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如村上春樹一樣正視侵華暴行

村上春樹公開父親曾是侵華日軍

最近，村上春樹以《棄貓，提起父親時我要講述的往事》一文，第一次在日本“令和時代”以公開文章的形式與大家見面。

這篇刊登於《文藝春秋》雜誌的隨筆一經發表，中日內外都引起不小的震動。

微博新聞發出，#村上春樹公開父親曾是侵華日軍#就登上熱搜首榜，點讚量超過十萬。

這雖不是村上春樹第一次談及父親與戰爭，但卻是他第一次以公開成文的形式，公布了其父曾是“侵華日軍”的事實。

這篇隨筆是以與父親一起去尋找丟棄的貓咪，回家之後意外發現貓咪自己先跑回來的事作為開篇，原本輕快的筆觸，卻在講述到父親時，發生了變化。

村上春樹的父親名為村上千秋，1917年出生於京都，是當地一家寺廟住持的第二個兒子。

從1938年起，村上千秋一共被征兵入伍了3回，參與多場侵華戰爭。雖然父親鮮少與村上春樹談及戰爭的經歷，但村上春樹一度懷疑自己的父親曾屬於侵華日軍進攻南京的部隊，參與了南京大屠殺。

為了弄清楚真相，花了五年調查此事的村上春樹，不僅查閱從軍記錄，還通過各色人士的講述還原父親的故事。當最終發現父親並不屬於參與南京大屠殺的部隊時，村上春樹在文章裡寫“我感覺像終於放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

戰爭所帶來的精神創傷，在村上春樹看來，不僅纏繞在父親的靈魂深處留下沉重的疙瘩，也從幼年起就刻在他的心上。

歷史打下的烙印，讓他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始終疏離——20年以上，沒有見過面。直到自己父親去世之前，兩人才做出了和解妥協的舉動。

不僅如此，這種創傷也讓他至今仍拒絕中餐，也拒絕孕育後代。

在《伊恩?布魯瑪探訪日本——從村上春樹到廣島》一書裡曾記錄到，還在孩提時期的村上春樹，就被父親在中國的殘酷經歷深深影響。他不知道那些經歷是父親親眼所見，還是父親親自下的手。但這種悲傷一直延續至今，他說“也許，這是我不能吃中餐的原因吧。”

伊恩·布魯瑪問：為什麽不向父親詢問更多中國的經歷呢？

村上春樹答：我不想問。父親心裡，一定留下了傷疤，也是我心裡的傷疤。我和父親合不來。我沒生孩子也許與此有關。

這種血液裡流淌的歷史記憶，讓他沒有辦法再通過孕育生命的方式，重複一遍基因裡的戰爭體驗所帶來的痛苦。

無論是《奇鳥行狀錄》，還是《刺殺騎士團長》，都是村上春樹對於戰爭的自我表達。

1995年出版的《奇鳥行狀錄》，是他第一次在小說裡正面描寫日本對亞洲的殘酷罪行。

新書《刺殺騎士團長》裡，更是直接提及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發動的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對歷史的正視與反思，一直貫穿在村上春樹的創作理念裡。就如他在安徒生文學獎的演講裡所說：

不管我們為防止入侵者而建造的牆有多高，不管我們以何種方式排除異族，不管我們如何為符合自身利益而改寫歷史，我們最終換來的只會是損壞和傷害自己。你必須耐心地學會和你的影子共存共處，並警惕地仔細觀察影子。

“歷史乃是之於國家的集體記憶，將其忘記或偷梁換柱是非常錯誤的。必須同歷史修正主義動向抗爭下去。”

