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在34歲時，英國作家蕾切爾·卡斯克（Rachel Cusk）第一次成為一位母親。好運（或者說厄運，對於蕾切爾而言）總是接踵而至。在大女兒艾伯丁出生六個月後，蕾切爾發現自己再次懷孕。“此時我重回圍城，就像某個逃犯被捕，只能悶悶不樂地接受現實。”蕾切爾很快就再次感受到了做母親那種既奇怪又真實的體驗。在懷二女兒傑西以及她出生的頭幾個月內，她趕在這種感受再度消失前，寫下了一本名為《成為母親：一名知識女性的自白》的書。
如果你試圖將這本書視為一本充滿愛與關切的育兒指南，又或者是一位新手媽媽在初次和再次獲得母親身份時那種好奇、欣喜、憧憬與期待，那麽你恐怕要失望了。因為這本書與上述種種相去甚遠。恰恰相反，它字裡行間充滿了初為人母的掙扎、矛盾、痛苦與困惑。這包括在懷孕後一位女性身體和精神上的變化，這些具身體驗讓蕾切爾意識到，自己的身體正在從私人身體變為被持續監視、被規訓的公共場所。更吊詭的是，與這一身體公共化過程同時發生的，卻是社會角色意義上的女性從公共領域逐漸被迫退居到私人領域。原本那種溫馨的家庭生活瞬間被擊碎，家著實成為了一個戰場，成為夫妻二人的博弈之地，而這種鬥爭通常都以女性投降和屈服告終。成為母親究竟意味著什麽？這本關於母職的“愛與黑暗”之書，又揭示了何種母職文化？在這種佔據主導地位的母職文化背後，存在著哪些值得我們警醒和反思的問題？
[英]蕾切爾·卡斯克 著 黃建樹 譯
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01
從乳房到身體：
“身體怎麽就變成了
像電話亭那樣的公共空間呢？”
在題為《媽媽寶寶》的一章中，蕾切爾第一次提及“媽媽寶寶”這個術語。她在某處讀到，將母親和新生兒視為兩個獨立的存在是不合適的，“他們為一個整體，一個複合生物，最好將其稱為‘媽媽-與-寶寶’，或許也可以稱其為‘媽媽寶寶’。”媽媽寶寶是一個完全可持續的部件。寶寶一出生便具備吮吸功能，而與此同時，媽媽在懷孕期間，也接到了“用法變更”的通知。她的乳房被征用並排毒，腺體和組織都開始工作。等到寶寶出生，“乳房就像兩個啟動了紅色預警的彈頭。寶寶一吮吸，這台機器便突然活躍起來；乳汁神奇地產了出來。”
蕾切爾回憶起自己剛被從手術室推出來的瞬間，助產士問她：“你想不想試試喂她奶吃？”她的女兒被裹在毛毯裡，遞到蕾切爾手中。接過女兒的一刻，她意識到了自我的割裂，“這人是我，但又不受困於我的身體。她看起來像是某種殖民地。”蕾切爾作為一位女性的自我意識和作為一位母親的自我意識此時開始纏鬥，但前者很快敗下陣來，她開始給孩子喂奶，雖然她並不覺得喂奶這件事自然而然。相反，她感到突兀，“仿佛有人在大庭廣眾之下吸我的乳房。”“她很會吸奶，”女兒得到助產士的讚揚，但蕾切爾卻陷入了自顧自的想象：“眼前這個事實源自她出生前的一場陰謀，在這場陰謀中，我的身體被指定為集合點。奶會在乳房裡。助產士會發信號。每三小時你必須取一次奶，否則就沒了。”
從醫院回到家後，乳汁自發從蕾切爾的乳房溢出，打濕了她的衣服。“疼痛如同小匕首一般刺痛了我的身體。我不安地與自己，與那個曾經的我同居。”懷孕與生產之後，蕾切爾心中的那個從前的、獨立存在的、不與他人發生聯結的身體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嬰兒為中心的、一切為嬰兒服務的身體，這其中包括她的乳房。從產房中剛被推出的那個瞬間起，她的乳房便不僅僅是她的個人所有物，她成為了嬰兒口中的奶嘴，可以在任何時刻、任何場合被展示、被觀摩。“我不在乎自己，我說。我沒有主體性。”蕾切爾發出了這樣的感歎。
不僅僅是乳房，這種觀摩蔓延到了整個身體。在懷孕之後，蕾切爾曾去比利牛斯山徒步旅行。那是一次令人不安的經歷，她“背部著地，垂直落在了山坡上……皮膚火辣辣。我開始像石頭一樣蹦蹦跳跳，在空中翻滾……我的胳膊流著血，失去了知覺。”回家後，她臥床兩周，再次下床時，她形容自己成了一個繭。這個比喻不僅指向她被困在床上的兩周，更指向她孕育著另一個生命的身體。這個身體受控於醫院的超聲科醫生，也受控於她在醫院收到的一系列小冊子，它們涉及膳食、針灸、瑜伽、產前補習班、父母補習班、催眠術以及水中分娩等內容。面對這些浩如煙海的資訊，她感歎道：“現代懷孕受控於某種宣傳方式、標誌及語言都屬於同一種類的體制，令人驚歎……我的性別已然成為一個精心布置、很早前便已布下的微型陷阱，我無意間走入其中，如今已經無法逃離。我身上仿佛被懷孕打上了電子標簽。我帶有女人味兒的一舉一動正受到密切監控。”
