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成熟了嗎？

　　王石成熟了嗎？

　　記者 王芳潔 馬鉞

　　離開萬科的第216天，王石準備了35000字的演講稿，邀請了幾位朋友，在水立方進行了一場演講，觀眾有3000人，時長是三個半小時。（因演講舉行於2018年1月23日，故以下簡稱為“123演講”）

　　他走上台去，微微一笑，張開雙臂，歡迎每一位來賓，如同一個舞台經驗豐富的超級巨星。他身著深色修身西服，搭配黑色高領毛衣，和最後一次參加萬科股東大會時一樣，胸前別著口袋巾。他身材瘦削，面容緊致，光打在臉上，微微有些反光，應該化了點淡妝。單就外表來看，他是一個時髦的，布爾喬亞式的中年男人，雖然這天他正式邁入了67歲。 

　　王石似乎想和羅振宇一樣，成為一名布道者，但他們又十分不同，羅講授認知，王石則傳遞經驗，這些經驗來自於他的兩個33年，創業前和創業後，被濃縮在了一個冬天的晚上。這場名為《回歸未來》的演講分為三個部分，從生命的起源到創業歷程，再到人類的未來，內容涵蓋人生的各個維度，自我、親情、事業、社會以及死亡。

　　2018年1月23日，王石的67歲生日，他舉辦了一場三個半小時的演講。來源：被訪者供圖

　　演講的最後，出現一個快閃，王石帶領大家一起唱《藍蓮花》，場面催淚。其中有一段王石的演唱部分，是提前在錄音棚完成的。錄製時間就在正式演講的前一天，馮楠覺得他大概會應付一下，“錄完就算了，時間已經很緊了，彩排都沒完整的排過一遍。”馮楠是萬科董事會名譽主席辦公室主任，跟隨王石多年。但那天，王石在錄音棚裡待了兩個半小時，一遍遍反覆錄那幾句。

　　從錄音棚出來，王石對馮楠說，自己感覺棒極了，整個人的狀態都非常好，“這一刻對於我，最重要的就是把《藍蓮花》唱好”。

　　離開萬科的兩百多天裡，王石同時擔任約40個社會職務，為環境、貧窮等社會問題奔走。他同時還主導著一家名叫深潛的體育教育公司，他是這家公司的大股東。他依然忙碌，依然劃賽艇，依然活躍在人們的視線裡。

　　4月27日，王石宣布出任遠大科技集團聯席董事長。

　　在王石離開的兩百多天裡，萬科參與了對全球物流地產巨頭普洛斯的私有化，實現了5299億元銷售額，成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房地產企業。萬科還扶上馬一位新的CEO——祝九勝。

　　分離之後，各自安好。但王石和萬科一起走過的，是漫長的33年；在企業、個人命運的交織中，他們相互塑造，相互影響，互為鏡鑒，並在彼此的對照中作出改變。

　　對王石的專訪進行於萬科的一處會所，落地窗前擺放著兩台劃船機，王石喜歡劃船；牆面掛著一個特別的裝飾，由幾雙萬科員工的舊跑鞋組成一個圓圈，跑步是鬱亮喜歡的運動；拾級而上，入得一間茶室，據說祝九勝喜好功夫茶，常在此待客。從登山、賽艇到跑步，再到功夫茶，某種角度上看，這體現了萬科文化的變化，至少它更加有彈性，容得下一個不愛運動的CEO。

　　在那場演講中，王石一度哽咽，多次讓觀眾“給點掌聲”，並且隨機邀請了幾個人上台，教大家做無氧運動。“王石更平和了，更打開了”，這是馮楠的觀察，“原來的演講，一定是以他為中心的，是他自己在說，現在更會照顧到現場，照顧到不同的人，要有互動，要傾聽別人的聲音，這種傾聽是主動式的。”

　　“123演講”現場，王石帶領觀眾做無氧運動。來源：被訪者供圖

　　現在的王石是柔軟的。“但我也曾經僵硬過。”王石說。

　　“是什麽讓王石變得柔軟？”《中國企業家》問。

　　“這個時代，形勢總是比人強。”

　　事了拂身去

　　即使過了三十年，王石對萬科股權的徹底放棄，還是令人匪夷所思。

　　周寅猛是深潛公司的CEO，同時，他還是王石的學術助理。兩人結緣於2011年，彼時，王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EMBA課程的客座教授，而周作為光華的在讀博士，被安排做王石的助教。王的授課內容多從個人經歷和萬科實際案例出發，而周會基於理論框架進行總結。

　　周寅猛提到，在王石的提議下，兩人曾合作寫書，其中很重要一塊內容，就是探討中國企業如何面對和解決所有權、經營權分離的代理理論問題。周在書中呈現的觀點是，為了企業長時間的平穩發展，創始人要保有一定的股權，但在經營管理層面，應在高度集權後充分放權，依照制度，而不是一己之力管理公司。據說王石看過初稿之後，認為“這是一種方式，可以進行探討，但他也有他的方式”。

