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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用彤幾大研究 奠定後世編纂《道藏》基礎

湯用彤(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1日),字錫予,湖北省黃梅縣人,生於甘肅省渭源縣。 中國近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湯先生望重學林,被譽為“學界鼎傑”。他是當時最博學的學者之一,淹通經史子集,成為一代文化研究的宗師,在世界學術界享有崇高威望。其道教研究成果,亦常有論著稱引,只是尚無專文研討。筆者協助湯一介先生整理校訂《湯用彤全集》有年,深感湯用彤先生於道藏整理功不可沒,故留意搜集相關材料,遂成此文。

湯用彤教授(右二)全家與親友在北大燕南園寓所歡度1956年除夕

湯用彤先生的道教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他對《道藏》就三部分作了重點探討:一,確考道教最早經典《太平經》,理清了此經與早期佛、道教的關係,從而奠定了道教研究的基石。二,對寇謙之改革原始道教的研究。三,梳理了魏晉南北朝道教與玄學、佛教之間的關係,並從“本末”之辯的角度對當時三教關係進行鞭辟入裡的解析。

研究一:寇謙之改革北天師道 集道教方術之大成

湯用彤先生對《太平經》的研究較為偏重於道教形成時的思想淵源,而他對寇謙之改革所作的研究,則更為重視道教在發展中社會因素和制度儀式方面的內容。這是民間原始道教走向成熟的重要轉折,因而他的此項研究具有極可重視的學術史價值。他指出:“晉宋之際,道教之勢力,逐漸確立。教會之組織,經典之造作整理,均已具有規模。北朝道教勢力,由寇天師而光大。”北朝托名李弘的叛亂,由於事關寇謙之對舊天師道的改革,所以湯先生先考察了史料中的“李弘”現象。他首次提出了李弘和農民起義的關係問題,認為“李弘”一名是晉時長官農民起義的道教領袖代名詞。唐長孺繼承湯先生的研究成果,進而指出李弘姓名在廣泛地區長期作為起義領袖出現,是因道書中說李弘是“老君”眾多化名之一,或其轉世,下為人主。

湯先生研究認為,北魏國師寇謙之集道教方術之大成,對道教徒加以整齊嚴肅之戒規與組織,實為道教複興之功臣。而漢代以來,圖讖歷數之學,頗流行於北方。謙之備悉其術,稱新經應運出世,神人作誥,付之以經,轉佐北方太平真君太武帝。其所言與於吉所謂太平氣至,德君將出之說相似。經寇謙之改革後的天師道,不同於以往的天師道,後人稱新天師道或北天師道。湯先生指出,寇謙之改革天師道的總原則是“以禮度為首”,即保留和增加適合儒家禮教的內容,革除和廢棄違背儒家禮教的制度。寇謙之所言之“禮度”,內容雖不詳於《釋老志》中,但頗詳於《老君音誦誡經》之中。而《老君音誦誡經》就是《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中之一部。寇謙之改革天師道的具體內容都包含在《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中。因此,考證《道藏》中《雲中音誦新科之誡》的作者與思想,即可了解寇謙之改革的情況。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曾簡單提到《老君音誦誡經》“蓋即《雲中音誦新科之誡》”。湯用彤先生則提出,今《道藏》力帙諸誡律《老君音誦誡經》、《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女青鬼律》等七種均系寇謙之的著作,而《雲中音誦新科之誡》當原為這些誡律之總名。從現存《道藏》力帙各卷中之戒經殘缺不全的情況看,當為寇謙之原書的一部分,有的僅存篇目,但大概保存了原書的骨架。其中文句雖在輾轉抄錄中或有錯落、後人增改者,然各戒經內容與《釋老志》所載寇謙之思想基本相同。經以上考證,湯先生判定《道藏》力帙所收諸戒經是寇謙之的著作,因此可以根據它來研究南北朝道教史中的一些問題。他的這些研究成果,至今常為道教史學界所稱引。

