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村上春樹極少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父親，他的作品中也鮮少出現父親形象。
最近，他突然把一切的緣由向公眾攤牌了：
這些都寫在他新發表的《棄貓——提起父親我要講的事》一文中，刊登在前天發行的日本《文藝春秋》雜誌上。
當中披露的，有村上的父親參與日本侵華戰爭的往事。
在村上還在讀小學時，他的父親向他描述過一位被斬首前臨死不懼的中國戰俘。
村上說，幾十年來，他一直懷疑父親參與了南京大屠殺......
文章還透露了村上因為介意父親的這段經歷，而導致沉重的父子關係。
村上說，他和父親關係疏遠，“曾經有20多年沒有見過面”......
下面是Lens （公眾號：WeLens）對這篇文章要點做的梳理，並通過村上以往的作品和訪談，更清晰地看到他對侵華戰爭和父子關係長期的心結。
0 1
“中國士兵知道自己即將被殺，靜靜坐在那裡”
村上的父親每早有念經的習慣。
“小時候，我曾問過他，是在為誰念經？他說，是為那些在二戰中死去的人們，為那些陣亡的戰友和曾是敵人的中國人。除此之外，父親便沒再多說，我也沒再追問。或許是當時的氣氛使我無法繼續追問。但其實父親當時並未表現出抗拒。如果我問的話，他或許會繼續給我解釋。但我沒問。可能我體內有什麽東西阻止我這麽做吧。”
村上的父親在中學畢業後開始學佛。
原本可以延期服役，但是因為忘記辦手續，只能中斷學業去服兵役了。
一直以來，村上都想詳細調查父親的軍隊履歷，但卻遲遲沒有開始。
村上這樣解釋：
“這是因為我誤以為，他當時所屬十六師團(伏見師團)的步兵第二十連隊（福知山）。這個連隊因南京淪陷時最早進城而揚名。我一直疑慮，父親可能跟隨這個連隊參與了侵略南京的行動，這使得我害怕面對父親具體的從軍經歷。但是後來我發現父親是1938年8月參兵，所屬的是同軍團的輜重兵十六連隊，而步兵第二十連隊早在1937年12月因首先攻下南京而揚名，也就是說父親並沒有參與到南京戰爭中。這讓我如釋重負，心中一塊巨石終於落地。”
村上的父親是特務二等兵，當時主要負責補給和警備任務。
他參與過河口鎮附近的追擊戰、漢水的安陸進攻戰、襄東會戰。
村上是這樣描述他的父親的入伍生活的：
“當時軍隊並非完全機械化，燃料供給不足的部隊，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馬。所以父親所行進的距離，無疑是一段艱苦的路途。戰場上缺乏補給，糧食彈藥漸漸耗盡，衣服也變得破破爛爛，情況十分嚴峻。又因為牙醫人手不足，很多是並飽受蛀牙困擾。日本想以如此有限的國力，征服廣闊的中國大陸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武裝控制了一個有一個城市，想要一直佔領所有地區，是不可能實現的。”
正是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疑似發生了虐殺中國人的暴行......
“有人直截了當地承認，在這種狀況下發生了一些令人遺憾的虐殺行徑。但也有人完全否認這段歷史，強烈表示這些純屬虛構。但不管怎樣，我父親二十歲時作為輜重兵被送往的，就是這樣一個血雨腥風的中國戰場。”
在這裡，村上特別複述了從父親那兒聽到的一個中國戰俘的故事：
“父親有一次提起，自己所屬的部隊還負責過中國戰俘的處刑。我不知他為什麽要告訴我這個。因為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又缺乏來龍去脈，所以這段記憶在我腦中孤立存在。我當時正處於小學低年級階段。父親只是淡淡地講了講處刑的情形。中國士兵即使知道自己即將被殺，也不鬧也不怕，只是一直閉著眼，靜靜坐在那裡。然後被處決了。父親說，他對此不由得欽佩。恐怕直到他去世，都一直對被斬首的中國士兵抱有深深敬意。
我不清楚，父親是否只是站在一旁看同隊士兵執行處刑，還是深入參與到執行行動中。如今已無法確認，是我的記憶模糊了，還是父親的表達本就比較含糊。但是無論如何，我敢肯定，這些對他來說是個永遠解不開的心結。
這個時期，在中國大陸，很多士兵已經對殺人感到麻木，命令新兵和替補兵處刑中國戰俘的事情並不少見。吉田裕在《日本軍士兵》裡寫這樣寫道：“1938年末到1939年，藤田茂任騎兵第二八連隊隊長，他回憶說，當時他對連隊的所有將校訓話說，‘讓士兵適應戰場的最快的方法就是讓他殺人，要鍛煉他們的膽量。為此，你們最好使用俘虜，因為4月份計劃增補新兵，所以必須盡早製造機會，迫使新兵熟悉戰場’，‘比起槍殺，刺殺的練習更有效’。”
殺害無法抵抗的俘虜，當然是違反國際法的非人行為，但是對當時的日本軍隊來說這些卻是理所當然的。捕獲戰俘後，日本作戰部隊不可能慢條斯理地照顧戰俘。1938年到39年，正是父親作為新兵被送上中國戰場的時候。如果下級士兵被強迫殺害戰俘，絕不是什麽不可思議的事。”
