天的媒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怎樣在傳統媒體裡保有一種獨特的氣質，去跟新媒體對抗？索性就做一檔電視文化節目的‘奢侈品’吧！”
我們一開始就想好了，把每期最後一位嘉賓定為我們的VVIP（超級重要嘉賓），他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人：不管前面的嘉賓說了什麽，最後他一出場，就跟秤砣一樣，跟定海神針一樣，讓這期節目穩穩當當。這種穩當不僅體現在他的成就上，更體現在他的思想上，他的人格魅力上，他有讓人覺得高山仰止的力量。顯然，太過年輕的壓不住陣腳，我們就把目光對準了老人，而且是一群“珍稀”的老人——老先生們。跟這些老先生們有了越來越多的接觸後，我們發現這個決定是對的。當然，這也帶來一個困難，就是他們非常難請（笑）。比如，黃永玉老先生，就請了三次。
我們第一季邀請黃老時，他正好不在國內，第二季打電話再請，他說：“我已經很多年不上電視了，我更喜歡一種自由的生活。”怎麽辦？電話不行就登門拜訪。得知他正在中國美術館辦一個展覽，我趕到那裡，好多人啊！我扒拉開人群擠了過去。過來跟他請教的人特別多，人聲嘈雜，怕老爺子聽不清，我就蹲在他身邊說：“您再考慮考慮。如果您覺得演播室那種環境有局限性，或者您覺得行動不便，我們可以突破這種形式。”最後走的時候，他答應了，說：“好！跟黑妮（黃永玉女兒）聯繫。”那一刻，我心裡還是很開心的。
再比如吳孟超醫生，起初也拒絕了我們。對醫生來講，拯救生命是大事，至於錄製節目，倒不是很重要。吳老已經96歲了，依然堅守在崗位上，每周要看門診、動手術，工作還很忙。而且，他說自己以前接受過很多媒體的採訪了。聽到這些理由，我真覺得張不開嘴。後來托一些跟醫務界熟悉的朋友去問，回復都是問我能否去上海錄節目。當時我們還沒想到能突破演播室這一關，覺得吳老最好能到北京來。
有時候，冥冥之中有人會幫你。我們的導演榮毅和吳孟超老先生的助理互加了微信。有一天，榮毅突然跑來跟我說，他在助理的微信裡看到吳老好像要來北京參加院士大會。聽到這個消息，我兩眼放光。一查，院士大會是5月舉辦，但我們原定的錄製在4月就全部結束了。我提議可以為吳老增加錄製時間。這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演播室得等著，所有團隊成員都得等著，大家的計劃都打亂了，度假的先別度假，轉戰其他節目組的先留下來。等到吳老確定會來參加院士大會，我們就跟他商量，能不能提前一天到北京接受採訪：“您就當適應一下北方的氣候，我們把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他被我們的誠意感動了，接受了採訪。
吳孟超（右）在《朗讀者》節目中接受採訪。
張彌曼先生是剛獲得“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後上的《朗讀者》。當時幾乎所有媒體都在邀請她，她隻答應了我們，我特別感激她。她是一位溫婉的老太太，說話輕聲細語、慢條斯理，就連拒絕人也是很溫柔地拒絕。
我們的導演張晶晶去約的時候，她回絕了。晶晶跑來說，怎麽辦卿姐，看來沒戲，回絕很肯定。過了兩天，晶晶再打電話，她依然拒絕。後來我說：“晶晶，中科院你知道在哪兒？偶遇一下吧！”還真“偶遇”到了，而且她倆特別投緣。晶晶養貓，張彌曼先生研究動植物，對動植物有著深厚感情，她倆加了微信，她常給晶晶的貓的照片點讚。倆人就這樣互相點讚，但誰也不提錄節目的事情。可畢竟《朗讀者》是季播節目，是有時間限制的，我催晶晶再問問。她又給張彌曼先生發了微信，還是不行。於是，我就給她打了電話。我當時心裡很忐忑，怕她回絕後我們就沒有下一招了。我記得她的聲音非常柔和，她說：“董卿啊，我一直看《朗讀者》，很喜歡你，我先生也很喜歡你。”我心裡想，哎呀，這可不是一個好的開端，後面要說“但是”了啊。果然，“但是”來了。“但是啊”，她說，“我要陪傅睿思（國際古植物學會主席）去貴州做一些野外考察。”而且，她說自己的身體也不像以前那麽好了。
