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擴大內需戰略基點需要體系化政策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元春

　　近年來，中國和全世界的供需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當中國成為世界製造的中心，告別了過去的短缺經濟，總量的過剩和結構的不匹配性成為當前經濟升級轉型調整面臨的很大問題，在全球經濟下滑和疫情衝擊的背景下，我們自然想到要通過擴大內需來尋找新的宏觀平衡，通過以國內大循環的疏通和升級來重新構建國際競爭新優勢。

　　全世界各國都在采取紓困政策、量化寬鬆、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進行提升，這是全球的共識，也是時代的潮流。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中國在這種時代潮流裡，所做的政策和戰略比世界通用做法要更深刻。

　　中長期與短期政策相結合的體系化戰略

　　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的需求側管理以及擴大內需的戰略，並非像歐美國家采取的一次性短期刺激，而是從戰略層面和中長期層面來考慮問題，長期、中期、短期戰略相結合，從總量、結構、產業和需求相配套的角度頒布政策。

　　首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收入水準要有效提升，做到與GDP增長同步，要實現共同富裕，在收入分配上把文章做足，收入水準的提升是硬道理，是消費提升的前提。

　　第二，供需要有匹配，不僅要讓老百姓手裡有錢，還要讓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有結構相適應的供給，使需求體系更加完善，而不至於有些環節和層面出現過剩或者不足等結構性的扭曲，對消費潛能的釋放造成壓力。

　　第三，保障低收入群體和受疫情衝擊嚴重的群體的生活水準，使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出現過大的波動。因此我們進行消費的短期救助和刺激，也具有必要性。

　　可見，我們在新發展格局裡所布局的有效需求、管理政策、擴大內需的戰略包含了中長期的收入分配政策、中期的產業政策，就業政策，區域政策和短期的消費啟動、補貼、救助的政策，是體系化的，不能簡單理解成僅對於居民救助和消費刺激的層面。

　　供給和需求應具有動態適配性

　　為了促進國民經濟循環的健康發展，我們不僅要在供給端做足文章，同時要配合以需求側的調整，需求的管理是我們擴大內需戰略最重要最基礎性的戰略舉措。

　　需求側管理，對應的就是供給側管理。我們一般談的短期宏觀調控主要是在需求側進行管理和調控。在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體系裡，短期需求側管理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短期投資和消費通過補貼、轉移支付和降低利率等方式進行擴大，這只是一個層面。需求側管理還隱含著需求側的制度改革，蘊含著需求側的整體運行機制的改革和調整，也蘊含著與需求結構相對應的一系列結構性的變化。

　　第一，我們要通過收入分配體系，特別是通過初次分配的改革，使國民收入的大蛋糕在民眾中間的比重有所擴大，並要有一個黃金分割比例，不是說積累的越多越好，消費的越多越好，這需要我們在收入分配上做出更大的調整。

　　第二，我們的消費服務體系要按照消費群體分類來提供精準的與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從而降低民眾消費所面臨的高成本。比如這幾年農村消費增長速度很快，很重要的是電商技術、線上銷售渠道向農村全面進行下沉，廣大農村能夠用很便宜的價格購買到城市的時尚商品，使農村的消費潛能得到很大釋放。比如對於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的供給的提高，使很多中產階層不需要購買建案，而通過公有產權的形式大大降低居民債務率的上升速度，從而使居民在購房上的資產支出和與房地產相關聯的支出能夠得到很好的替代，並且轉換成其他的消費基金。

　　簡單通過擴大房地產市場來實現擴大內需是飲鴆止渴，會成為國民經濟循環暢通最大的堵點。要加大城鎮化過程中對於中低收入階層住房的扶持，在進行房地產調控中，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應，市場軌和政府軌要兩軌並行，這對未來經濟的提升和消費能力的釋放，對大量資金能夠用於研發和技術創新至關重要。如果一個國家最有錢的人是房地產商，而不是進行商業模式和技術革新為民眾基本需求提供更好服務的人，那這個社會的進步將受到強大阻礙。

　　消費提升所指的，第一是老百姓有錢消費，第二是願意消費。這涉及總量和結構問題，以及整體收益問題和消費成本問題。我們在政策層面要齊頭並進，不是簡單給居民發消費券就能夠啟動消費。需求側管理需要總量與結構的搭配，需求側和供給側的搭配，制度改革和管理方式的搭配。

　　也就是說，我們要真正擴大內需，要真正使我們超大市場的潛力能夠進一步的挖掘，能夠使供需進一步平衡，在這種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引導需求的動態平衡中，這種需求政策拘泥於我們過去逆周期調整層面的短期宏觀政策刺激，就必須要從制度層面、機制層面、體制層面、一攬子政策的幾大層面上來共同做文章，使我們的內需潛力得到釋放，使我們內需所面臨的一系列的扭曲問題得到解決，使我們在供給和需求動態平衡中，真正的打通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各個環節所面臨的斷點堵點。

