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祥龍：家和孝是人類的根本命運所在

張祥龍，山東大學哲社學院人文社科一級教授。曾任北京大學現象學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外國哲學研究所”的學術委員，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理事。

記者 孫行之 來自 第一財經日報

張祥龍為兒子舉辦的“儒家婚禮”設計的場景。他依據《儀禮》、《禮記》，特別是《朱子家禮》中記載的儒家古代婚禮來制定步驟，也依現代人生活做了一些簡化。

[ 兒子剛一出生，那種發自內心的強烈的憐愛，令張祥龍自己都感到吃驚。反躬自省，才真切體會到當年父母對自己的深愛。也是在那個時候，他的哲學興趣發生了轉向。為人子與為人父，兩種感情的交織讓他覺得，對於人與人的關係，儒家最能抓到要害處 ]

“文革”時的慘痛經歷，讓張祥龍的家庭觀念經歷了一次逆轉。

因為辦的一份報紙被認定為“反動報刊”，他遭到關押，同時也面臨同窗好友的背叛。被同學揭發，被大家圍著喊口號，這種苦厄讓他抱有的許多堅定信念一夜之間化為灰燼。與新中國同齡的他是受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教育長大的，一度家庭觀念淡薄。可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困境，令他有了一種切膚感受，真正為他揪心、關切著他的，只有父母和兄姐。“那時候，真的是天良發現，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與父母生死相與的關係，超越所有所謂的階級鬥爭事業。”

張祥龍在北大暢春園的家陳設簡單，除了書，最多的便是相框，大大小小，有十多個。那裡頭擱著祖父母、父母、他們夫妻以及兒孫的照片，五代人的生命輪回在這個狹小的客廳裡清晰可見。

張祥龍的專業是西方哲學，尤其是現象學，曾任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現象學研究中心主任，但他真正的學術興趣卻始終是中國哲學，或者說，是中西之間的哲學比較。在北大哲學系讀書時，張祥龍便對中國哲學尤其是道家很感興趣。當時，哲學界的主流依然是用西方傳統哲學的概念來解釋中國哲學史。1986年赴美留學，他學到了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現象學，碩士與博士論文的題目都是中西哲學比較。在他看來，相比於概念化、理性化、邏輯化的傳統西方哲學，現象學更接近於中國哲學，可以作為以西方哲學反觀中國哲學的切口。“現象學朝向事情和經驗本身，就在我們人生體驗中達到本質，達到對現象的理解。這一點上，中國哲學和它是共通的。”

新著《家與孝——從中西間視野看》，是張祥龍又一部涉及中西哲學比較的專著。他試圖在中西哲學比較中，闡明中國儒家的孝道哲理，繼而喚起人們，重拾家和孝的觀念。“孝”被張祥龍論證為人類本性的一部分，與人的生存體驗相關。它不僅是倫理，也不僅是一種文化現象，而是一種出於良知的自發行為。但中國傳統社會維系千年的主流意識，卻在鴉片戰爭後逐漸衰微。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對“家”的攻擊進入最激烈的階段。對此，張祥龍也表達了他的不滿。

在張祥龍看來，損毀家庭觀念所造成的後果，在之後的百年進程中逐步顯現。道德滑坡、環境問題、人心的殘忍化，都可以追溯到當時知識分子對家摧枯拉朽式的批判。而在眼下的城市化進程中，家庭再次被邊緣化。在農村，許多老人面對孤苦無依的“空巢”，而在張祥龍居住的北大老教授宿舍，孤寂的情況同樣普遍，孩子出國留學或是在外工作，很少陪伴在父母身邊。不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養老”都成了問題。將“養老”訴諸國家福利、消費市場還是回歸家庭？雖然幾世同堂早已不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生活方式，但一再強調“家”與“孝”的張祥龍，毫不避諱自己對“大家庭”的懷舊：“老人進入養老院，那是什麽呢？那只是市場中的一員，更是一個弱勢群體了。在家還能感受到子女的溫情。”

西方傳統哲學無“家”可言

從北京大學退休後，張祥龍被聘為山東大學哲社學院一級教授。文科教授的最高級別為二級，“一級教授”是山東大學所設的特殊崗位，每個專業一般隻設一位。每到秋季，張祥龍便會前往山東大學興隆山校區，在學校的專家公寓裡住上一個學期。連續四年，他為大一新生講授《哲學導論》，教材是他自己編寫的。不同於一般哲學導論課以西方哲學為主體，他的教學大綱裡，中國哲學、西方哲學與印度哲學幾乎並重。在這門一般由資深教授對新生講授的課程中，張祥龍希望能破除“西方中心論”，讓學生在幾種哲學傳統的比較中得到廣泛的認識。“西方哲學很重要，但它只是三大傳統中的一個。”