　　世人皆知王石的方式——放棄萬科股權，做一名純粹的職業經理人。今天回過頭來，再看王石當年的選擇，人們難免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疑問：放棄股權是否具有必要性？萬科的股份製改造是否操之過急？畢竟幾年之後，紅帽子公司的轉製便陸續有了成功案例，例如TCL。

　　當談到個人放棄萬科股權，王石堅持：“那是主動放棄的，和價值觀有關。”

　　王石的考慮是分為幾個層次的，首先他到深圳是要乾一番事業，至於能不能賺到錢，賺多少錢，那不是他的目的；其次，當你突然很有錢這件事與你的目的相衝突，你就得把前者放棄掉。

　　“中國社會是平民社會，你突然很有錢，會非常非常麻煩，這是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認識。那麽你到底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做事業？當然賺錢很重要，企業家肯定得賺錢，但賺的錢是不是你的，這不重要。如果錢突然變成你的了，你的處境就不一樣了。”

　　祖籍在安徽大別山區的王石，早年曾翻看族譜，發現祖上二十代都是農民。“中國農民有錢了會怎麽樣？第一是修祖墳，第二是娶老婆，第三是賭博。”促使王石放棄股權的原因，除了事業野心，還包含對個人的不自信。

　　王石是一個願意自省的人，他的自我審視貫穿於整個採訪之中。但作為一名公眾人物，他又無法擺脫他人的審視。就放棄萬科股權而言，很多人認為這個舉動反映了他的某種認知上的局限。畢竟後來的無數案例證明，個人財富與事業成就之間並不矛盾，有時候甚至高度統一。創業者的財富由企業產權價值兌現，而產權又不僅僅意味著財富，更是鏈接創業者和企業的血脈。如李東生所說，雖然作為TCL的董事長，他在企業的持股比例遠沒有一些民營企業主多，但作為創業者，他對TCL的發展傾注了所有的能力和付出，“它就像我的生命。”

　　“有恆產者有恆心。”李東生對記者感慨。這句話在2018年的總理記者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說過。

　　1988年的王石，確實“沒有想得這麽深邃”。那是一個企業產權概念相當模糊的年代。僅一年前，深圳的第一批私營企業被批準設立。但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私營企業的地位才真正得到認可。次年，《公司法》頒布。

　　萬科為什麽要選擇在那個時間進行股份製改造？

　　當年來深圳，是王石主動的選擇，但之後，王石基本上都在被動應對，包括在1988年，對萬科進行股份製改造。當時的情況是，上級主管部門想調公司的外匯，他不同意，上級長官便提出：“你不同意調外匯，那就把你的調走。”此時，王石感到無法掌握自己和企業的命運，他需要作出改變，“股份製就這麽來了。”

　　但1988年至今萬科的股權變遷史上，並不是沒有令王石踟躕的章節。

　　2000年，深特發退出，華潤接盤。當時對新東家的選擇權，掌握在萬科管理層手中。據王石回憶，萬科的其他管理層曾提議MBO，自己把深特發的12%股權買下來，當時的對價不到三個億。雖說在那個年代這是很大一筆錢，但如果把全員都動員起來，也是能湊出來的。

　　王石的這段回憶，與時任華潤集團副董事長寧高寧的說法有些出入，寧對記者說，那時萬科的盤子已經很大了，管理層沒有MBO的實力。

　　一位萬科老員工則認為：萬科的基因決定了，MBO根本不可能。“核心是萬科的主業是房地產，是重資產，這就決定了公司必須不斷擴充資本金，不斷進行融資。管理層是不可能一路跟下去的。”

　　房地產是王石為萬科選擇的行業，他當然比誰都清楚這個行業的特性。

　　在其他管理層提出MBO的建議後，王石問了大家一句話：“我們搞這個，目的是什麽？是為了控制公司，還是為了發展？”大家說，為了發展。王石又說：“我們不是為了控制它，那再擴股的時候，我們擴不擴？這兩個多億，我們可以籌到，並不等於說我們一直有錢。我們的股份很快就會被稀釋掉，把大家都發動起來做這個，沒有意義。”

　　萬科的盤子越大，管理層收購的可能性就越小。2014年，萬科推出事業合夥人計劃，將過去三年未分配的集體獎金全部用於購買萬科股票，再加上杠杆，最終也不過僅持有了4.49%。

　　萬科是一家由經理人創業的企業。對於王石等人來說，雖然從股權上控制公司的希望渺茫，但掌握企業命運的欲望，一直像1988年股改時那樣，真實又強烈。這種欲望一定程度決定了萬科的股權結構——高度分散。而股權分散的公司，極易成為野蠻人狩獵的目標。