到了冬天，望著自己“小山似不斷隆起的腹部”，蕾切爾對於自己的處境感到持續的絕望。讓她惱火的，不只是禁欲，也不是身體的極端變化和隨之而來的奇怪疼痛，亦不是無力感和在別人眼中以及設想的脆弱，而是“我的隱私為大眾所知，仿佛我家的門敞開著，陌生人在屋裡翻來查去。又仿佛我被逮捕或被要求交代情況，被稅務稽查員召喚，被隔離，被搜身。我不再自在地生活，而是處在某種奇異的奉獻中。懷孕的這幾個月裡，我放棄了獨處的狀態，變成了一座橋，一條連接線，一種媒介”。她讀到了一則關於一些女子因傷害自己的胎兒而受到起訴的新聞，她詫異，想知道為何會這樣：“身體怎麽就變成了像電話亭那樣的公共空間呢？”她覺得，肚子裡的孩子，如同安插在身體裡的一個間諜。蕾切爾寫道，“我確信，給人壓力、讓人感到警惕的並非寶寶，而是寶寶對於他人的意義，或者這個世界的主人翁意識，它總把對事物的所有權掛在嘴邊。”
從公共領域退居家中：
“母性是一座與外部世界
隔離開來的圍城”
在意識到自己的身體被征用，成為了他人的容身之所和需要被密切監視的公共空間後，蕾切爾也沮喪地發現了一個吊詭的反向運動：就社會角色層面而言，在懷孕和成為母親之後，女性逐漸從公共領域退居家中，“做母親時，女性放棄了自己的公眾價值，以換取一系列私人意義。”
母職和蕾切爾扮演的其他社會角色（比如作家）是完全不兼容的。她發現，要做一名好母親，自己必須不接電話，不顧之前的安排。而想要做好自己，則必須任憑孩子哭鬧。“為了思考其他事情，我必須忘掉她、成功扮演一種角色意味著演砸另一個。”
伴隨公共角色喪失而來的，是育兒導致的家庭內部的性別不平等。在大女兒艾伯丁出生的頭六個月，蕾切爾在家照顧孩子，她當時的伴侶則繼續上班。蕾切爾認為這段在家帶孩子的經歷向她揭示了一件此前她從未認真考慮過的事情：孩子出生後，母親和父親的生活軌跡開始變得截然不同；兩人之前地位基本平等，如今卻處在了某種徹底敵對的關係之中……“在我看來，孩子父親和母親的生活從最開始便相互對立，此後，男性的統治地位必然愈發牢固：父親逐漸得到了外界、金錢、權威和名望的保護，而母親的職權範圍則擴展到整個家庭領域。”
這並非個例。在全球暢銷小說“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離開的，留下的》中，步入中年的萊農迎來了和丈夫彼得羅的第一個孩子。與之相伴的，是二人關係的緊張，以及彼得羅暴露出的在育兒和照料家庭方面作為男性的那種事不關己的冷漠——即便他是一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
在孩子出生後不久，萊農和彼得羅就照料孩子爆發過一次爭吵。彼得羅習慣在夜間學習，因此萊農嘗試將女兒交給彼得羅照料。中途她被孩子的哭聲吵醒，過了一會兒發現哭聲並沒有停下來。她於是起身查看，發現彼得羅將孩子的搖籃搬到書房，他“在那裡埋頭工作，就好像聾了一樣”，對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視若無睹。萊農見狀，失去了控制力，用方言狠狠地罵他。彼得羅卻表現得異常冷漠，讓她帶著孩子的搖籃，一起從書房出去。從此以後，萊農再也沒有請求過彼得羅的幫忙。
再後來，彼得羅的母親來幫忙，萊農把家裡的事情交給婆婆處理之後，輕鬆了不少。幾天之後，婆婆找來了一位二十出頭的姑娘幫忙打掃衛生，買東西和做飯。丈夫彼得羅發現之後，表現得非常不耐煩。
“我不想家裡有奴隸。”彼得羅說。
“她不是奴隸，我們付工資給她。”彼得羅的母親回答。
“那你覺得，我應該當奴隸？”萊農忍不住問了一句。
“你當母親，而不是當奴隸。”
“我給你洗衣服，熨衣服，打掃衛生，給你做飯，給你生了孩子，我還要千辛萬苦把她養大，我要崩潰了。”
“誰強迫你了，我什麽時候要求過你？”彼得羅反問道。