他始終以小說家的身份，用故事對抗著“歪曲的歷史”。

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侵華導演小津安二郎

然而，並不是所有日本作家都具有如此人道主義的反思立場。

三島由紀夫，就是反面代表之一。

1955年問世的《牡丹》一作，便是最好的例證。

這本在日本島內收獲許多好評的書，講述的是一位曾經參加侵華戰爭的老翁的故事。

孤僻年邁的他，除了喜好百株牡丹外，別無所好。在他眼裡，每一株牡丹花都象徵著他當年所殺害的一位中國姑娘。

三島由紀夫筆下的老翁不但沒為當年的惡行感到悔恨，反而用牡丹作為隱喻，不斷去美化這場暴行。

這位極度崇尚武士道及軍國主義的作家，最終選擇了切腹自殺。但他在文字裡為南京大屠殺的“辯護”已成無法磨滅的事實。

包括，大家都十分熟知的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亦是侵華戰爭的一員。

當時已經在日本電影節頗有名氣的他，入伍這一舉動，無疑鼓舞了許多年輕人。東京文化界還為此舉辦了告別宴會，為他送行。

文化名人對“天皇”的效忠，自然成了日本政府的推崇。而令人詫異的是，能拍出如此風輕雲淡電影的小津安二郎，在面對戰爭時竟然能夠如此“心平氣和”地把經歷記錄在文字裡。

在《小津安二郎與戰爭》裡記述道：

看到這種中國兵, 一點不會想到那是人。就像什麽地方都能看到的蟲子。從他們身上無法承認人的價值, 只不過是狂妄地反抗的敵人, 不,看上去就像是個什麽東西, 再怎麽掃射（他們），也心平氣和。

小津在中國戰場歷時一年零十個月，在他的回憶錄裡，幾乎找不到他對這場戰爭的悔意。他甚至把殺戮當做是電影，把這種極具衝擊的殘忍畫面當做是戲劇化的誕生。

他平靜地寫道：砍人也和古裝片一模一樣。一砍下去, 那人一動不動，然後啊的一聲倒下，戲劇正巧就是這麽考慮的呀。我居然會想到這種事。

雖然我們無法否認小津安二郎電影作品的偉大，也無法否認他的作品裡並未有任何軍國主義的美化，但他在戰爭裡的行徑，卻是真真實實在這片土地上演。

良知的堅守者

當然，除了這些暴行的推崇者，仍有對良知的堅守人。

在面對侵華戰爭歷史問題上，還有兩位比較值得提及的日本作家。一位是石川達三，一位是大家都熟知的大江健三郎。

石川達三的小說《活著計程車兵》，於1938年寫成，是戰時日本國內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真實記錄日本侵華戰爭的紀實文學作品。

當時石川達三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記者到華中參訪，隨軍參加了日軍進攻南京的全過程。回國後用12天時間完成了《活著計程車兵》。

因為這部作品揭露了日軍殘酷屠殺我國人民的暴行真相，以及日軍士兵的厭戰情緒，石川達三被判處監禁4個月，緩刑3年。

大江健三郎也對此說道：

東京大學的學生被一批批送上戰場，這些學生是懷著所謂的愛國心走上戰場的。可那是什麽樣的愛國心呢？是一種封裝的愛國民主，是在份理性想像力嚴重缺失的情況下，在錯誤的戰爭中侵略其他國家的所謂愛國心。

作為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也在反戰的思想裡，正視著日本侵華的事實。他提到“日本軍隊去中國，在南京殺了那麽多人，日本給亞洲各國都帶來慘重的戰禍。”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裡一直有大量的反戰思想，隨筆集《廣島劄記》就是他多次到廣島調查遭受原子彈爆炸慘狀後的記錄。

於2006年，大江健三郎還來到南京，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已經71歲高齡的他，在全程參觀中一言不發，只是不停點頭。

後來他說：

南京大屠殺不僅是日本軍部乾的，也可以說是日本政府、士兵、百姓乾的，總之一句話，是日本人乾的。因此，日本人應當承擔起這個責任，應當好好反省這段歷史。

在日本戰後的道路上，不乏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們。比如大江健三郎、比如村上春樹、比如宮崎駿（多次表達日本應該正視侵華歷史）等等。

包括在《見字如面》第三季裡，那封日本老兵大島中典的懺悔遺言：

我對不起被我殺害的中國女人和男人們，以及他們的家人，我罪該萬死。幾十年前在中國境內，我幹了一個日本軍國主義士兵能乾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飾，因為那是一場侵略戰爭，我們去那裡就是去製造罪惡的。

是的，這世界有許多遲來的懺悔，但從來沒有多餘的懺悔。

村上春樹選擇在“令和時代”的第一篇文章裡公開自己的立場，無疑是一種勇氣、正義與良知的彰顯。而對抗戰爭與暴力，也成為他作品裡的重要主題。

在許多日本文人仍用一隻語焉不詳、甚至刻意粉飾的方式面對這段歷史之時，這些敢於勇敢站出來揭開真相的鬥士，是秉持著人性深處的光芒與良知。

用村上春樹最新發表文章裡的一句話結尾：

我們只是向著廣袤大地落下的數量眾多雨滴中無名的一滴。每滴雨水都有自己的思想，每滴雨水都有自己的歷史，繼承（歷史）是每滴雨水的責任和義務。