　　自1994年起，萬科歷經君萬之爭、萬寶之爭。

　　對於這些因果，王石是有反思的：“我們還是太理想主義，認為把企業經營好就行，卻沒有意識到，高度分散的股權給萬科文化帶來了很多不確定因素。”

　　當然，今天的萬科仍然是一家沒有實際控制人的公司，深圳地鐵的持股比例為29.38%，但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比例，距離控股股東僅一步之遙。

　　2017年6月，王石通過個人朋友圈宣布辭去萬科董事長一職。當時，萬寶之爭硝煙初熄，深鐵當上萬科的第一大股東，王石突然辭職，事了拂身去，留下了一個驚歎號。

　　實際上，早在1988年，當王石在萬科股東和經理人之間做出選擇，他的結局就已經決定了，或早或晚。在其後的29年裡，他與萬科，有一場漫長的告別。正是這種漸進式的退出，讓萬科能夠在創始人離開之後，仍然保持平穩的發展。

　　最初的一步是在2000年，王石辭去了萬科總經理。關於這個決定的思考，他在123演講中有所表述：“要建立一個偉大的企業，一定要在制度、團隊、品牌、市場上營造一個標準，不能以一個強人為左右。一旦這個強人離開了怎麽辦？”

　　讓自己和團隊都擺脫對彼此的路徑依賴，起初階段是非常痛苦的。王石開始登山，進山幾個月，手機沒信號，誰也找不到誰。周寅猛認為，這個舉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創始人的自我放逐，因為它發生於企業高速發展階段，決定本身也完全出於企業家的自我驅動。

　　辭去萬科董事長後半年，萬科首次披露了集體獎金的計提方式，以及董事長和總裁的分配比例。王石應獲全部收益約2億元，但他並未支取。

　　“我個人的有形財富真沒什麽，無形的財富卻很豐富，我指的是大萬科文化。”王石說。

　　選擇與輸贏

　　萬寶之爭起於2015年7月，遷延至今已近三年之久。鏖戰雙方，均以正義為名，萬科管理層師出保衛萬科文化，寶能則強調資本的正義。在最初的一年裡，上帝並不總是站在萬科管理層這一邊。險資入市，起因是為了救市，監管層也曾大力支持，保監會原主席項俊波曾說過：“保險資金舉牌越多，證監會劉主席越高興。”雖然萬科是房地產業的異類，堅持利潤率不超過25%，堅持不行賄，但房地產被歸集到虛擬經濟範疇，虛擬經濟搞虛擬經濟，誰又能說什麽呢？

　　但王石反對！“信用不夠”的姚振華要入主萬科，他反對；寶能請求罷免萬科董事會，他反對；對手攻擊他遊學三年，拿了五千萬報酬，他反對！

　　“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王石的反對，讓他個人背負了很多爭議。

　　王石將自己視為萬科的一面旗幟，是排頭兵，衝在前面擋子彈的。

　　曾經為王石自傳作序，稱其“值得讚揚和尊敬”的寧高寧，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針對萬寶之爭表達了一些看法，“（接不接受新的大股東）不是經理人定的事，經理人受股東大會任命，要麽打好工，要麽辭職，怎麽能乾預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資本有資本的權利，買了股票就是股東，這是基本原則，這個原則沒有了，誰還來投資？”

　　“萬科是一個特殊的情況，經理人做得不錯，大家就覺得是不是乾預了一家好公司？覺得經理人最好繼續乾。這不過是社會上的一種思潮罷了，但是社會上的人，又沒有萬科的股票，你們說那麽多幹什麽？”

　　寧高寧所說的社會，指的是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實際上，與他持相同觀點的也不在少數，萬寶之爭之所以得到長期的重度關注，其實就是兩種思潮在抗辯。如果沒有2016年末寶能染指格力電器，萬科的股權變遷可能會演變得更加複雜。格力電器是實體經濟中拔尖的代表，其董事長董明珠更是個“女鬥士”，如此寶能算是捅了馬蜂窩。

　　“今天，這個事情解決了嗎？沒有解決！”王石說。

　　截至2017年末，寶能系仍合計持有萬科25.4%股權，而萬科的第三大股東已被保監會託管，隨著萬科股價的攀升，這兩家股東合計共有股票的市值超過1000億元。

　　4月3日，萬科公告，寶能系將通過大宗交易或協定轉讓的方式，處置其持有的萬科10.34%股權。但這只是萬科股權不安定因素的一小部分，它的歸屬，以及剩餘股權的去留均是未知數。

　　在萬寶之爭中，在第一大股東的人選上，萬科的管理團隊堅持選擇國資背景的深鐵，對於民營背景的寶能則退避三舍。

　　這難免讓人產生疑惑，“這輩子、下輩子都不介入政治”的王石，何以在每次萬科的股權變遷中，都選擇了國有企業？十八年前是華潤，一年前是深鐵。

　　王石對《中國企業家》提到一本書——作家高陽的《紅頂商人》，當初他是抱著欣賞態度去讀的，但讀完，卻持了否定態度：“胡雪岩不但是官商，還是軍商，他依靠左宗棠的湘軍，湘軍興胡雪岩興，湘軍衰，胡雪岩就衰。他的命脈與左宗棠的政治地位連在一起。”