對張彌曼先生提出的問題，我一一解答：“時間上，我們可以想辦法；如果傅睿思願意，可以跟您一塊兒來上節目；讀本呢，我們先給您挑20篇，您自己選，不滿意再給您20篇。”總之，就是不要讓她有太多心理負擔。我覺得，這些老人身上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做什麽事都太認真了。他們拒絕你，有時候不是因為不想來，不喜歡這個節目，恰恰是因為喜歡這個節目，想在節目裡表現得好一些。他們覺得這是一件很認真的事情，一旦答應了就一定要做好，而做好是要花精力的，他們覺得自己不擅長朗讀，還要花時間考慮該讀些什麽。我特別能夠理解，甚至尊重他們這種拒絕，覺得拒絕的對（笑）！
最後，張彌曼先生跟我說：“那好吧，我再看看。”我不放心，又讓晶晶帶著果籃、鮮花登門拜訪了一次。非常巧，她跟傅睿思從貴州回來後，正好有一兩天空閑，就把時間排給了我們。
在《朗讀者》的舞台上，張彌曼與好友傅睿思一起朗讀英國作家傑拉爾德·達雷爾的作品《沒有你萬般精彩皆枉然》。
我有時候跟導演們說：“我們一定要珍惜。我們有何德何能把這些老先生請到現場？他們不僅來了，而且說了，他們不僅說了，而且毫無保留，有的說到我們熱淚盈眶，有的將塵封往事和我們分享。”其實我也一直在想，我們是怎麽打動這些老先生的？首先是這個節目的品質，節目所呈現出的一種樸素、深厚和誠懇的氣質，恰好是他們接受和喜歡的。其次當然還有誠心和耐心，每當他們坐到我的對面，打開心扉，笑得像個孩子，我總會想起那句話——“惟君心與我心同，方敢傾懷與君說。”
老先生都有孩子氣
這些老先生們很少和鏡頭打交道，也許最初會有點拘謹，之後越來越放鬆，當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第一季的時候，有些老先生記憶力不好，講的事情順序前後顛倒，有時候說一些車軲轆話。有些老先生說著說著，自己覺得有點亂了，又不好意思問能否停一下，他以為你提問了，就要說下去。這些時候更加需要耐心，有一個竅門，就是多鼓勵他，老先生都有孩子氣。我們的執行總導演小邵坐在觀眾席第一排，我倆有個暗號，我縷一下頭髮、看看他，他就明白了，跟現場導演說休息一下，給老先生喝口水，哄哄老先生。“特別好，今兒特別帥。”“我們都覺得太好聽了！”這倒不是假話，是讓老先生感覺到觀眾的反應。他心裡有底了，就能接著說了。
因為這些老先生，我們的採訪也有了一些新的難題。但這些難題，最終形成新的樂趣。那些看似破例的事，也恰恰成了新的增長點。
因為黃永玉老先生，我去了湘西。這也是兩季以來，團隊第一次走出演播廳。記得頭一天晚上我熬到了凌晨3點多離開演播室，4點入睡，6點就起來趕早班飛機。湘西的交通很不便利，飛機、火車、汽車，我們一路輾轉，折騰到了下午一兩點才到。沱江上有一座很著名的石墩橋，因為它與水面親近，上面人流絡繹不絕。為了能夠拍出湘西小城的安靜和古樸，我們希望獨佔石墩橋，所以第二天早上4點鍾就起來化妝，說好6點開拍。非常不巧，那天正好是個陰雨天，6點了天還烏漆麻黑，我就坐在那裡數分數秒地等著天亮，終於在7點左右拍到了一個很美的鏡頭。不出所料，半個小時後遊客們都來了。
為什麽一定要去湘西？其實，我在北京萬荷堂採訪黃老的內容也夠了，聊了他的成長、他的故鄉，還有他以前的一些舊相識。但那期的主題詞是故鄉，每個人都在談自己的故鄉，我們何不走出演播室，看看黃老的故鄉到底是什麽樣子？後來這段湘西的外拍影片在網上的反響特別好。大家都覺得，哦！終於看到董卿走出演播室了（笑）。
董卿在北京萬荷堂採訪黃永玉。