這段回憶不僅折磨著父親，也影響到了兒時的村上：
“父親的這些回憶——用軍刀砍頭的殘忍畫面——折磨著當時年幼的我。我如同親身經歷了一般。換言之，長期壓在父親心頭的重擔，由作為兒子的我部分地繼承了。
父親幾乎不太講戰場的經歷。無論是自己親自下手的，還是親眼所見的，恐怕都不願再回憶或提起。但大概這件事讓他覺得，縱使會在彼此內心都留下傷痕，也必須以某種方式告訴繼承著血緣的兒子吧。”
0 2
和父親20多年沒見面
1939年8月，村上的父親完成一年的兵役後回到了學校。
在校期間，他創作了這樣一條俳句：“逗著鹿/唱著歌/希特勒青年團”。
村上據此猜測，這可能是在納粹青年團對日本進行友好訪問期間所寫的。
那時，德國在歐洲戰場還處於優勢地位，日本也還未陷入對英美戰爭。
村上說，遠方戰場上的血腥空氣與俳句中的鹿形成的對比讓他印象深刻。他推測：
“彼時還開心地訪問日本的納粹青年們，說不定在那不久之後就都戰死在了嚴冬的東部戰場上。”
兩年後，村上的父親畢業了。
卻因為受到臨時召集，再次返回了戰場......
“但在受召集的僅僅兩個月之後，11月30日，父親突然被免除兵役，回到日本。事實上，11月30日正是珍珠港突襲前8天。如果到了日美開戰後，父親就不可能這麽好運了。
父親說，這其實多虧了一個上官。當時軍官把父親叫來說，‘你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生，精進學術，比在部隊更能為國效力’，於是免除了他的軍務。但是我調查了京都大學學生名單，父親是1944年10月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專業，所以‘你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生’是不可能的。可能我記錯父親的話了吧。”
總而言之，村上的父親避開了隨後爆發的太平洋戰爭。
根據村上查到的資料，他的父親所屬的軍團原本共有1萬8000名士兵，到最後僅剩580名，戰死率超過96％......
“父親說自己是‘撿回條命’，恐怕就是因為看到了第五十三師團末期的慘狀吧。但是那些戰死在菲律賓的戰友在他腦海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如果父親走上不同的命運，和曾經所屬的十六軍團一起被送往菲律賓，戰死沙場了，我就不會存在在這世上了。雖然對我而言這是幸運的事，但是只有自己一人生還，曾經的夥伴都在遙遠的南方戰場殞命，這對父親來說恐怕是巨大的痛楚和深刻的精神負擔吧。想到這些，我現在完全理解，父親為什麽每天清晨長時間閉著眼用心誦經了。”
戰爭結束了。但戰爭帶來的影響在父親結婚後也依然殘留著。
村上從母親那兒聽到了一些父親年輕時的軼事：
“據母親說，父親年輕時候的生活頗為荒亂。可能是因為戰爭帶來的苦痛還殘留在體內，也可能有人生路被打亂後的懊惱。據說，他經常喝酒，甚至有時會打學生。但隨著我長大，他的心性行為逐漸溫和下來。雖然也有時會很陰鬱，心情不好，喝個爛醉，但是並沒有給作為兒子的我留下任何不愉快的記憶。也許他的萬千思緒都在自己內心靜靜沉澱了，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平複內心波瀾後的他。”
在村上長大後，隨著自我意識逐漸加強，他和父親的心理隔閡也越來越大。
有一次因為一些摩擦，兩人最後幾乎斷絕關係。
“我們二十多年沒見過面，只要沒有萬分重要的事，絕不說話，一直沒有聯絡。再次見面就已經到了父親去世前不久了。
那時我已經快60歲，父親也迎來了90歲。因為糖尿病和癌症，他瘦得像是另一個人。在他生命最後的短暫時間裡，在一段笨拙的對話後，父親和我之間終於達成了某種和解。”
不久，村上的父親就去世了。
在文章的最後，村上分享了自己對生命的偶然與僥幸的感悟：
“不管怎樣，在我這篇極其個人的文章中，最想說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平凡的兒子而已。這是再普通不過的事實了。但是深挖這個事實，就會明白，實際上這不過是一個偶然存在的事實。歸根結底，我們無非就是把偶然誕生的事實誤以為是獨一無二的事實的生物吧。
換句話說，我們不過是向著廣袤大地落下的無數雨滴中無名的一滴。但是，每滴雨水都有自己的思想，每滴雨水都有自己的歷史，每滴雨水都有繼承的責任和義務。”
0 3
“南京大屠殺的四十萬和十萬的區別在哪裡？”
讀過村上作品的人都會發現，他的書中，很少有父親登場。
偶爾出場，也都是對孩子造成巨大傷害的負面形象。
《且聽風吟》對主人公的雙親點到為止。
《挪威的森林》，我們壓根不知道渡邊的父母是誰。
《1Q84》中，深繪裡的父親是邪教領袖，而女兒是反抗邪惡力量的存在。
《海邊的卡夫卡》中更是觸及“弑父”......