　　當然，鬥垮胡雪岩的盛宣懷，他的命運同樣掌握在官家手中。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傳統社會裡，歷朝歷代都不鮮見。

　　王石是一個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至深的人，他對社會、財富、自我的認知，很大程度上都來自於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一個問題是，萬科堅持選擇國資背景的大股東，是否也與王石的這類認識有關？

　　“當然有關係，從大背景來講無法脫離。你要看到，相當一部分的重要資源掌握在誰手裡。傳統社會裡，鹽鐵這些都是專賣，現在鐵路、銀行、通訊等也都還由國家控制。”

　　有了這一重認識，王石作出了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選擇，與大型的國有控股公司有某種結合，業務或者股權。他將這種結合，視作企業做大做影響力的必要條件。

　　周寅猛提起一則新聞。NFL（美國職業橄欖球大聯盟）的球員因為反對川普搞種族歧視，陸續在賽前奏國歌時下跪，川普為此十分不悅。達拉斯牛仔隊的老闆瓊斯因此陷入兩難，一方面他得靠著球員掙錢，另一方面他本人卻是川普的支持者。瓊斯最終的解決方案是，奏國歌之前，他和球員們一起下跪，國歌一響，他馬上把大家拉起來。

　　“這事的結果是，他既沒有得罪總統，也沒得罪球員，雙方的利益都滿足了。這就是企業家。對於企業家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麽？是在不違背自己內心大的道德範圍內，把事情做成。”周寅猛說。他對這則新聞的印象很深，因為是王石通過微信轉給他的。

　　為了把聯姻深鐵這件事“做成”，王石付出了很多努力，遇到了諸多阻力。在整個萬寶之爭中，王石是否有意志消沉的一刻？“沒有，他們完全把我的鬥志激發出來了！”王石回答。

　　整個萬寶之爭中，華潤的態度經歷了幾次反覆，令人費解。在長達17年的股權合作中，華潤一直是萬科堅定的支持者，至今，萬科管理層仍感念公司發展過程中，華潤給予的理解和支持。究竟是什麽觸發了華潤的轉向按鈕？是否如寧高寧所說，只是因為它要顧及萬科與華潤置地之間的平衡？

　　採訪觸及到這個話題時，王石的秘書想要打斷，但王石堅持表達了他的態度：“從尊重的角度來講，我現在不談，將來也不會談。但這要看某些人的表現，如果表現繼續不好的話，那談不談，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王石將“某些人”放在了對立面上，那麽這些人又當如何？

　　當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聽到萬科這個名字，面色一凜。《中國企業家》問：“您和王石的矛盾是因為原則上有分歧嗎？”傅育寧頓了一下：“我認為更核心的東西是價值觀的問題。”

　　如果將同樣的問題拋給姚振華，而他也能直抒胸臆的話，得到的答案一定更尖銳。如同他們曾經刺痛過王石，王石也刺痛了他們。

　　然而，在深鐵進入萬科董事會的當天，王石正式告別了萬科。

　　王石贏了嗎？

　　王石輸了嗎？

　　《新周刊》前社長孫冕是王石的山友，他向記者表達了這樣一段話，或可作為上面問題的答案：“若以一時的成敗來論王石，就太小看他了。登山的人，經歷過生死，那一路上，你看到屍體，跨過去的時候心頭一顫，說不定自己還沒登頂，也和這個人一樣，躺在那裡永遠回不去。但這種念頭只在一刹那間，馬上就會過去，因為你的路還沒有走完。當拋棄了這些雜念，達到某種心無旁騖的程度，你的路可以走很遠很遠。”

　　內聖外王

　　周寅猛說，王石讓他想起了王陽明，內聖外王，對外行王道，建功立業，對內於自己，則按照最高的標準要求。

　　王石不愛財，甚至對於潑天財富懷有恐懼。若非如此，出於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他完全可以為萬科選擇一條輕資產路線，這樣他便可以成為這家公司真正的老闆。

　　“人生的經歷多姿多彩，我最擔心一個人的生命裡有財富可依靠，這時你會失去動力。”王石說。

　　但行走在生命的路上，一個人總要追求點什麽。多個與王石親近的採訪者，都表達了一個類似的觀點：王石追求的是名，他認為名利不可兩全，便放棄了利。

　　“雖然他總說自己在商言商，但我看他壓根不像個生意人，生意人有哪個是主動追求名的？”周寅猛覺得，王石骨子裡就不是生意人。

　　但是王石的很多行為似乎又難以支撐這種判斷，在汶川地震時，他提示萬科普通員工隻捐10塊錢；萬寶之爭中，他對華潤、姚振華發表了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言論；他將那場轟轟烈烈的跨年齡戀愛公諸於眾。但凡有點社會經驗的人都知道，這些出格的言論和行為，一旦宣之於口，付諸於行，定會招致不少反感。