採訪黃老時，我常常忘記對這位90多歲的老人用尊稱“您”，因為他給人的感覺是孩童般的天真和赤誠，讓我有一種忘年交的感覺。黃老跟我說：“下次上我們家來不要帶工作，來嘗嘗我家的家宴。”據說他們家的廚師做飯很好吃，他自己也會下廚，我希望在這個秋天赴這場家宴。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們常被一些背後的故事感動。比如，每一位老先生，可能都有一位默默給予他關心與幫助的老伴。我們去採訪潘際鑾先生時，發現他和夫人李世豫的一張照片在網上傳播得很廣。照片裡，一位90歲的老先生騎著單車，一位85歲的老太太坐在後面，倆人成了清華的一道風景。我採訪潘先生時，夫人李世豫一定作陪，有時候還會搭個話，非常溫馨。
我們採訪冰川地質學家崔之久先生，他的愛人謝老師一定也在。謝老師特別快人快語，崔先生卻溫文爾雅，常常是謝老師說，崔先生偶爾插一句。回憶兩人當年的戀情，謝老師說：“當時就是他追我，我哪兒看得上他！”崔先生笑了。又說起崔先生登珠峰的時候，右手手指頭凍壞了，躺在積水潭醫院裡。謝老師說：“什麽模樣你知道嗎？手腳吊著，穿著褲衩，我那時候就是同情他！”我說：“大家都同情他，可只有您天天去醫院照顧他。”其實你會發現，所有“懟”的後面都是愛。現在他們已經走過了金婚，我問崔先生：“您覺得跟謝老師這輩子怎麽樣？”他笑著答：“可以。”再問謝老師：“您覺得跟崔先生這輩子怎麽樣？”她爽快地答：“還行。”一個“可以”，一個“還行”，太可愛了！他倆是兩棵樹，雖不是同一品種，也不是同根生，可天長日久就長在一起了，彼此誰也離不開誰了。
現在很多相親、交友節目給年輕人提供了談情說愛的平台。年輕人的愛變得越來越直接、容易，語言上也花哨，但是能否經得起最普通的日子的考驗？像故事一樣絢麗傳奇的愛情到最後也會變得很普通。我年輕的時候並不是很認同這樣的感情，覺得這似乎是對婚姻的一種妥協，其實是“無奈”。如今，我自己走過了這段路，看到這些老先生的狀態，我信了。愛情就是這樣，年輕時轟轟烈烈，到老了就會普普通通、平平淡淡，但是不離不棄。
他們散發著一種光，如陽光穿過水晶般通透
跟這些老先生深入交談後，我對他們有了一種很特殊的感情。我們已經不僅是工作關係，往淺了說是朋友，往深了說甚至有點家人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年許淵衝先生突然老了，老伴照君去世後，他整個精神狀態都不好了。前段時間，騰訊影片做了一個紀錄片《我的時代和我》，記載了這個時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其中就有他。片中，冬天的晚上七八點鍾，他不知怎麽就崴了腳，坐在路邊站不起來了。有位路人報了警，警察過來登記姓名。“貴姓？”“姓許。”“叫什麽名字？”“許淵衝。”我覺得他是那麽孤單。做筆錄的過程中，老爺子嘟囔了一句：“《朗讀者》節目採訪過我。”看到這裡，我的眼淚“嘩”地流了下來。可能對他來說，錄製這個節目已成為生命中一段美好的記憶，也成為很重要的一個事件（流淚）……
2017年9月1日，《開學第一課》播出，董卿跪地採訪許淵衝的影片在網上引起爭議。她回應說：“當我的採訪對象或坐著，或是個孩子，或是殘疾人……我站著說話是不合適的。但對許淵衝先生，我又格外多一種敬意，因為他的品質，我願意蹲下來靠近他，跟他說話。”
當時節目影片傳播得非常廣，他一下子成了網紅，他說家裡的電話成了24小時熱線，有很多在國外的人不管時差就給他打過來。好多許久沒聯繫的學生，甚至學生的學生都給他打電話了。我看到他把我們送去的劇照放到書架上很顯眼的位置。錄《開學第一課》，也是我採訪他，後來照君老師跟我說：“你採訪他，他就高興，覺得很放心。”就好像我來採訪他就總能說好。