湯先生在研究寇謙之的北天師道改革時,也在為梳理陸修靜等對南天師道的改革而搜集材料。他1961年與湯一介先生合寫《寇謙之的著作與思想》一文的副標題是“道教史雜論之一”,又據其名為《有關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的資料》的未刊稿,說明他研究了寇謙之在北方的改革後,想接著對陸修靜、陶弘景改造南天師道進行研究。只可惜他還沒來得及對這方面的史料進行廣泛系統的梳理就病逝了。通過以上研究,他認為道教經過寇謙之等人的改革,與原始道教比起來已是內容大異。此後雖然尚有農民起義利用道教,但已非道教的主要作用了。

向來治史者因太武帝毀法的緣故而多注意寇謙之與當時佛教的鬥爭,湯用彤先生在對史料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後指出,寇謙之並不反對佛教,反而頗欲借助佛教。寇謙之的新道教是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產物,其雖為道教的形式,但內容多為儒家的禮、佛教的戒律和輪回說以及當時流行的玄學理論。

研究二:魏晉南北朝道教與玄學、佛教的關係

道教與玄學的關聯湯用彤先生認為魏晉玄學主要表現為:援道入儒,陽儒陰道,用道家的貴無理論來重釋儒家經典;又注老解莊並形成新莊學,祖述老莊以成玄學形上學。通過他對玄學中道家成分的界定,從中可見玄學之為新道家。他從以下兩方面探討了道教與玄學的關聯。

1. 道教與玄學在思想上的聯繫

道教與玄學皆同源於漢代黃老道家,但前者博采民間神仙方術,沿著長生修煉之道,由黃老養生道術發展為神仙道教;後者則沿著理性思辨之路,從黃老形名學發展為魏晉玄學。湯用彤先生透過道教與玄學的不同看出他們的共通之處是俱本乎自然之說。

道教文化的核心在於以道法自然的原則來養生。湯用彤先生指出,老莊玄學亦尚全身養生。方技之全身養生之道,亦旨在順乎自然。而此誠為玄學之根本義。《抱樸子》開篇言:玄者,自然之始祖。湯先生以為此舉凡咽氣餐霞之術,神丹金液之事,均須與自然契合。而清談家尚清淨無為,固亦全生養性之道。凡與自然同德者,可與天地齊壽,故嵇康向往神仙長生,常修養性服食之事,以為神仙稟之自然。導養得理,不為聲色所毀傷,則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湯先生可謂最早關注了作為玄學家的嵇康與神仙道教之間的聯繫,其研究表明嵇康與道教的關係甚為密切。新近研究進而認為嵇康創立了文士道教,並啟迪了魏晉士族道教。

他還敏銳地注意到郭象《莊子注》“遣之又遣”的雙遣方法。成玄英正是把郭象的“遣之又遣”認定為“重玄”。道教在此基礎上,又融會佛教三論宗思想,從而產生了隋唐道教重玄學,成為魏晉玄學到宋明理學的過渡環節。湯先生閱《道藏》,還注意成玄英《老子注》佚文,在讀至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一書時,也關注了其中“重玄為宗”的思想。經過蒙文通諸先生闡發,如今重玄學研究已蔚成顯學。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湯一介先生明確提出先秦道家老莊等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期發展,魏晉玄學是道家思想的第二期發展,隋唐道教重玄學則是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可見,湯用彤先生為玄學與道家道教複雜關係的理清奠定了基礎。

2. 道教與佛教的思想差異

湯用彤先生認為陶弘景《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一文對於研究南北朝時期佛道兩教在宗教理論上之不同,頗為重要。據此文,他認為可知佛道兩教:於形神、生死問題上看法相異;求得解脫的方法不同。也就是說道教作為一種宗教,具有一些與其它宗教不同的特點。陶文所說形神相合,或離合自如,是道教特質的表現,也是與其它宗教相區別的標誌。它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人如何能成仙。從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看來,“神仙”乃是一種超脫塵世的境界,它追求個體的長生不死,所用的方法是個人身體和精神的修煉。這與佛教有很大不同,並為當時佛道兩教所公認。圍繞以上兩個問題,湯先生就陶文作了具體分析。