西方傳統哲學與中國哲學最大的隔閡之一，在他看來，便是：前者是無“家”可言的，甚至在核心部分，是排斥“家”的。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柏拉圖設想的理想國。在這個“理想城邦”中，哲學家是王，統治階層的女人和孩子必須共有，從而消除了親族與非親族關係的差別。

與從柏拉圖到基督教追求“無差別之愛”不同，儒家說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它的一切道德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家這個概念。相比於西方宗教那種超越人間家庭的聖父聖子信仰，儒家的德行、制度和信仰實際上是從家和人倫這一原點上出發的。“儒家的家可以推至天下，這種仁愛也可以普遍化，但其源頭依然是家，這個源頭是不能丟的。”

然而儒家的精神血脈到了近代日漸式微，新文化運動中，一批很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將中國的貧弱的根子追到了傳統家庭上。從康有為、譚嗣同到陳獨秀、傅斯年，都曾在破除封建制度的旗幟下，撰文反對“傳統家庭”的倫理與秩序。

1910年10月，站在反父權的立場，魯迅曾寫下《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飲食的結果，養活了自己，對於自己沒有恩；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於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那一年，他38歲，距離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還有10年。對家庭批判最激烈的，或許是傅斯年。“想知道中國家族的情形，只有畫個豬圈。”而在《萬惡之源》一文中，他更是直指“中國的家庭”為萬惡之源。

張祥龍覺得，這批知識分子對家的批判之所以如此毫不留情，還不光是因為他們對國家前途的憂懼。“當時的激進知識分子並不僅僅意在批判中國家庭，而是對家庭這種人類生存形態本身表示了懷疑，於是對家庭本身合理性的批判也就在所難免。”這種否定幾乎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比如陳獨秀就認為，中國的家庭或家族倫理全是封建制度之遺，要建立新的共和立憲製，就必須鏟除這種家庭根源，並稱家族製為“綱常階級製”。而在張祥龍看來，把家族說成階級，本身就是混淆了中國綱常中父子、夫妻這樣的角色與西方的階級劃分。

張祥龍也承認，當時的這批知識分子對家的激烈反叛，有其時代性。他們是站在反帝、反專製的立場上提出對家族制度的批判，是要為中國的變革掃除障礙。“但把中國的積弱積貧歸罪於儒家思想，歸罪於家的觀念，板子是打錯了，是病急亂投醫了。”在他看來，在新文化運動以及後來的“文革”中，這種對家庭親子關係的討伐產生了長遠的、不可逆的後果。

“世界各國的國運總會起起伏伏，如果沒有儒家，當時的中國就不會衰弱嗎？”張祥龍反問。雖然歷史無法假設，但張祥龍提出了這樣的比較：“日本與印度當時都將傳統的家庭觀念保存得比較完好，也應對了西方的挑戰。”

“父慈子孝”只是契約嗎？

之前，對於“孝”，哲學家、作家和人類學家都曾有過不同的分析與演繹。

魯迅當年曾說“性交結果，生出子女”，所以父母對子女並無恩情可言。這種觀點在康德那裡能夠隱約找到源頭。在《道德的形而上學》中，康德就主張，由於父母未得子女同意就生下他們，所以有責任無償將他們養育成人，之後，親子之間就不再有天然聯繫，他們還要往來，就是契約關係了。而張祥龍在書中援引華裔學者王慶節的觀點，反駁道：“子女在父母生育自己時，沒有做過選擇，是個偽論證。因為子女當時還不存在，根本沒有選擇的可能性。再從這一點引出的一系列結論就無意義可言了。”在他看來，康德的觀點實際上是偏向子女一邊的：父母有責任養大子女，而子女無道德義務贍養父母。

當代英國人類學家查爾斯·斯塔福德（Charles Stafford）在分析中國孝道觀念時，強調的則是“互惠”。在他看來，孝道的核心，在於孝是一種“時間差之下的互惠原則”，“養”與“育”互為前提。這種觀點或許能從一定程度上解釋親子間的互動，卻無法解釋中國社會濃烈的“慎終追遠”的情結。

張祥龍拒絕家和孝僅僅是契約或互惠的觀點，而訴諸“人性”。為此，他超出了現象學的限制，而訴諸人類學和生物學的研究成果。

論證首先從批駁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論斷開始。近代，關於家的論斷，最著名的便是摩爾根的理論，之後馬克思關於家的論述也來源於此。摩爾根指出，人類最初並沒有家，而是處於一種雜交狀態，之後經過血緣家庭等各種形態，才達到了一夫一妻製家庭。張祥龍認為，20世紀人類學的大量調查已經否定了這一論斷，最新的研究表明，儘管形式多種多樣，但人類一直就有家庭，從未經歷過完全無父無母的混交時期。