　　周寅猛覺得，若將王石追求的名，確定為世俗的名聲，那便是對王石的誤解：“王石是真的活明白了，他在乎的名，不是別人怎麽看他，而是內心堅守的東西，例如他認為核心的道德、追求。”

　　在同事和朋友的眼裡，王石這個人，和別人不大一樣，他追求的狀態，是《論語》中描述的：“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他在哈佛的教授身上找到了這種狀態，它像磁鐵一樣吸引王石一次又一次遊學海外。通過這些描述，記者捕捉到的形象，不是一個商人，甚至不是現代人，而是某個古代士人。多位被訪者認為，這個概括是相對準確的。

　　“士人有什麽不好，我看現在不是士人太多，而是太少了！”孫冕說。

　　所謂“士俗不可醫”，當《中國企業家》求問王石欣賞的企業家時，他提到了一節雅事。

　　2006年前後，王石曾參訪無錫梅園，得知這處園林由榮宗敬、榮德生（榮毅仁之父）兩位，在民國期間辟建，建成便對社會開放，作為市政公園。他覺得這件事情很美，因為榮氏家族是在創業過程中做公益，而不是功成名就之後，這種捐贈的動機沒有強迫，不帶任何功利性。

　　王石認為自己是沒到那種境界的，但他把這件事記得很深，說明在他的內心裡，是向往那種境界的——無功利心的將價值傳遞出去。這些年，王石去大學作客座教授，在社會公益組織擔任職務，成為亞洲賽艇聯合會主席，又創辦深潛公司，希望以賽艇運動為起點，推廣運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毫無疑問，王石享受輸出的過程，如果能獲得正反饋就更好了。王石一開始登山時，孫冕是很看不起的：一個好好的企業家，去冒這種風險？“你有病啊。”孫冕對他說過這樣的話。但2002年，王石帶孫冕登了一次哈巴雪山。下山之後，在香格裡拉，很多朋友一起喝酒，孫冕指燈發誓：“要踏著王石的腳步去登珠穆朗瑪峰。”

　　“王石是我登山的引路人。”孫冕對記者說，後來孫冕真的登上了珠穆朗瑪峰，王石也帶他一起去穿越了北極。因為孫本人並不富有，去北極的經費還是王石幫忙籌措的。

　　在做王石助理之前，馮楠曾做過公務員和國際援助發展官員。在馮楠的自我認知裡，和諧共處的成分比較多，在處理人際關係時，會更多的考慮和諧，但“和諧多了，就變得沒有原則”。跟了王石以後，馮楠感覺自己發生了變化：“他讓我變得更加有棱角。”

　　不是每個人都和孫冕、馮楠一樣，甘願成為被輸入的人。這些年，王石頻繁出現在各種組織，各個會場，作為一個輸出者。但他說的有多少人能理解？又有多少人真正在意？

　　馮楠認為沒有多少人：“大概有50%的人就是去照相、合影的，剩下的50%中，30%可能隱隱約約聽出點東西，剩下的20%可能理解了，但其中又有15%覺得，事雖如此，又怎麽樣？走出這個會場，我還是要回到我的世界。只有剩下5%的人，才會覺得有道理，我也得做點事情。”

　　“雖然他在很多組織裡面，身邊有很多人圍著他，但真正能對話的人太少了。”馮楠說。他還記得，有一年夏天，一個社會組織的會議上，王石花了很多精力去說服大家做某個決定。他當時問了王石一個問題：“我覺得影響別人挺難的，您覺得做這件事值得嗎？”

　　“如果我能影響千分之一的人，這個就值了。”這是王石給馮楠的答案。

　　無論是錢帛，還是價值觀，作為輸出者的姿態非常重要。2003年，王石去拉薩的一個盲童學校。一個盲童說，叔叔能不能蹲下來？於是王石半蹲著，盲童用雙手感覺他，說了一句：“叔叔是個好人。”王石瞬間被感動：“企業家的高高在上，一下就化為烏有。”他明白了，公益不是施與受，而是平等的關注與互相的給予。

　　這些年，無論是公益還是人際交往，王石一直在努力保持平視的狀態。

　　在博士畢業之後，周寅猛沒有接受王石的邀請，去萬科工作，因為“不太喜歡房地產”。但在萬寶之爭最膠著的2016年，他從一個炙手可熱的政府部門離職，加盟了深潛公司，後來擔任CEO。因為這家公司的業務是體育+教育，符合他的個人經歷。但當時的深潛公司只有一個基地，從商業模式上看，它的社會意義也遠大於經濟效益。周寅猛覺得要把眼光放長遠，“一旦下海去企業，就跟著王石乾”，這是他當初給王石的承諾。