　　什麽才是高質量的內需？

　　第一是動態平衡。必須要與供給側有一個適配性，如果在當期總量不平衡，可能會產生蕭條，通脹。這對於經濟的可持續性會造成很大衝擊。

　　第二是消費和投資之間要達到良好的匹配性。比如過去對鋼鐵水泥等行業直接刺激從而畸形發展，導致這些行業發展構建在一個泡沫經濟之上，就會出現很嚴重的未來的產能過剩。此時動態平衡就要有所管控和調整。

　　第三是內需和外需的匹配性也非常重要。擴大內需不意味著不擴大外需，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更需要開拓國際市場，要與內需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以及國內技術的自給自足、自我控制力的提升作為基礎，而不是貿然進行全球投資。如果沒有技術上的可控性和產業上的長板，沒有與交易者進行博弈的砝碼，貿然進行全球布局就會出現問題。內需的總量和結構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也要動態平衡，是國民經濟循環暢通的幾大前提，也是我們衡量內需高質量的幾個標準。

　　如果把視野放窄一點，內需最好的衡量方式就是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能夠得到滿足，這是衡量內需最好、最直接的指標。

　　擴大內需需投資消費雙驅動

　　在目前的發展階段、發展環境中，需求不足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問題。由於需求不足，就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的一些內生動力不足，導致我們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適配性逐步降低。所以我們單純通過供給側改革，很難形成新動能和良性的國民經濟循環。而擴大內需很重要的一個落腳點是我們要真正構建起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不是簡單地把投資降低，把消費增加，而是在擴展內需的同時，使我們的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有一個動態的適配性，能夠使我們的新發展格局從過去的兩頭在外、以外出外、以外出內，把落腳點放在國際大循環的戰略，轉向以國內大循環作為主體，把國內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關鍵。

　　對中國來說，消費是基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滿足國內民眾的消費是我們政策的出發點，但要想更好消費，特別是當前消費和未來消費，很重要就是把握住投資。所以在需求側，擴大內需不僅要依賴消費需求，還要依賴投資。

　　但投資具有雙面性，在當前是一個有效的需求，但當投資項目完成後，就會轉化成供給。因此通過擴大投資來擴大內需，在動態平衡上要關注，如果某一期投資過分擴大就會導致產能過剩，供需不平衡，這種現象在過去十年裡曾出現過，刺激了很多行業產能，出現了結構性過剩，導致債務高築、產能過剩、需求乏力，最後經濟持續疲軟的嚴重後遺症。

　　因此，我們在擴大內需過程中，要考慮到動態平衡，考慮到投資驅動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投資對於中國宏觀需求側的穩定很重要，但也要認識到動態平衡所帶來的衝擊。

　　擴大內需下的行業機會

　　從人類歷史來看，供給創造需求，供給引領需求。

　　在產業上的跟蹤，首先要跟蹤供給面的變化，第一是技術革新，第二是技術革命的基礎上進行產業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組織創新。第三是根據一些需求的特性所進行的產品模式、產品設計的創新。這些創新都會產生創新紅利，也往往是贏得超額利潤很重要的切入點。因此在關注產業層面時，需求是短期利潤的所在點，但需求本身又是一個變化。

　　需求也會引領供給，但不是在創新層面的引領，是在商業模式層面的引領。所以供需之間的動態平衡很重要。根據不同層面的需求和潛在的需求市場提供新的商業模式，最為明顯的，90年代中後期和新世紀這幾年，在中國進行的對國外互聯網模式的複製，在短短幾年走過了別人十多年的過程，這裡面有大量的組織創新、產品創新和管理模式創新。

　　第二，對於供求之間的動態關係有一個很好的理解。比如大家都認為鋼鐵是夕陽行業，但是在2002-2007年，很多鋼鐵企業利潤增長，產生了很多鋼鐵大王，百億級富翁。這是全球化產生的集聚效應。而在2020年鋼鐵水泥同比增長很快，這和政策層面有很大關聯。

　　比如芯片產業，我國對其的需求量很大，每年進口需要花千億美金的外匯儲備，但由於中美貿易衝突，出現了“卡脖子”的技術難題，只能自己來做。這導致我國2020年一年產生芯片新項目上千個，投資資金上兆，這是好故事還是壞故事？會對哪些行業產生刺激？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此外，我們也會對六穩六保、穩消費等一系列政策做一個延續，會持續在汽車下鄉等舉措上進一步頒布政策，以便於中低收入階層來購買汽車，進行消費。所以在城市基礎設施、配套的汽車消費的公共品的提供上會加大力度，這些變化都會對不同階層帶來很大的影響。

　　本文為《中國經濟評論》雜誌原創文章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