張祥龍還援引了一項生物學領域的研究：相比於其他動物，人在出生時是最不成熟的，而且人類養育孩子比其他動物困難得多。幼兒的大腦一開始遠未發育完成，父母的養育實際上參與了大腦和意識的形成，以至於這種親子經驗成為一種顯性或隱性的長期記憶。人對父母的反哺，因此也成了人有別於黑猩猩的獨特之處。“構成家庭的夫婦和親子關係既不是性欲造就，也不是文化造就，而是人類的時間意識本性內在地關聯著。”

基於孩子的這種意識和記憶，張祥龍提出，孝道應該是一種發自良知的自發行為。“如果孩子不照顧父母，他會覺得天良不安。沒有孝，家庭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健全的。”

否定“家”，卻要訴諸“家”

7年前，張祥龍曾為兒子舉辦了一場儒家婚禮。參加那場婚禮的賓客雖不足百人，但因儀式特別而顯得格外隆重。張祥龍主導了婚禮儀式的設計，他依據《儀禮》、《禮記》，特別是《朱子家禮》中記載的儒家古代婚禮來制定步驟，也依現代人生活做了一些簡化。新郎身著一件黑色長衫，新娘的嫁衣則是一襲紅色中式長裙。“當年只是依照想象中盡量傳統的樣式來尋找可以買到的衣服，並沒有經過詳細考證。”新人在親友見證下以稽首禮叩拜天地、父母以及孔子。用以代表至聖先師孔子的，是禮堂上掛著的一副對聯“天地君親師恩重源長，夫妻子女胤情深意厚”。整個行禮過程持續了近一小時。

培養孩子對天地、父母和先師的敬畏，這是張祥龍設計這場婚禮的初衷，因此最為核心的部分是向天地、父母和先師行的跪拜之禮。他覺得，兒子這一代成長的環境中，儒家文化的空氣逐漸稀薄。他希望孩子們能在人生最重要的時刻，在很多人的見證下，表達這種敬意，這會讓他們記憶深刻。“尤其是行跪拜禮，在孩子們的人生中，之前也沒有過，之後也幾乎不會再有了。”可能是受到父親儒學情懷的影響，在美國留學多年的兒子欣然接受了這些安排。令張祥龍稍感意外的是，女方家庭也很配合。“對方家庭可能並不像我這樣有儒家情懷，但中國人心中總有最樸素的傳統觀念。”

在婚禮上向父母行禮，是“孝”外化而直接的表達。張祥龍自己也是在有了兒子以後，才更完整地體會到了何為孝道。兒子剛一出生，那種發自內心的強烈的憐愛，令他自己都感到吃驚。反躬自省，才能真切體會到當年父母對自己的深愛。也是在那個時候，他的哲學興趣發生了轉向。大學時，他信奉道家學說，認為其對天人之道的論述高妙而深邃。而為人子與為人父，兩種感情的交織讓他覺得，對於人與人的關係，儒家最能抓到要害處，“親親是逃不開的，要背叛它的人，肯定會付出代價”。

“否定家，又訴諸家”，張祥龍在美國的流行文化中看到這種矛盾：從前的好萊塢大片，宣揚的是個人英雄主義，一個身處不幸家庭中的人經過努力出人頭地，是常見的劇情設計。但最近十多年，“家”，尤其是父母對兒女的愛，又成為很多好萊塢電影的重要訴求。“西方哲學是在一定程度上抑製‘家’這個概念的，他們是糾結矛盾的，抵抗的同時，又不得不訴諸它。”

然而，張祥龍覺得，西方電影和文學中即便強調家庭，講述的也更多是父母對兒女的愛，而極少涉及“孝”。《哈利·波特》卻是一個例外。這是他最愛看的外國小說之一，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讀了好幾遍。在張祥龍看來，哈利·波特根本就是個儒家意義上的大孝子。他為父母報仇，抵製黑魔道，繼承了家族的志願，實現了《禮記·中庸》所引孔子的話：“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在《家與孝》中，張祥龍甚至用了一整章，分析《哈利·波特》對“孝”的展現。

家庭觀念在當代的變化也體現在許多年輕人對生活方式的選擇上。中國千百年來“無後為大”的觀念，對“兒孫滿堂”的憧憬，如今在人們心中早已遙不可及或無足輕重。丁克家庭、獨身主義，都市人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多的安排。“人並不是只有本能的衝動，他是有理性考量的，如果現在的年輕人都看不到孝道，他們自己還會選擇生養孩子嗎？”一個社會如何對待老人，在張祥龍看來，代表著一個社會的總體品質。他相信，家是人類的本性，而“孝”則保證了一個家的美滿。“人類無論到什麽時候，離開了家，從長遠看，是無法存在的，至少，他無法是個健全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