　　周寅猛擁有良好的自身條件，他是北京人，少時在國青隊踢球，眾所周知，中國的大部分球員文化程度不高，但周不同，他一路讀到了北大博士。很明顯，周是一個內心驕傲的人，有自己的想法，並且非常堅持，不易為外界所動。讓這樣一個人，給出承諾，去跟隨另一個人，需要雙方達到“士與知己”的境界，一種平等的關係。

　　周寅猛明確感知過這種平等。幾年前，他作為助教，和光華管理學院的學生一起去深圳萬科總部上課。回程前，去和王石道別。當他走出王石的辦公室後，王石追了出來，明顯很興奮，問他是否願意一起寫本書。

　　“他那樣一個大企業家，完全可以讓秘書來轉達，卻自己‘哢哢’追出來。而且按理說，這麽功成名就的人想弄本書，找一個人寫也行，即使找人合作，多的是教授可以選，我那時才二十五六歲，博士還沒畢業。但他沒有把我當作學生，他認為我有我的長處，你有你的特點，我們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合作關係。”

　　這種抹平身份差異的平等，常常給人以溫暖。馮楠記得特別清楚，2012年6月，他跟著王石去巴西出差，這是他們第一次比較親密的在一起工作。他們一起乘車去參加一個高峰論壇，王石坐前面，他坐後面，用電腦整理演講稿。王石回頭把這段車上工作的情景拍成了影片。當地的聚會上，跳桑巴舞的女孩邀請馮楠一起上去跳，王石又把這一段拍了下來。這兩段影片都被王石發到了網上。

　　採訪中，馮楠想引用電影《無問西東》的一句台詞，他覺得就像是在說王石。但他忘了準確的說法。幾天后，他在微信上特意把這句話發給了記者：“這個世界從來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從心底給出的真心、無畏、正義和同情。”

　　青澀的蘋果

　　王石極端自律，他常年保持健康的飲食、規律的運動，並且終身學習。這種自律浸潤於他的各個生活細節。例如登山，為了持續保持體力，一到營地，他就鑽到帳篷裡休息。

　　最初和王石登山，孫冕一點都不習慣：“天還沒黑呢，怎麽這麽早就睡覺？”王石回他：“不睡覺，你要幹嘛？！”於是，孫冕也跟著鑽進睡袋：“哪怕睡不著胡思亂想，想自己愛的女人不在身邊，也好過在外面。”

　　對大多數人而言，自律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除非他本身缺乏世俗的欲望。所以，當發現王石吃的很少，連水都喝的少時，周寅猛覺得王石是“屬駱駝的”。但有一次，他和王石一起去揚州東關街，那裡有賣麥芽糖的攤位，可以先嘗後買。他發覺，等大家都走過去了，王石悄悄的回去拿了一塊糖，放嘴裡吃，吃的很香。

　　周寅猛就問王石：“老闆，你是不是特愛吃啊？”王石給周看他的牙，說自己以前是個特愛吃的人，因為年輕時太愛吃甜的，牙都不好了。“他就是克制自己，為了保持好的身體、工作、精神狀態才不吃。這個人的自製力強大到了什麽程度。”

　　克制，是多數被訪者給王石的一個標簽。在一些常人覺得最緊張的時刻，例如馬上要上台作重要演講，公司遇到了大的挑戰，他會表現得出奇的平靜和自信。這是在跟隨王石這些年裡，馮楠的一種感覺，他覺得那種心態非常奇妙，就像是一潭靜水。

　　那麽在萬寶之爭的尖峰時刻，王石是一種什麽狀態？周寅猛告訴記者，那時的王石，還是一如既往，該爬山爬山，該劃船劃船。但從王石的幾句話裡，周感覺到，他對於情勢的棘手程度是有判斷的。那是在周寅猛剛加入深潛公司時，王石對很多人說：“以前我讓周博士來，周博士不來，在咱們最艱苦、最不明朗的時候，周博士來了。”

　　“你說他心裡不焦急、不煎熬嗎？不可能。但他還是一如既往該乾嗎乾嗎，他牛就牛在這兒。”周寅猛說。

　　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緒，就像運動員學習準確發力一樣，需要長時間的練習。王石之所以能達到自律的程度，可能和他的登山經歷有關。登山過程中，最重要就是保持自己的行進節奏，克制超越別人的欲望。“慢就是快”，這是王石教給孫冕的第二個經驗。

　　“後來我才感覺到，登山的意義在於，這是在一個集中的時間段裡，對個人意志、身體的檢測，看你自己到了什麽程度。遇到危險的時候，你能不能用一種沉著的眼光去看待、去化解。”孫冕說。

　　克制與自律，灑脫與自由，是具有相對性的兩組詞匯，但它們都體現在了王石身上。曾多次採訪過王石的記者黃秋麗，將王石形容為《莊子逍遙遊》的鵬，擁有灑脫的性情，自由的意志，“怒而飛”。