作《道藏》劄記 奠定後世《道藏》編纂基礎

解放後,湯用彤先生自言“常思治道教史”。他初閱《道藏》,覺其內容龐雜,多系神仙長生之談,便於讀書時將有用之材料抄記若乾,並加按語,以供治史者參考。他留下的讀道藏劄記對魏晉南北朝道教研究材料的搜集整理,頗具學術價值。他注意搜集整理《佛藏》中的道教資料和《道藏》中的佛教資料;還注意使用敦煌道經史料。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敦煌道教文獻專號”的“編者寄言”稱:“湯用彤先生的《康復劄記》、蒙文通先生的《古學甄微》,在利用敦煌道教經卷方面,樹立了崇高的典範。”1954年他不幸患腦溢血,使這一可能改變中國道教研究落後狀況的巨集偉計劃付之東流。但他在病情稍好的情況下,閱讀了大量相關道教的典籍,並寫有一些道教短文和劄記。其劄記的特點是十分注意利用金石碑銘和教外文獻中有關佛、道教的資料,在這一方面向為國外道教學研究者所忽視,即便他們重視也難望湯老學識之項背;在讀《道藏》劄記中,他著重考察了早期道經編纂的演變史。

1963年冬 湯用彤教授在燕南園58號寓所裡懷抱孫女湯珊時留影

湯一介先生認為,湯用彤先生研究道教史有兩個考慮:

一是考慮佛道之爭的問題。從佛道之爭這個角度可能對把握當時思想潮流變化之軌跡有幫助。

另一是想對道教經典作一梳理。我們知道,道教的許多經典成於何時、何人所作都不很清楚,這對研究道教史是很不利的。但也很可惜,有兩本道教史資料摘抄,因水泡而無法辨認了。

研究思路:縱向看發展 橫向看本土教派與外來教派的互動影響

他梳理道教變遷之跡的思路是:從縱的方面對道教自身起源、演變中的關鍵問題作具體探討;同時從橫的角度梳理道教代表的本土文化與佛教外來文化的關係。他通過考證和比較發掘出不同宗教文化互動作用的規律:漢魏時,初來佛教因見表面相合而與道教調和,附屬道術為“佛道”;兩晉南北朝時佛教與道教、儒家因見不同而衝突,由此催生了“本末(體用)”之論以解決三教矛盾;此後三教會通理論漸趨成熟,佛教與中國文化因見真實相合而調和。綜觀全文之探討,湯先生實以道教與佛、儒二教之會通為著眼點,並且從多個方面提出例證。他所關注的方向,雖已有研究成果出來,但至今仍未獲得全面且充分的研究,像“返本”說與儒道釋三教關係這類問題,依然可以為現代學界提供某種啟發。

由此,他總結出了文化衝突與調和必經的三階段理論,高度提煉了上述歷史考察,是其學術精魂所在。按照這一視角他發現了外來佛教與道教等本位文化的融合對於催產宋明理學的作用。在對“本末”觀念不斷翻新的詮釋中,可以看到儒道釋三教由差異到會通的過程。以此觀之,湯先生以上研究的價值就不僅僅局限於道教史領域,而且對於中國哲學、宗教及東西文化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他通過對最具民族特色的道教文化發展、演變的客觀研究,總結規律以解決中國文化如何發展的重大問題。不難看出湯先生總是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不僅僅是為考證而考證。他所作出的結論,不僅經得起時間考驗,並且隨著時代的前進,其意義更加突顯出來。

湯用彤先生積極倡導道教史的學科建設

湯用彤重視道教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善於透過歷史表象發現問題,像“佛道”現象、重玄為宗、三教本末之辯等,引起了學界重視和持續研討,也有力地回應了世界各國的道教研究(李約瑟等漢學家也常稱引湯先生的著述)。湯一介先生所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全面繼承發展了湯用彤先生道教研究方法和思路,更提出獨到見解,揭示了早期道教的發展歷程。在湯一介先生的倡導下,他培養的研究生於梳理《道藏》及道教研究大體上形成了一個系列。湯用彤先生的助手任繼愈先生後來主編《中國道教史》、《道藏提要》也吸收了湯先生道教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湯老未竟之志的繼續。

綜上可見,他對道藏的奠基性梳理,為後人樹立了典範,不僅對於研究道藏,而且對佛藏和儒藏的整理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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