可見村上對父親的心結糾葛之深。
但作為父親戰爭記憶的繼承者，村上其實一直深受父親影響。
比如對中國的感受，就是這種繼承的體現。
因為父親在中國侵略的往事，村上說自己至今都不吃中國菜。
在他的作品中，“中國”也反覆出現。
“不知為何，死使我想起中國人。”
這是村上春樹早期短篇小說《去中國的小船》中的一句話。
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曾分析，這篇小說“記錄的是敘述者如何對他生活中邂逅的幾位中國人開始懷有一種負罪感的過程”。
除此之外還有：
《且聽風吟》中，主人公和酒吧的中國人老闆聊到了戰爭結束後死在中國上海郊外的叔叔；
《尋羊冒險記》中羊博士要去滿洲進行實地考察；
《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的業餘興趣是閱讀關於30年代滿洲鐵道相關書籍，男主人公天吾的養父則是戰後返回日本的滿蒙開拓團成員......
對於這個現象，村上本人曾經這麽分析：
“我自己也很奇怪，為什麽小說出現的不是韓國人，而是中國人。
我只是把我的記憶影像寫出來而已。
中國對我而言，不是想寫而刻意去想像，中國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記號。”
另外一個明顯受父親經歷影響的，是貫穿在他多部作品的反戰思想。
在2017年出版的《刺殺騎士團長》裡，借著主人公之口，村上直接表達了自己對南京大屠殺的想法：
“是的，就是南京大屠殺。經過一番激戰後，日本軍佔領了南京市內，並在那裡殺了很多人。在被殺的人群中，有的是和戰爭相關的，也有激戰結束後殺的。當時，日本軍因沒有余力來管理戰俘，於是便殺死了大量的投降士兵和普通百姓。儘管關於確切的死亡人數的問題，歷史學家之間還存在著爭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無數被迫卷入這場戰爭的市民們，也都被無辜地殺害了。有人說死難者人數是四十萬，也有說是十萬的，可是這四十萬和十萬的區別到底在哪裡呢？”
村上還曾在書中把許多日本人喜愛的昭和年代稱做“那個黑暗的年代”。
除此之外，一直以來村上都身體力行地宣傳著反戰思想。
今年巴黎舉辦的一個讀者交流會上，村上就說：
“傳達正確的戰爭歷史是我們這一代應該做的事。有一些勢力試圖把隻對本國有利的事情告訴年輕一代，我們必須對抗這些勢力。”
對於這股“要對抗的勢力”，村上的觀點總是很直接、明確，從不曖昧。
譬如，在他數年前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時，就曾經這樣描述一些日本人眼中的侵華戰爭：
“戰爭之後，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人做錯。
沒有人為1945年結束的戰爭負起真正的責任，也沒有人為2011年福島核電站事故真正擔負責任。
從根本上來說，日本人民似乎不認為他們同時還是攻擊發起者，這一傾向變得愈發明顯。”
這樣的立場在右翼勢力強大的日本很容易受到攻擊。
不少人罵他是“反日”，還集體抵製他的作品。
但他毫不理會。
父親去世隔年，村上在耶路撒冷做了那個著名的《高牆與雞蛋》的演講。
演講中的提到父親的部分放到今天，突然有了更深厚的閱讀背景。
那段演講是這樣說的：
“我的父親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歲。
他是個退休教師，也是個兼職僧侶。在研究生院就讀期間被征召入伍，參加了中國大陸的戰鬥。
我小的時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飯前向佛壇獻上長長的、深深的祈禱。
每次看見父親祈禱的身姿，我都覺得那裡似乎漂浮著死亡的陰影。
父親去世了，其記憶——還沒等我搞清是怎樣的記憶——也徹底消失了。但是，那裡漂浮的死亡氣息仍留在我的記憶中。
那是我從父親身上繼承的少數然而寶貴的事項之一。”
這當中提到的”死亡“想必也包括那名臨死不懼的中國戰俘，以及村上的父親在太平洋戰爭中死去的同伴。
然而，這些從父親那兒繼承來的痛苦的記憶，卻在兒子身上逐漸化為了某種堅定的東西。
也是在這裡，我們聽到了那句敲打了無數心房的名言：
“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編輯：WeLens 陣內鸚鵡翻譯：王乙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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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貓を棄てる—父親について語るときに僕の語ること，「文芸春秋」６月號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584S8TM58UCVL00W.html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1695640V20C19A2CR0000/
https://japanese.joins.com/article/205/192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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