　　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有翼如垂天之雲，鵬是一種天上飛的鳥，王石也覺得自己確有很多不接地氣的地方。

　　他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時。512當天，萬科總部捐款200萬元，有網友覺得太摳門了。王石回復網友，認為萬科捐出200萬是合適的，因為這是董事會授權管理層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並且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是成為負擔。同時，他還提示普通員工捐款不要超過10元。

　　很快，他便受到了潮水般的輿論攻擊，有人說“王石的物理高度雖然到達過珠峰，但人格高度還不如墳頭高”。

　　對王石的攻擊到了一種什麽程度？他甚至做好了被肉體消滅的準備。

　　幾天后，王石道歉了，但他避開了帖子內容，而是針對言論造成的負面影響，作無條件道歉。時至今日，王石仍然堅持言論內容本身沒有問題，但他意識到，彼時那種群情激奮的集體情緒，不是說這些話的語境：“在那個時候，大家希望你王石這樣有正義感的人，可以帶頭領著大家捐，可你反而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

　　在這個人生的“至暗時刻”，王石感到了孤單。但他向記者強調，這種孤單並不來源於網民的誤會，因為網民的誤會只會持續一兩個星期。這種孤單來自與王石更為接近的社會層面，源於他們的態度：“冷眼旁觀看笑話，看你王石怎麽過”。

　　“人們衝擊家樂福、麥當勞，尚且有商務部替這些企業說話，但誰替我說話？”王石認為，整個事件反映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衝突，他覺得自己像一顆青澀的蘋果，非常不成熟。

　　一家企業的風格，往往與創始人保持高度一致。過去的萬科，也有很多不接地氣的地方，這是王石的另一個反思。例如萬科公開宣稱不行賄，就“顯得自己很清高，好像別人都行賄”。

　　房地產本身是一個接地氣行業，很多企業出身於草莽，管理者的背景也不拘一格，但在業內看來，萬科管理層是有精英標簽的。鬱亮畢業於北京大學。年輕一代的明星經理人，例如孫嘉和劉肖，都是哈佛畢業，且都在麥肯錫工作過。一位同業公司區域總裁告訴記者，他在和萬科同層級管理層交流時感到不適，因為大家說不到一起，他關心的是買地和賣房子，而萬科的人喜歡談戰略和遠景。

　　話不投機，不可能是單方面的感覺，萬科人其實也有所察覺：“萬科的很多職業經理人，書生氣重，匪氣不足，搞房地產有時候還是需要一點匪氣的。”

　　“不接地氣，也不接氣象，天和地都離萬科比較遠，它處於宇宙的另一面。”一位萬科的老員工認為，這是王石給萬科留下的烙印。顯然，王石的不接地氣，是被熟悉他的人“蓋了章”的，當記者問寧高寧是否有此印象時，他沒有否認，開了一句玩笑：“大概是登山登多了。”

　　地氣，是企業、個人與社會相處的潤滑劑，不接地氣，就意味著摩擦系數增加。在王石看來，萬寶之爭對於萬科來說，是和2008年相似的人事危機，之所以爆發，是因為迎合了很多社會訴求。在此事件中，王石看到了萬科的問題，包括對公共關係的長期忽視：“明明你做得那麽正派、透明，卻反而被指責這個不是，那個不是。為什麽？就是地氣不夠”。

　　這是王石認為自己和萬科都需要檢討的地方，並且他認為，通過這個階段的磨礪，萬科已經有了變化，例如在CEO的人選上，就在彌補某些方面的不足：“鬱亮為什麽選祝九勝？你們研究九哥這個人，他在人際關係上面，那種厚度，那種來源。”

　　就王石個人而言，他自覺也有進步。例如他意識到，顧及別人感受，是一種必要的擔當，在123演講中，他也做到了這點。

　　“在你剛成長的時候，各方面看你不容易，做錯了，大家也用同情的眼光看你，就被捧起來了。等到真正讓你承擔責任的時候，反而有些不適應，覺得怎麽現在都說我不好。人要重新認識自己。”

　　王石覺得自己成熟了，他領略到，中國社會就是各種文化在一塊，因為有不平衡和不和諧，所以更強調平衡和和諧。他當然與這個社會有了更舒服的相處模式，唯一令人感到擔心的是，王石本來是一塊頑石，會不會被俗世的河水衝刷成了鵝卵石？

　　“10月的紅蘋果就庸俗了？不，我不這樣認為。我慢慢磨平了棱角？不，恰好不是這樣。這東西是人情世故，不是向世俗妥協。該堅持的我還要堅持，只是我可以說的謙虛一點，不那麽張牙舞爪，不讓你感到難堪，做到這一點不是很難。”

　　當然，王石也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確實改了，只是改的不多。

　　採訪中，我們聊到了一個房地產業的老話題——萬科魔咒，即規模上超越萬科的公司往往沒有好結果。王石說，他仍堅持認為萬科魔咒的存在，因為萬科已經很大了，超過它就會變形。