“你當母親，而不是當奴隸。”彼得羅這句回答充分暴露出了男性知識分子的狡黠和詭辯，仿佛通過將母親塑造為一份神聖而偉大的天職，就可以掩蓋和抹殺附著在母職背後的體力與情感勞動，以及這種日複一日的勞動為女性帶來的損耗，仿佛女性天生就要成為母親，並且在此期間放棄自己的其他社會角色，在家庭中承擔更多的職責。而這些勞動，往往被劃歸為不計報酬的家務勞動。正如蕾切爾在書中所寫，如果夫妻雙方均有全職工作，母親一方通常要承擔的繁重家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遠超她們應做的份額。因此她們必須減少自己的工作時間，應對孩子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對於蕾切爾和小說中的萊農來說，情況就更加糟糕——她們作家的身份以及在家工作的性質，通常被視為“理想工作”，這也意味著在育兒方面很容易遭到不平等的對待。人們會默認為，因為你在家工作，所以你一定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照料孩子。
成為母親：
“這一話題充斥著妄想與
幻想、誤解、誇張與低估”
這本關於母職的“黑暗之書”在英國甫一出版，便引發了巨大爭議。似乎並不存在中間地帶——人們要麽熱切地讚美，因為它引起了強烈的共鳴，說出了其他母親想說卻不敢說之事；要麽言辭激烈地反對，有些讀者甚至批評她在懷孕期間爬山，或者把孩子困在廚房裡，認為她是個不稱職的母親。在接受《獨立報》（The Independent）採訪時，蕾切爾指出，這些糟糕的評論和指責讓她更加堅信，在覺察到整個文化中令人窒息的母職文化這一點上，她是百分百正確的。這本書受到的差評恰恰反映出，時至今日，人們仍然處在一種佔據主流地位的母職文化中。母親被塑造為溫柔善良體貼的、毫無抱怨的、盡職盡責的，而一旦她們有所反抗——甚至都不是反抗，而僅僅是通過文字記錄下成為母親路線上那些令人窒息的黑暗瞬間，都是不被允許的。這成為了一位母親不愛孩子的鐵證。
恰恰是因為這種激烈反應的存在，這本書的出版才顯得更加重要與可貴。通過揭示女性在成為母親路線上遇到的種種阻力和困難，蕾切爾其實是在告訴我們，通往母職的路線被過度理想化了，被包裝成了神聖的（賦予一個人生命）、具有自我轉變功能的（成為母親意味著從女孩到一個真正的女人）、開啟人生新大門和進入人生新階段的過程。但其中包含的艱辛——從懷胎十月到產後恢復，從微觀層面的心理波動、產前產後抑鬱，到與原先的社會角色逐步剝離，以及此後再度融入時經歷的重重困難——卻鮮有人提及，也不允許被提及。這些艱難困苦往往被自然化（naturalized），仿佛因為它們是成為母親這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女性就理所應當承受並且毫無怨言。
時隔十八年，這本書的中文版與中國讀者見面。這無疑是重要的。2018年8月，陝西榆林一位產婦從五樓分娩中心墜下，此前她因無法忍受疼痛而多次癱軟在地。在無痛分娩在國內推行的第10年，多數人仍對此項技術抱有諸多偏見和誤解，並認為忍受疼痛是女性成為一個合格母親的第一步。而就在本月8日，微博上一位知名博主“顧硬硬”還發表言論稱，相關法律法規應該把入職不足兩年就懷孕的女性列入黑名單。如此一來，便可以避免想回歸家庭的女性佔企業的便宜，同時也可避免真心想在職場打拚的女性幫前者背黑鍋。
從懷孕到分娩，從生殖到養育，整個中國社會對於母親以及母職仍然懷抱著過高的期待和過度的憧憬。一旦子宮中植入另一個新的生命，作為女性身體本身的價值就退居二線，身體開始淪為生育工具，個體的欲望、情感、痛苦甚至掙扎在新生命面前都微不足道。隨著女性的生育職能逐步明晰，她們原本的工作與事業也被默認為不再重要。父職的極端缺席也讓很多母親經歷著“喪偶式育兒”，職場和母職兼顧，對於女性而言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正如蕾切爾在書中所言：“事實上，沒有言語可以表達從女人或男人變為母親或父親所經歷的變化有多麽巨大；由於缺乏明確聲明，這一話題充斥著妄想與幻想、誤解、誇張與低估，從人類會話的總體趨勢中分離出來，於是為人父母這件事並非一種轉型，而是一種叛逃，一種政治行為。”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傅適野，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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