老先生們年紀大了，我們的談話難免觸及生死。採訪前，我已預想到黃永玉老先生不會把這件事情想得悲悲切切。但真的聽到他的回答，我依然被震撼到了，他說：“我死了之後，我的骨灰不要了，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這樣）自由得多……想我了，看看天，看看雲嘛。”他活得如此通透。吳孟超醫生一輩子面對的是別人的生死，也一定會想到自己的將來，我想他內心裡有這樣的一種願望，希望最後倒在工作崗位上。他曾跟護士長說：“如果哪天我真的在手術室倒下了，記住給我擦乾淨，你知道我是愛乾淨的，別讓別人看見我一臉汗的樣子。”
除了生死觀，另一些先生們則影響了我對女性價值的看法，比如葉嘉瑩先生、張彌曼先生。她們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的品質——樸素，但是對自己所在的領域卻傾其所有，包括時間、精力、身體、健康、青春……世界上還有什麽比這些更寶貴？在她們身上，性別都沒有那麽鮮明了。
葉先生性格蠻剛的，但是剛中有柔。她是愛詩詞的人，有一半活在夢幻裡。她對詩詞有無盡的追求，對每個字的每一個含義都反覆琢磨，多麽細膩！而張彌曼先生是柔中帶剛的，她那麽柔和，卻極有主意。上世紀80年代，年輕的女留學生張彌曼在瑞典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沒日沒夜地做科研，最後得出的結論與瑞典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相反，這位科學家正是一直關愛她的導師。她是怎麽做的呢？當即宣布了自己的結論。談到此事，她很溫柔地對我說：“學位不拿就不拿，有什麽了不起的……科學嘛，是什麽就該是什麽。”這句話於我來講仿佛是醍醐灌頂。是什麽就是什麽，該做什麽就去做什麽，我能做到嗎？我常會反問自己。
這次登上《朗讀者》的舞台，82歲的張彌曼第一次化了妝。誰說82歲就不愛美了？化完妝，吹好頭髮，換上衣服，她也覺得挺美的。她不是不愛美，她只是把這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了她認為更重要的事情上。一個愛大自然、愛生活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麽是美。而那些天天照鏡子的人，反而對美沒有太多的感悟。
反反覆複的採訪，了解了他們的過往，我越來越對這些先生們心生敬意。為什麽這些老先生會刷屏？為什麽我會覺得他們如此重要？因為他們身上有很多可貴的品質：首先，他們都經歷過時代的動蕩，有著坎坷的人生，有些甚至經歷過戰爭。但他們如此通達，沒有一個人還對過往耿耿於懷或者難以自拔。恰恰因為這些大風大浪，他們變得更睿智、更從容豁達；其次，這些老人在各自領域鑽研積累幾十年，有著很卓越的成就，但為人極謙和，甚至謙卑。參加節目時，他們經常問我“行不行？”“對不對？”“可不可以？”他們活得越來越真實，人到一定歲數就不會撒謊了，沒有太多的掩飾。再者，他們當中很多是大家，不僅學識淵博，還有格局，他們身上總有一種與國家共同發展的使命感，總覺得應該為這個社會的進步、國家的進步做些什麽，我被他們的精神折服。之前有人談論我跪下來採訪許淵衝這件事，我覺得沒有不跪的道理。這件事情本不值得說，當我的採訪對象或坐著，或是個孩子，或是殘疾人……我站著說話是不合適的。但對許淵衝先生，我又格外多一種敬意，因為他的品質，我願意蹲下來靠近他，跟他說話。
我的孩子只有3歲多，但《朗讀者》播出的每個周六，他都跟著外公外婆一起看節目。如果他很長一段時間看不到我，就會給我打電話，說你的《朗讀者》做完了嗎？將來他大了，我會教他閱讀，也會跟他講這些老先生的事。我想，當一個人孤獨困惑時，閱讀可以幫他打開一個世界，讓他變得更豐富和深厚；先生們的故事則會給他力量，因為他們散發著一種光，那是陽光穿過水晶般通透的光，不耀眼，卻能射到人心裡。
作者：董卿（口述）
《環球人物》記者 許陳靜 王媛媛（整理）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