　　根據2017年房地產公司銷售額排名，萬科第二，碧桂園為第一。當記者向一位碧桂園的管理層提起萬科魔咒，他表現出難以掩飾的不快：“我們會將這個當作一種提醒。”

　　回歸——未來

　　35年過去了，王石還記得牛仔夫婦來廣州看他的那一天。他們相識於1978年的深圳，牛仔是深圳皇崗村的村長。在那一天的王石的記憶裡，皇崗村是離筍崗北站6公里、緊鄰界河的小村莊，牛仔是壯實的農民漢子，牛仔的老婆是下地乾活的農婦。

　　但1983年的春天，牛仔夫婦給王石帶來的衝擊，就像他們手裡拎著的美國橙子——新奇士，牛仔的老婆甚至燙了一頭時髦的獅子頭。

　　顯然，深圳成立特區之後，牛仔夫婦賺錢了，也開始享受生活了。這是時代對王石的第一次召喚。

　　1983年5月7日，王石乘坐廣深鐵路抵達深圳，來到熱火朝天的世界裡，哪都是人，哪都是工地，到處是挖土機、翻鬥車。興奮、狂喜、恐懼的感覺一股腦湧了出來，他的手心裡汗津津的，腎上腺素猛增。

　　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王石開始倒騰玉米，接著又搞錄影機、攝影機進口貿易，再往後超市、投資什麽都乾，最後專注於房地產開發。雖然萬科的生意越做越大，發展過程中又命運多舛，但在王石的記憶裡，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創業第一年，那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123演講中，王石對那段刺激的歲月展開了詳細描述，就像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因為“肥雞丸”事件，香港人都不吃雞了，作為雞飼料的玉米少人問津，王石賠慘了。但他不信香港人一直不吃雞，北上大連，吸納了1.5萬噸玉米庫存，雇船走海運到深圳。不久後，港媒澄清“肥雞丸”有誤，香港人果然又吃雞了，王石的船也靠岸了。他當時就站在赤灣碼頭邊的小山坡上，看著船卸貨，一輛輛接貨的卡車開來，弄得塵土飛揚。

　　“我覺得呼吸的帶有海腥味的空氣特別新鮮，那個天，藍啊！雲，白啊！那種愉悅感是從來沒有過的。”說這些話時，王石微微閉上眼睛，揚起了頭，仿佛一抬頭就能聞到海的味道。

　　2018年，卸任了萬科董事局主席的王石，感覺又像是回到了1980年代，在大跨度的生活裡，他就是一個穿梭人。

　　王石花了更多的精力在深潛公司上，這家公司是他在2014年創立的，當時只是想做一個企業家的海外培訓營。及至2016年，深潛公司在國內只有一個基地，在海外，也只有英國牛津、劍橋一個培訓項目。但現在深潛公司已有超過10個俱樂部（含規劃中）、運動管理學院、賽事運營三個業務板塊，僅2017年，便舉辦6場賽艇賽事。

　　另外，王石還在約40個社會組織任職，哪怕每家每年隻開3次會，他一共也要參加120場會議。在馮楠看來，這些社會組織給王石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而他就在這些可能性中，繼續創造，拓展邊界。尤其是各個組織的邊緣交叉，特別容易產生新的可能，例如水環境保護和賽艇就可以放在一起。如果沒有王石的存在，這些組織機構都是各自為政。他就像一個平台，帶動大家合作聯通。

　　王石還打算重啟海外遊學，此前因為萬寶之爭，這件事暫停了。他的下一站應該是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可能會在那待兩年時間。他對猶太文明的探索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在劍橋的研究方向就是猶太人移民東亞的發生史。此去耶路撒冷，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溯源猶太教的發源地。

　　當然，以色列還是科技研發的高地，王石還打算去那裡吸收現代科技農業成果，例如水循環利用，對大棚、滴灌、育種技術的改良。他原計劃在70歲之後做農業，現在看來，這個安排要提前了。

　　希伯來大學之後，王石的下一站是伊斯坦布爾大學，打算接著研究伊斯蘭教，近年來，他對宗教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了。

　　王石今年67歲，他還在不斷地挑戰自己，他說過類似的話：哪天他失敗了，一定是因為停止去挑戰自己。正因如此，我們還總是聽到他的消息，還時常能感知他的存在，社會也沒有將他遺忘。

　　對王石來說，世界還很大，路也很長，他秉承摯友褚時健同樣的信念：“人生六十才開始。”而舉辦一場回望66年的演講，在王石這裡，就是對歲月的一份情懷，對人生經驗的一次分享。那些錯過的可能性，如萬科股權的安排，都是自我認知過程中的代價。他沒有追悔。

　　“如果回到1988年，您還會放棄萬科的股權嗎？”

　　“會，一定會。”

責任編輯：孫劍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